19世纪后半期,早期中国文明西来说一度流行,且演化出多个版本。英国汉学家斯密的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亦是其中一家之言。
若将其观点置于19世纪东方学研究的背景中可以看出,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代表了西方人试图通过民族学研究,将中国文明这个分支接入人类整体文明史的一种尝试。
随着东方学的兴起而逐渐繁盛的近代民族学,就这样被以一种不怎么恰当的方式应用到了对中国的研究当中。
从斯密运用民族学方法对上古中国历史进行的重新解读中,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汉学研究所带有的浓厚的民族学色彩,以及来自东方学的影响。
在今人对近代汉学的研究中,英国人斯密的名字似乎早已被淡忘。《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对他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英国人。早年来华,1887年应山东巡抚聘,测量运河北段,后来有调查山东和四川的煤矿资源。金氏旅居上海多年,汉学有相当基础,常在亚洲文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著有《中国铜钱与茶叶贸易》(1868年),《中国内地的交通和欧洲的交通》(1893-1894年)等等。”
事实上,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此人是汉学界的活跃分子,上海皇家亚洲文会的骨干,一度担任过会长。
他所提出的中国文明雅利安起源说,试图用近代民族学的方法解释中国文明的起源。
这一如今看来颇有些怪诞的解释却折射出19世纪东方学在思想和方法上对早期汉学研究的影响。
页面更新:2024-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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