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交锋丨历史哲学写作何以可能——对诸师友批评的回应（一）

《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的“优秀青年学人支持计划”，协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8年初召集了一次会议，主题为“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暨施展新著《枢纽》学术研讨会。会议上邀请了历史学、民族学、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的国内相关领域知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非常感谢诸位师友在会议上对于拙著《枢纽》的谬赞与批评。这些批评可以督促我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思考，更可以在互动讨论中打开一些新的问题域，这也是我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将分别把诸位师友的观点和我的回应连载出来，分享给您。今天我先来针对第一类质疑，也就是“在基础方法论层面”的批评做出回应。

有几位老师在质疑，我的写作究竟是历史写作还是历史哲学写作，边界似乎不够清晰，以至于经常会在实然与应然之间来回切换，伤害叙述的一贯性（包刚升提出）；如果是历史哲学的写作，那么这种写作在今天是否成为可能（孙歌、梁治平提出）；即便成为可能，是否还有比黑格尔更好的哲学框架（梁治平、王人博提出）？

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枢纽》这项研究，总体是试图解释既已发生的事实，即实然的视角，但作者不时地在叙事中加入应然的视角。问题在于，当实然与应然的视角交替运用和混杂使用时，容易在逻辑上遇到某种困顿。查看原文链接 →

孙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历史叙述除了宏观和微观之外，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第三条路，就是在形而下的层面讨论普遍性问题，而不是一定要把它抽象成历史哲学。因为如果这样，我们能够碰到的问题就不一样了。坦率地说，那些无法整合的问题，才是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任何理论都有用，但是好像它有用的部分也都有限。查看原文链接 →

梁治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我个人并不接受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式样的历史叙述是不是还切合我们这个时代，我也很怀疑。在我看来，施展的努力其实也不是在发现和阐述真理，而不过是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精神努力和探求，这种努力和探求及其发现都具有相对意义，只是特定人群在特定时空和特定社会条件下为摆脱自身困境而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尝试。查看原文链接 →

王人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该书的理论架构，而且还是实际分析的框架。黑格尔的这套范式，人们现在用得很少了。先不说超越，就是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主客关系，包括理念和客观外化，解释中国3000年历史合不合适？这是个问题。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黑格尔历史哲学是把中国的历史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没发展，说没有“进步”更准确。在这样的框架里面，中国的历史基本就被他的哲学消解掉了。而《枢纽》却借用了他这样一个思路，要把中国的历史放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去，要把中国民族理解为世界历史民族，这个处理恰当吗？查看原文链接 →

针对这一类批评，首先要明确的是，我的写作并不是历史学的写作，而是历史哲学的写作。我在研究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史实，我调用的都是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些卓越的成果，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每一颗都非常有价值，一旦找到一个好的论述框架，把它们串起来，不仅每一颗珍珠的价值都会被充分表达，并且由于它们进入到了一种结构性的观念秩序当中，每颗具体珍珠的意义也可能会发生深刻变化。这种结构性的观念秩序，就是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的写作在今天不仅仍然可能，甚至是必须的。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种自我身份的困惑与焦虑当中，无论是在对内还是在对外的层面上；历史哲学的重构，可以为克服这种焦虑提供一些必要的前提。历史哲学对于政治体的自我身份之确立有着重要作用，我在《枢纽》的“导言”中便提到，“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要基于两种理论叙事的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一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才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单纯依靠政治哲学的价值表述，无法回应共同体的特殊历史处境；单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共同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

因此，历史哲学的写作有着很强的政治性。说到这里，对政治的研究与写作，便关涉到了三种学科进路：历史哲学的写作，政治哲学的写作，以及政治社会学的写作。我先对后两种进路的学科边界加以一定的解释，再返回来讨论历史哲学，差不多就能回应包刚升所提出的拙著在应然与实然之间来回跳跃的问题了。

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起点是，搁置价值判断，先说清问题是什么，也就是实然研究。而政治哲学则是提供一套叙事逻辑，使得未定型的现实被导入某种规范化的秩序，让各种具体存在都获得统一连贯的意义和判断标准，它并不负责对现实给出一套真实的刻画与解释，但却能为现实赋予确定性，也就是应然研究。假如现实的逻辑跟政治哲学的路径不匹配，那政治哲学就只是个理想的目标，但没法解决怎么达成那个目标。此时便需要一套政治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把现实跟政治哲学连结起来。但因为政治社会学只关注现实，搁置价值判断，有可能导向某种很强的价值相对主义，所以需要政治哲学为它充当一个终极的锚，来锚准这个方向，但这个锚本身，并不负责解释现实，否则锚就不稳定了。

而历史哲学则同时兼有实然与应然两种气质。它需要在实然层面说清楚历史过程，又需要在应然层面对历史过程给出某种规范性的意义赋予，如此，方能在历史叙述中，将共同体的身份边界打造出来。所以，在《枢纽》一书的写作中，尝试以历史哲学的手法来整合我在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思考。先把价值判断、政治哲学搁置起来，从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这一系列角度，从古代到当下，把整个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尽量完整地梳理出来，然后我才能知道，哪种政治哲学的叙事逻辑有可能驯化这样一种历史逻辑；政治哲学有多种叙事逻辑，诸多派别，没有哪种叙事逻辑能适应所有历史处境。但用这样一种方法的代价是，我所调用的实然与应然的不同思考进路，有可能会相互影响对方的理论逻辑。包刚升在这个层面上提出的质疑，我是接受的，并且愿意进一步深入讨论，如何能够尽量避免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相互干扰。

由此又会有一个新的质疑被提出来，就是对于价值判断的搁置，是否能够成为可能。我的回答是，“搁置”是分层次的或者说分位阶的，在一定位阶上的搁置完全有可能，但这以在另一些位阶上不搁置为前提，否则甚至连提出问题都不可能。因为，对问题的提出，首先要有一个被提问题的对象，而对于对象的取舍，已经包含着某种价值判断在内了；在给定对象的前提下，在这个层面上，对价值判断的搁置是可能的。

历史哲学中所包含的应然性表达，还会引出一种质疑，就是它似乎是在寻找一种“历史规律”，但“历史规律”真的存在吗？我对此的回答是，历史哲学的写作不是要发现历史规律，其应然表达，会有某种似乎像是“历史规律”的外观，但这只不过和政治哲学一样，是要找出一种精神秩序，对各种特殊性加以某种规范性的整合，从而对于价值与方向给出引导与约束。历史哲学所呈现的“规律”并不指向一种实然存在，而指向一种应然判断。

那么，这种历史哲学的写作，是否一定要用黑格尔式的哲学框架呢？当然不一定，完全可以有基于其他哲学框架的写作，只不过我是选择了黑格尔式的框架。这就有必要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做此选择了，这与我对中国近代转型历史的理解有关。

近代中国的转型历史极为动荡起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代价发生在对外与对内两个方向上。从对外来说，正是外部世界的压力与冲击，启动了中国的转型历程，这也是一直自视为天下的传统中国逐渐获得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边界感，其自我意识在与世界的互动中逐渐生成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中国单方向地被动接受的过程，中国的体量决定了，西方冲击中国的过程，反过来也会在西方世界造成改变，因此这是西方、中国各自的自我意识不断地相互激发、相互生成、共生演化的过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所提到的“主奴关系”辩证法，可以提供一种宏大的视野与格局，对这样一种过程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不至于过多地偏重于抽象价值的表达，从而对历史的某些面相会有一种拒斥。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经常把中国近代史表达为一种屈辱史，然而在黑格尔式辩证法中，正是这段历史为中国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充实提供了基础。这样，我在书中就不仅仅是从具体的史实层面击穿对于近代的屈辱史叙述，也从哲学层面击穿了它。倘若屈辱史叙述不能被击穿，则中国只有与世界在绝对意义上相对抗，才能成就自身，这种叙述在当下直接就会引导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借用黑格尔式的框架，则能够在一种历史哲学的叙述中，直面中国与世界的对抗关系，并从中发现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这对当下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从对内来说，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有着各种血泪、心酸、痛苦与死亡，中华民族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很多自我撕裂。中华民族要想实现自我和解，此前历程中各种阵营与派别的痛苦与死亡，便都需要获得意义。否则，撕裂就始终无法被弥合，始终会有一部分人被历史性地甚至被现实性地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自我意识便仍有残缺，民族的自我立法过程也就仍未完成。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辩证法，可以在民族的精神生成史当中，将各种战争与死亡都整合为统一的历史进程，让它们都成为民族精神生成史当中的路标，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角度激活民族的自我意识，便都能够获得意义，上升为牺牲，从而为民族的自我和解提供一个重要的哲学路径。

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精神生成史的视角，也会提示我们另外一种历史可能性，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超级复杂的国家而言，其“身份决断应该是在一段绵延的‘历史时间’中完成，不似一般国家可以通过非绵延的‘历史时刻’而完成”。同样，“中国的制宪过程本身应该是在一个‘历史时间’中完成，而不可能是在一个‘历史时刻’中完成”。李筠、翟志勇、周林刚诸位对拙著的讨论当中，也都提到了这样一种思考，这也可视作“大观”学术小组的一个思想共识了。

民族的自我意识充实起来、精神自觉达成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自我表达为一部宪法，通过宪法，而将作为个体之宏观条件的民族精神，以及作为宏观之微观基础的个体精神，整合进统一连贯的规范性秩序当中。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整体抑或局部，若哪一个层面未曾被整合进来，则民族的精神自觉便仍未完成，它可能仍然面对着自身社会中某种形式的内在对抗性，但这种内在对抗性，却恰恰是不断向更深层次激活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基础。这个过程是一种过渡性的阶段，我们同样需要某种法权秩序对其加以规范。中国所需的这种类型的法权秩序，也是“大观”小组近年来着力思考的内容，我们目前暂称其为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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