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们不择手段地取得权势，究竟是为了什么？

导读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由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所著、时殷弘所译的《马基雅维里主义》。

迈内克在下文的书摘中探讨的主题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他强调，真正的政治不仅是“只要目的对头，即可不择手段”那么简单，它更是一种由道德理想来驯化人类固有权势欲的底层信念。

这一信念打开了政治家区别于高级政治动物的可能，作为一个普遍理想的世俗担纲者，政治家必须超越权势，才能在政治与道德的灰色地带中找到理想得以运行的依据。这一政治与道德的灰色地带所呈现的，不只是政治家们的政治世界，也是本就兽性与神性交织的复杂人性。

这样一个观察政治家和政治共同体的内部视角，对我在“得到”《施展·国际政治学40讲》的第三讲“国家观念的诞生”当中的思考，有着重要启发。

1.

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臣民是权势的源泉，统治者是权势的仆人

国家的由来可以追溯到两个源泉：一是统治者的个人权势追求；

二是臣民的需要，这些臣民听任自己被统治，因为他们反过来得到某种补偿，并且通过他们本身潜在的追求权势和生命的冲动，也滋养了统治者方面类似的冲动。

于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由人类本原的对于社会的需要而紧紧地联结在一种共同纽带之内。

所曾贏得的支配整个人民的权势有一本质特征，即要保持之，就必须行使之。

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王被迫与议会签署《大宪章》

自此开启了王在法下的政治传统

因此，自从它问世以来，它就必须是有组织的，而一经被组织起来，它就转化为一个显要的独立实体，一个最独特的存在。它必须得到照顾，必须得到服务，首先是必须得到先前追求它、争取它的人的服务。统治者转变成了他自身权势的仆人。权势本身的目的开始制约他个人，不让他随心所欲。这个时刻一到，“国家理由”就诞生了。

在这方面，有人合理地指出：虽然盲目统治出于权势的本质，但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权势肆意妄为、盲然无章的事纯属例外。盲目喷涌的权势将以自身的毁灭而告终。权势要自我维持和增长，就必须遵循某些有目的的规则和标准。因而在权势的行使中，狡黠与强制必须结合起来。

如前所述出自“国家理由”本质的那种功利性的中间立场便由此形成，它始终不断地受到原始权势冲动之自然盲目与天生张狂的威胁和诱惑，但也不断地由一种对即时情势透露的最有效行动方针的必要洞察结为一体。

这依靠的是确信“国家的必需”，它告诉统治者：“你必须如此行事，如果你希望维持那由你来照顾的国家的权势；你可以如此行事，因为不存在会导致达到这一目的的任何其他手段。”

以这样的方式，一种超个人的生命原理得以生成，它引导统治者超越他自己，但同时又总是由统治者的个人冲动和个人利益来滋养，来核准。

2.

权势与道德的纽带：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对自保、成长和善政的期待

在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中，这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在这两者间一下子就形成了共同利益，它首先有助于约束统治者的权势追求。他必须还以某种方式来为臣民的利益服务，因为整个权势体系依靠他们，而得到满足的人民，愿意并且能够履行对其的要求的人民，是权势的源泉。

然而，只是在统治体系（且不提他作为统治者的个人地位和他自己的个人权势利益）容许的范围内，他才能够为他们服务，而且一般来说也才为他们服务。“国家理由”迫使权势冲动满足较普遍的需要，但权势冲动却迫使这满足之举回到确定的限界以内。

暗夜中的曙光

一旦生成，这一超个人的生命原理就具有非凡的意义，导致越来越近地趋向于较高的价值。

现在，一个人是为某种远高于个人生活的较高实体效劳，而不再是只为自己效劳。这是决定性的关节点，结晶为较高尚形态的过程由此开始，先前至多不过是必需和有用的东西现在开始被感到还是美好的。

直至最后，国家凸现为一种旨在提供最髙生活品质的道德体制，一个民族原始冲动性的权势意愿和生存意愿最终被转化为道德上自觉的民族思想模式, 它将民族国家视作永恒价值的一个象征。这样，依靠难以察觉的变迁，统治者的隐秘玄机变成崇高的了，构成权势与道德之间的一个联结纽带。

然而，人内在的理智和道德要素在不断尽力攀登着的，正是这一对于某种更高权能的信念，它要求人的效劳和牺牲。“国家理由”观念的历史将清楚地显示这一点。

但是，这么一部历史将做的还更多：它同时还不能不显示那使人囿于物质自然的永恒束缚，显示“国家理由”那重演不息的堕落——堕落为基本的原始权势。

施展

总结一下，在第一段书摘中，迈内克要交代的重点内容是，统治者和臣民在权势层面存在一层互构关系，即：臣民是权势的源泉，统治者是权势的仆人。由他们二者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对自保、成长和善政有着共同期待，这一共同期待便构成了联结权势与道德的纽带。

读到这儿，你可能会质疑，正如我们作为个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生存欲望一样，政治家对权势的渴求也必然是无止境的，既然如此，超越滥用权势的诱惑又如何谈起呢？或者说，权势手段在什么层面以及多大程度上是必须被保持为合乎道德的，又在什么层面以及多大程度上是不能暴露在阳光下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一难题是如何困扰他的。

3.

政治家的世界＝权势与道德的灰色地带

在由国家的福祉代表的终极价值之外，还有其他重大价值，它们同样要求有权被认作无条件的。

它们当中，我们在此关注的是道德法则和正义观念。因为情况在于，国家的福祉本身并非仅仅通过权势，也通过伦理和正义来保障；而且说到底，这些东西的瓦解危及权势本身的维持。

灰暗的世界，挣扎的生命

因此可以看到，尊重道德和正义本身（一种纯粹理想主义的考虑）并非能够导致国务活动家节制自己的权势追求、限制自己对权势手段的选择的唯一动机。

因为，倘若他是依据得到透彻理解的国家福祉关怀来行事，类似的限制就会是必需的。这限制就在于一种复杂的动机，在其中理想主义考虑可以同实际的功利主义盘算两相混合。

倘若他依据国家福祉考虑—— 即从“国家理由”出发——行事，便立刻会冒出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他在这么做的时候多大程度上由功利主义观点指引，又在多大程度上由理想主义观点支配？

从纯逻辑角度看，界定这么一条界线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可能的，但在我们所知的历史上，这界线无法分明划定。在此场合，不可能理解个人行为的最深层。

结果，历史学家能做的就至多不过是对究竟哪一种动机占优势表达意见，那按照证据情况，按照我们关于其行为在此需予解释的人的性质具有的其他知识，会是更加可能或不那么可能的。

而且，假设任何人在做出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动机可能共同起作用的类似的行动之后，要真诚地自问自己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由一种动机决定，又在多大程度上由另一种动机支配，那么他在大多数场合将不得不承认不再能够清楚地区分这两种动机，不得不承认它们已极难觉察地混合在一起。

往往直到冷静的审视揭示出伦理行为的有用性和有效性之后，道德冲动才展现出来。到那时，说理想主义动机出自功利主义动机的土壤，是如实的。

不仅如此，一个人可以自我体验这个过程，但他无法精确地予以解析。在道德性质与非道德性质的感觉和动机之间，太经常地存在着混合和转化的灰色区域，而且甚至能够发生这些灰色区域占据全部空间的情况。

4.

国家的发展史＝人类权势欲的自我约束史

到此为止，我们考虑的是这样的场合：理想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动机重叠起来，防止国务活动家越出正义和伦理的界限，约束他对权势的追求。

由德国总理阿登纳和法兰西总统戴高乐引领的法德和解

然而，情势相反的时候事情是怎样的？当他与此相反，在自己的所有决定和行为中将权势目的置于正义和伦理之上, 从而根据“国家理由”来颇为具体和毫不含糊地行动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含糊难解的问题会自己冒出来，毫无二致的深不可测的转化区域会又一次出现在感觉、希望、思考和行动中。

其实，他是否真的仅仅受自我显示为一种道德价值的国家福祉推动，是否确实只由对被付托给他关照的那个国家的生存、前途和所处环境的强烈焦虑来驱使？这里是否至多只存在着互相歧异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或者，我们是否也觉察到某些非道德动机的侵入？

追逐权势是一种本原的人类冲动，或许甚至是一种动物冲动，它盲目地攫取周围的一切，直至突然遭遇某些外部障碍。

而且，至少就人而言，这种冲动并非仅仅局限于攫取为生存和健康直接所需的。人全身心地陶醉于行使权势本身的快感，并且通过行使权势来自我陶醉，欢享自己被提升了的人格。权势欲是人最为有力的本原冲动和驱使力，仅次于饥饿和性欲。

不仅如此，正是这一不止是单纯地满足赤裸裸的肉体需要的冲动，使人类觉悟到历史生活。因为，假如没有早先暴君和统治等级那残酷无情的权力攫取，连同所有与之伴随的恐怖和惧怕，本会永远达不到建立国家的阶段，永远达不到人被教导得足以履行种种需要共同承担的伟大任务的阶段。

当然，仅仅依靠此等权势斗争手段，也永不可能达到这阶段，因为还必须有某种类型的、理智和道德样式的价值概念（无论多么粗糙原始）来帮助取得这些成就。权势和道德—起建造国家，塑造历史。

然而，在每个发展阶段上, 特别是在国务活动家的行为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朦胧不清，何等疑问丛生。可以再一次问道：国务活动家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被付托给他关照的集体整体的福祉考虑制约？在此阶段上，只能给出基于直觉和生活感的概要回答。

在权势与道德、权势冲动驱使的行为与道德义务激励的行为之间，有着位于国家之巅的一座桥梁——“国家理由”，亦即关于什么是有利、有用和有益的考虑，关于国家为了不时臻于其存在的巅峰而必须做什么的考虑。在那里包藏着“国家理由”难题的巨大意义（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哲学的巨大意义），还远未得到适当的评价。

在由“国家理由”驱使的行为中，甘愿顺从权势冲动的那部分属于自然王国。一个人如此行事，他必须这样，因为这里有一种基本的力量在运作，这种力量永远不能被完全窒息，而且（像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没有它，国家本来绝不会兴起。

5.

政治家的成长史＝权势和道德的共生演化史

再者，必须本能地感到权势对于国家必不可少的国务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那里因而必定有颇为个人的权势冲动，因为如果缺乏坚强、冷酷之人的个人权势欲的这么一种襄助，国家就绝对无法成功地取得对它来说必不可少的权势。所有这些仍然寓于因果性和生物性联系的领域之内。

法兰西红衣主教黎塞留，集权势政治和道德理想与一身的政治

或许最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一领域，一个人发现那些从国家所处环境产生出来的直接的行为动机，它们确实招致了人所称的“国家的必需”。

这是国家在内外威胁面前发现自己处于其内的一种制约形势，它迫使国家采取一类很特别的防御和进攻手段。今天，一个人在这样的场合通常说国家的行为受“限制”。因而，一种高程度的因果必然性——其载体自己习惯于将它设想为绝对的和不可规避的，并且极深刻地感觉到它——是一切由“国家理由”激励的行为的部分真正本质。

然而，这因果关系过程（如我们说过的）也总是一种由目的决定的过程。这就是说，它同时还是一个目的论过程。

随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国家理由”的这个方面，价值的世界变得比较明亮了，而自然力的世界退隐到阴暗处。它臻于可能的最髙形式之际，便是不再仅仅为权势本身而追求权势之时。

相反，它只是作为获取公共福祉——社会之物质的、道德的、精神的健康——的一个手段而被追求。有一种崇高的道德目的，但与此同时，争取这目的的手段依旧是，而且必定始终依旧是残酷的和原始的。从基督教的观点看，这是屈从于原罪，而且太容易听任被误用。

然而，如果一位国务活动家感到自己迫于“国家的必需”，要去违背法律和伦理，那么他仍然能觉得自己在他本人良心的审视面前是道德上有理的，只要在这么做时，他根据自己个人的信念，考虑的首先是被付托给他来关照的那个国家的利益。因此，价值王国能够将一种使对象变得崇高的光辉，远远照入可疑的行为那最深的幽暗处。

但尽管如此，此等行为仍旧是可疑的和双重性的，因为对道德和法律的有意违背必定在任何环境下（不管激励它的动机可能是什么）都是一项道德败坏，都是伦理在同权势的伙伴关系中的失败。因此，一切由 “国家理由”激励的行为，都不断在光明与黑暗之间来回摆动。

这一摆动的中间区段就更确实地是由光明与黑暗平分秋色。

因为，“国家理由”首先特别要求政治行为高度理性与合算。它要求国务活动家应当为此在文化意义上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应当严于律己，压抑自己的情绪和个人好恶，彻底地、全身心地投入确保公共利益这一实际任务。

他还应当很冷静和合乎理性地力求弄清国家的实际利益，将这些利益同任何情绪的干扰隔开，因为如俾斯麦所言，在政治中，仇恨和报复心叫人坏事。

6.

人性＝兽性与理性的晦暗区域

至此为止，“国家理由”要求决然地从物质领域上升到智力领域，还要求一种特别合乎道德的成就，那就是做出利他主义的自我牺牲，以此为一种较崇高的任务效劳。

《蝙蝠侠》中的小丑和争议人物哈维丹特，诠释了人性的复杂

但是，绝不可能完全成功地消除情绪性的动机，原因恰恰在于（如我们已指出的）一种本原的权势冲动必然已经存在于国务活动家本人身上，因为假如没有这种冲动，他本不会恰当地履行自己的职能。要求他应当只容许这种冲动在国家的实际必要所需的范围内激励他，是很容易的。

然而又可以问，在一个个具体场合，怎么可能从一种合乎逻辑和实际的观点出发，截然区分多少权势是国务活动家和国家必不可少的，多少权势不是？

在一位胜利者作领土兼并的场合，要将“现实政治”的紧迫必需同纯粹的扩张乐趣区别开来，是多么困难，而且的确是多么不可能。在黎塞留对其国内敌手，或者俾斯麦对哈里·冯·阿尼姆显示的那种可怕的严厉之中，极少可能将国家的严酷必需同个人的报复和竞争动机清楚地区别开来。

这里又一次表现出冲动与理性之间、“国家理由”激励的行为中兽性的成分与理智的成分之间那朦胧难辨的灰暗区域。这个区域永不可能被带到光天化日之下，不管是依靠理论分析，还是依靠实际应用。

而且，我们在此所说的国家的“智能”绝不等同于较高的智能概念（伸展进伦理领域的智能概念），后者是哲学在解析内在生活的各种力量时一般考虑到的。如果“智能”去关心共同体的精神和道德美善，它就能够升华到这高度，甚至取得伦理内涵。然而，不添加新的动机，不添加情感之温馨和深切的拨动，不添加内在的热情，那就是不可能的。

于是，冷、热两者必须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上，在载体的精神中混合起来，因为“国家理由”要求一种冰冷的体温。在世界史上那些伟大的国务活动家那里，“国家理由”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而在这样的水平上，它能够取得理智力与情感力之间恰恰这一程度的非凡的紧张和统一。

但是，它具有一种自然趋势，要往回退到它自己最为本质的、“冰冷”的成分中去，将自己局限在无论何种能为国家获取的赤裸裸的自我本位利益，使自己的算计仅仅涉及这些利益。而且，国家的利益总是同时还与统治者的利益混合在一起。

于是“国家理由”不断处于如下的危险之中；变为纯粹的功利手段而无道德应用，重新从智慧沦入纯粹的狡诈，仅仅为了满足那包藏得更深、更彻底地隐蔽了的情欲和利己主义而约束表面上的激情。它能够变成纯粹的治国技巧，而且（历史地说）它起初就是如此。然而，纯粹的技巧属于自然性质的领域，那是蚂蚁、蜜蜂和筑巢的小鸟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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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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