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风来，千万地摊遍地开。

这几天，关于地摊经济的话题火了，从线上到线下，大家都在热议摆地摊。

有的人激动地搓搓小手，满脸红光，跃跃欲试；

有的人早已身体力行，冲到一线，加入摆地摊的大军；

推出“地摊神车”的五菱汽车，一天之内，股价从5亿港元变成了11亿港元。

虽然网上很多人都在玩梗，但说起 “摆地摊” ，一直都是严肃而沉重的。

摆地摊的人一般都是一些急需经济来源的失业中年人。

他们的肩上可能背负着家里的房贷，老人的药费，孩子的生活费，零敲碎打的柴米油盐煤气水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考察山东烟台一处老旧小区时说： “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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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地摊经济，有一个地方特别有名，那就是义乌。

义务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人年均收入只有88元。

这里的贫穷，主要是地理原因。

位于浙江中心的义乌，地处盆地，三面环山，这样偏僻的位置，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人出不去。

土地也贫瘠，除了易成活的甘蔗之外，再种不出其他任何粮食。

人们甚至想出了去拔鸡毛，把鸡毛铺在田地上，用这种方法了提高农田的产量。

但鸡毛太少，总是不够用，义乌人就把甘蔗榨成糖，走街串巷挑着担子，手摇着拨浪鼓，用糖去换鸡毛。

于是，在70年代走南闯北的“敲糖帮”重现江湖。

做这样买卖的人越来越多，政府还特地给“敲糖帮”发出了临时许可证， 随着做买卖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政府给“敲糖帮”发出了临时许可证，名字很有趣，叫做《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

只要有了它，乡民们就能挑着货担摆摊。 摊子里卖的东西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不仅有糖和鸡毛，还有针头线脑、头绳胭脂，之后还衍化出自制的鸡毛掸子、板刷等等。

摊子也变得越来越多，最后能有两百多个。

就这样，义乌小商品摊市的雏形出现了。

摊市的前景虽然很美好，但却容易被举报。

在那个年代，做买卖在人们的心里就是“投机倒把”的行为，生意人是很不受待见的，被街坊邻居们嗤之以鼻。

刚从衢州被调任到义乌的村委书记谢高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处理此类举报信。

有人要提倡市场经济，马上就有人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子，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子。”

右二为谢高华

更为触动谢高华的，是一个叫做冯爱倩的女人。

冯爱倩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义乌人。 1979年，发现越种地越穷的她，卖了家里10担谷子换来80元，又从信用社贷款300元，决定靠摆摊做点小生意来谋生。 她每天起早贪黑进货卖货，却被工商人员赶来赶去。

从北门街到廿三里再到湖清门，“天天抓，天天跑，抓到一次罚款1元，两三天就白干了！”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她从未想过放弃，她一个人家里有5个孩子和年迈的老母亲要养。

“日子太苦了，有一次家里没米，我借了7户人家都没借到。”

冯爱倩说，还有很多像她一样的人，被赶得没办法了，去找当地官员起诉。但音信全无。

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成了她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年老的冯爱倩指着照片中的谢高华

1982年5月的一天，她在县委机关大院门口蹲守，想拦住出门调研的谢高华，找书记讨说法，倾诉自己的遭遇。

听完冯爱倩的遭遇后，谢高华也于心不忍，轻叹口气说：“我很想帮你，但上面政策不允许摆地摊啊。” “我靠自己劳动，有什么不对？”说着说着，冯爱倩哭了起来。

谢高华想了想，下定决心：“你回去继续摆摊吧。我告诉有关部门，不赶你，也不罚你。”

之后几天，谢高华默不作声地跑去义乌乡间，连续调研了3个月，回来之后给领导层们开会： “小商品市场是一大优势，我们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事我负责，宁可不要乌纱帽！”

顶着被罢官的压力，谢高华在义乌县稠城镇湖清门划出一条长约1公里的街，鼓励小商小贩都到这自由交易。

1982年8月25日，义乌小商品市场由此诞生。

谢高华把小商品市场的第一张营业执照就发给了冯爱倩。

有了书记支持，老百姓热情高涨。两个条凳，一块门板，就是一个摊位。摊子越摆越多，一直从湖清门延长到县委大门口。

地摊，把义乌的经济彻底打活了。

湖清门市场开张不到3个月，摊位就增了一倍。

之前，义乌一个针织厂积压了价值50万元的袜子，到最后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小商品市场成立之后，针织厂在市场内设了2个摊位，短短几个月，袜子就销售一空。

1982年底，市面上已有超过2000多种小商品，有700多个商户在此经营，吸引了附近10多个省区市的采购者，年成交额有392万元，当年上缴国家税收3.8万元。

期间，时任省委副书记陈作霖到义乌视察工作。谢高华从早晨等到上午还不见人来，打电话询问时，对方却说早就出发了。

原来，是摊位太密，人又太多，省委的车一直开不进来。

义乌人的生活条件一点点好起来。

可谢高华看着路边露天的小商贩，夏天被晒得汗流浃背，冬天又冷得直打哆嗦，觉得很是心疼。

他想要小商品市场更正规。 1984年，他拿着贷来的50万，再加上县委的5万，再加上多方集资，凑到57万，在义乌火车站附近盖起了一栋占地35万平米，两层高的“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室内市场”。

义乌小商品市场，从露天地摊，进入室内。

这一次，商户们有了遮风避雨的钢架玻璃瓦棚，2000个宽敞的摊位，每天前来交易的客商超过10000人。

在谢高华的努力下，湖清门从地摊市场摇身一变，成为了正规有序的贸易商城。

义乌也从按下喇叭全县都能听见的小山沟，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小商品交易中心。

第二代小商品市场

1986年，拥有4100个铺位的城中路小商品市场开张；4年后，该市场铺位增加到10500多个。

现在的义乌，密集分布着70000多间商铺，商品种类170万种，营业面积比当年扩大了1100多倍。 就算每家店只逛三分钟，全部逛完也需要一年多。

如今，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建到第五代，线上线下商品数百万种。 数据显示，全国零售网商70%商品、批发网商80%商品，来自义乌， 当年一穷二白的小县城，如今涉外机构6800多家的“世界超市”。

2018年，义乌的GDP第一次超过了1200亿，外贸出口份额达到了全国的五十分之一，全市100名亿万富豪、5万名千万富翁。

人均GDP超过北上广，傲居全国首位。

义乌人，从地摊开始，真的富起来了。

义乌人的故事，也给了更多人信心——你看，摆地摊，也能够改变一批人的命运。

只要付出，就有回报。

2

1995年，台州一座叫临海的小城，开了一家大排档。

据说老板很实诚，对新鲜的海鲜，从不压价。

于是当地的渔民，总是愿意把最好的海鲜留给他。

24年后，它成了中国内地唯一一家米其林三星中餐厅。

这家排挡，叫做新荣记。

1997年，郑州开了一家叫做“寒流刨冰”的小店。门店很小，但里边的刨冰量大且便宜，不少人都愿意去买。 3年后，它改名叫做“蜜雪冰城”。2019年，它在全国拥有超过7000家门店。

湖南平江的特产，是大豆。

但1998年洪水后，平江的大豆锐减，万般无奈之下，平江人开始做面粉食品，生产出很多调味面筋等产品。

而一个叫做刘卫平的年轻人，就是凭借这个，开了自己的小店，慢慢地，攒够了开工厂的钱。 他创立的品牌，叫做卫龙。

倘若你翻开企业家的创业史，陶华碧摆过地摊、王石摆过地摊、马云摆过地摊——他们在这个时期，淘到了“第一桶金”，亦或是展示出了所谓的“非凡的商业头脑”。

所以，这段摆地摊的经历，只是他们创业生涯中，最微不足道的一段。

但这些人，只是极少数。

对于其他的摆摊者来说，一个小小的摊位，可能就是收入来源的全部。

几天前，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到，“我国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

在当下，摆摊是他们获取收入的唯一出路。

在“地摊经济”提出后，各种“摆摊攻略”“指南”层出不穷，甚至有人改编了《后浪》的“摆摊版”。

大家怀着戏谑的心情，喊着要去摆摊。 而那些真正靠摆摊过活的人，反而在接到城管电话之后，再三确认。

支付宝在2019年出了一个《2019中国小店经济温度图谱》的调查。

调查中显示，中国小店的数量约为1亿，包含网店、街边小店、路边小摊等，直接间接地，带动3亿人就业。

这个报告中还提到，2019年，一半的小店获得了贷款支持。

其中99%，做到了有借有还。 店不大，营业额也不多，但信誉度，奇高。

所以，“地摊经济”，不是为了“有趣”，也不是为了“烟火气”。

而是因为，所有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生活尊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VOKA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