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相信？医生见我厌食消瘦，警惕性的忠告后做个体检，查出了肾癌

医生的警惕

本来，在每年的正月底或二月初，因换季气候变化，我们都要给年迈的父亲母亲输液防病。但由于这年的冷风、冻雨、大雪接二连三，我成天冷得浑身发抖，还戴起了三十多年来都未曾戴过的口罩，为了不让父母输液时遭罪，我们就把输液的时间一推再推。

其实，也不知何因，几个月来，我越来越厌食，饭量也越来越小，人也越来越瘦，血压也在一次发烧之后正常了。我既怀疑是练气功的缘故，也怀疑是吃蚓激酶的原因。工作上，按照市委领导的安排，我们正在为一个初具形象的景区筹备一场大规模高规格的演出。

4月13日下午，我请医生到家为两位老人量了血压，听了心脏，晚上又为母亲做了心电图。医生为两位老人开好第二天的化验单之后，我说：“也给我开一张，化验一下吧。”医生询问了我近来的有关症状，翻看了眼皮，开下了五张单子。

临走时，医生问我最近可忙，我说了预先安排好的次日的事务。医生语重心长地说：“老兄，事情再多再重要，也没自己的身体重要。我看，明天先去检查身体，没事了，再忙也不迟。”

医生的话引起了我的警觉，我沉着地安排好几件急事，次日先为两位老人化验了血，再做我的各项检查，由于怕误了餐后抽血，就在检查中间吃了饭，因此，腹部的彩超检查就被推到15日的早上。

确诊肾癌

那天我是第一个接受检查的。做彩超检查的医务人员让我平躺之后，又让我左侧躺、右侧躺，还不断地问一些问题。递给我报告单时，还特地交代，让我再进一步检查确诊。

仔细想想,我这几十年很少进过医院,也基本上没进行过什么体检,对报告单上医生的草字看得糊里糊涂,只是隐隐约约地觉着,好像身体出了问题。

我挂了内科的专家号,推开医生的门,才知坐诊的医生原来是自家的一个熟人.医生叫着哥,问我啥事。我递过报告单,说要进一步检查。医生只是把报告单瞟了一眼,就紧张了。他说:不用在这查了,赶紧往西安走。如果有问题,就地治疗。如果没问题,咱就安心地回来。

说着话,拿起手机,拨通我弟的电话,说:你在哪里?正在忙啥?赶紧和咱哥去一趟西安。随后如果需要,我也赶去。我看他着急慌张的样子,心里不由地有些发毛,但还是平静地问:什么病?很严重吗?他说:别慌,我问你,尿血不?肚子疼不?我说:不尿血,肚子也不疼,就是不想吃饭。他让我躺到床上,按了腹背,又按两侧,边按边问疼不疼。听我回答说不疼后,决定着说: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西安检查。

出了医院,我联系自己几个月来极度厌食、消瘦、怕冷的情况,又回忆今天检查时的情景,觉得自己就要和死神赛跑了。由于工作上有多次处理紧急情况的经历,自己理智地认为,越是关键时刻,越要保持冷静。我叫了单位工作上离自己近的两位年轻人,到小摊上吃了点饭,给妻子做了简短的交代,带上钱物证件,路上用电话通报了工作,直奔医院。

手术之前

来医院就诊的患者像集市上的人一样多。

15日午饭时分,我们赶到医院,下午到肾脏内科门诊开了检查单。16日下午做了腹部CT增强扫描，诊断是“右肾实性软组织占位，多考虑肾癌”。门诊医生按肾肿瘤开了住院证。我们联系了泌尿外科的主任后，约定18日给我安排床位。我们在医院门口的小宾馆住了下来。

我以前听说过癌症，也知道是一种严重的病。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利用双休日的两天时间，看了西安市正在筹备的一个博览会，做了一些简单的准备。4月17日是农历三月十五，妻子听人说到华山朝圣能求神治病，就提前和邻居一起随着朝圣的人流挤上了公共汽车，专门为我烧香祈福。我怕因我患癌住院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特地嘱咐知情的人为我保密。

18日上午正式住院之后，医院按程序进行了患者问询登记。在做了心电图之后，诊断为窦性心律，还有早搏现象，这样，原定的手术时间只好推迟。为了和死神抢时间，我一次次请求主任抓紧给我安排手术。麻醉师和我谈话，提到手术的危险性，我就给他说起了登华山的一件事。

那是2010年的6月19日，星期六，我和几位朋友一起来到华山脚下，和华阴县的几位同行碰过几杯酒之后，在向导引导下，于晚上9点开始登山。一路上，在昏花的灯光下，无数男女老少不管那路是宽是窄，是平是陡，都说着笑着向前走。我因为练了半年多的气功，走起路来特别有劲。凌晨五点多，就到了东峰。看过日出，吃过早饭，几个有景点的地方全看完了，才坐缆车下了山。华阴县的朋友摆酒和我们大喝一通。下午六点多，我们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里。第二天早上，洗过澡，吃过饭，就正常上班了。

我曾以54岁登华山感到自豪。

麻醉师听了这段故事，认真地说：去年六月不等于现在，登华山不同于做手术，心脏问题不解决，手术是不敢做的。

为了手术决策的正确性，医生又让我分别于19日、20日做了腹部彩超，进行了24小时监控的动态心电图记录分析，口服倍他乐克药片。我恍然醒悟，在家时一直服用富马酸比索洛尔片，这几天心里有事，竟然忘记服用，以至于误了事。

由于缺血严重，加上每天抽血化验，又没胃口，几次出现头晕眼花险些昏倒的情况。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得到我住院的消息后，妻子儿女和关系近的亲戚、同事、朋友或者零零散散地来医院看望，或者打电话询问。不知情的父亲母亲盼望着我给他们买药输液，当得不到任何音讯时，一次次打电话催问，我只好在电话上撒谎，说自己来北京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了。

医生在和我的亲属谈话时，说手术成功的把握有百分之八十。这话无意之间让我听到后，我想，万一我下不了手术台呢？想过来想过去，觉得应该留一份遗嘱。遗嘱上都写什么内容呢？我反复琢磨，总也理不出个头绪。这个晚上，我做了住院以来的第一个梦。在梦里，我见到了宫殿里的老子塑像，还见到几条非常干净漂亮的狗，或黄或白，似乎在咬我的手。我似怕非怕，准备叫喊的时候，梦醒了。我不会解梦，但不知怎样，竟隐隐约约地得出一个结论：老子保佑，手术一定能够成功的。

病房里面有四个床位，患者都是陕西人，一个是做过几次手术的退休老干部，两个是农民，他们能吃能喝能说能睡，对手术没有丝毫的恐惧。在这样一个虽说不怎样卫生清静的地方，可也让人开阔了心胸，提高了胆量。

服了几天倍他乐克，23日的心电图诊断正常。手术定在25日早上8点。

手术当天

24日下午，我洗了澡，医生指导我做了相应的准备。

25日早上8点前，妻子儿女、知己亲戚、随行人员都赶到病房。8点钟，护士在我鼻里插上管子，大家七手八脚把我抬上手推车，在医生引导下，连推带抬，只一会儿，就到了手术室门口。在进手术室的一瞬间，只听女儿带着哭腔叫道：“爸，我们等着你！”我在应答的时候，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进了手术室，里面陌生的设备和面孔我已无暇顾及。过了十几分钟，一位医生和我说着话，扎着针。扎着扎着说不行，又换地方扎。一会儿，又在我的脖子后面乱摸。摸着摸着，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一是觉得伤口疼，二是觉着肚子特别饿。我眼都没睁，就不由地叫起来：“我饿，伤口也疼。”叫了几声，也没人搭理。试着睁开眼睛，看见液体正在一滴一滴地输着。似乎还听到有人说：这位病号醒了。

约摸又过了两个多小时，医生说没事了，于是打开手术室的门，对着半天多都没吃饭一直候着我的亲人们说：把小车推进去，护住头，盖住眼，拿好药瓶，轻轻地把病人抬到车上。大家按照吩咐，把我抬上车，互相关照着注意事项，小跑着，只一会儿就到了病房。

我已经被调整到只有两位患者的病房。只听妻子说：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位老师傅是谁？从出手术室到现在，他都一直在你身边。我睁开眼睛一看，啊！王老师，全国著名的儿童诗作者王宜振老师！面对这位七十多岁的前辈，我流泪了。

听说，我手术时输了两袋血。

一会儿，病房里的另一位患者来了，是一位9岁的小女孩儿，非常漂亮，可惜一场车祸，让她爸伤了双腿，她弟幸免于难，她转了几个医院，至今还昏迷不醒。

我虽然很饿，但医生不让吃饭，说液体里面有营养。我问今天输多少液体，护士说是11瓶。我想翻身，妻子说，肚子两侧都插着管子呢。

病房十日

手术后的十天光景虽说难熬，却是充满希望、抱着自信的。

病房在走廊以北，面积不大，因为只有两个病号，还有电视、卫生间，也就让我满足了。开始三天，不管大瓶小瓶，每天共输11瓶液体，之后减到了8瓶。早上医生查房以后就开始输，一般都要输到半夜12点。

手术以后，留下我的家人和两位随行的年轻人，轮换着在病房照顾我。由于我做手术的消息不胫而走，每天都有来看望的亲戚、同事和朋友，令我非常感动。70岁的刘育贤老师从几百里远的地方赶来，和王宜振老师一块儿，坐在我的身旁，一边陪着输液，一边和我聊天，一陪就是大半天，让我全然忘记了疲劳。

第三天，我开始尝试着喝点稀饭。半夜液体拔了之后，靠人扶着，挣扎着起来，在走廊里慢慢锻炼。因为饥饿和半年多来突然产生的食欲，让我之后每天的饮食逐渐地多起来。排骨汤、乌鸡汤、蛋白粉、西红柿、黄瓜，都毫无忌讳地吃。

我自信地认为，右肾切除，就是除掉了病根。从此以后，随着身体的逐渐恢复，我会像登华山时的精神头一样，充满青春的活力。那时，我会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工作，更好地从事自己有意义的事业。

在病房里，最受我们关注的是那位昏迷不醒的小姑娘，我总说她是折翅的小天使。小姑娘是山西人，在床前照顾她的是她妈和她舅。由于情况特殊，所以，医护人员对他们照顾得特别周到。我们看到，那医生来了一拨又一拨，都是从不同方面来诊治的。

医生的细心与热情，有时让小姑娘的母亲无所适从，因为那指导意见是矛盾的。护士长也一天几次地带着护士来探望，既和昏迷不醒的小姑娘说着自个儿的话，又给护士们交代着要认真关照的注意事项。可惜的是，直到我们离开，小姑娘还是没有苏醒。

妻子在我情绪好的时候，告诉我所切肿瘤的大小和颜色，还说医生要为我配制一种药，来提高我的抗病能力。

从4月15日来到医院，我虽然积极应对病情，但又确确实实度日如年。想到不久的时候就能出院，我几乎是分分秒秒地进行盼望。怎样面对母亲的盘问？怎样面对同事的表情？怎样接续繁乱的工作？我不知道怎样整理心绪。

“五一”过后，我们就向主任请求出院的事。几位医生前来问了情况，让拔了腹部两边的管子，决定很快安排我出院。5月3日，秦主任专门过来，对我说，我身上那东西属于透明细胞瘤，放疗和化疗都不起作用，最好的办法是服用多吉美。我们由于不懂，听了听，含含糊糊地表示同意。

5月4日早上，很快办好了出院证。10点08分，离开西京医院，稳稳当当地向家里奔去。

5月10日，医院的医生来为我拆线，大家一块商量我治病的事。妻子闪闪烁烁地说，我左肾上腺的病灶没有切净，还不敢掉以轻心，是否得吃多吉美药。医生说，没多大必要，因为肾上的肿瘤好治，切除之后，只要注意些，勤检查，一般不会转移复发。

在家里人少安静的时候，我一页一页翻看从西京医院带回的资料，重点看了《手术记录》。在手术及病理情况一节写到：

“麻醉成功后，取平卧位，右腰部垫高，常规消毒铺巾，自剑突向右侧肋缘下及左侧肋缘下弧形切口，长约20cm，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诸肌层，进入腹腔，牵开肠管及肝脏，探查肝脏等处无转移性肿瘤，沿升结肠旁沟剪开侧腹膜，探查右肾上极见一约7cm×8cm肿瘤，与下腔静脉关系紧密；游离四周，结扎止血，切除右肾、肾周脂肪、肾筋膜、肾蒂周围淋巴结、中上段输尿管及右侧肾上腺，7号丝线双重结扎肾蒂血管，4号丝线缝扎肾蒂，查无活动性出血，清点器械如数，蒸馏水浸泡术野，留置引流管一根，侧腹壁另戳孔引出。”

看到这里，我怕了。一个人愣了一会儿，想一想，做手术，不就是让人家整治吗?想着想着，心里踏实一些，把那一段手术记录又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自言自语地说：原来我身上的病很重啊！冷静一会儿，我又接着往下看。“自左侧肋缘下切口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腹壁肌层，探查左侧肾上腺区一实性包块，大小约4cm×3cm，质硬，与周围组织粘连严重，结扎切断肿瘤血管，沿包膜完整剥除肿块，彻底止血，蒸馏水浸泡术野，留置引流管一根，侧腹壁另戳孔引出，依次关闭腹壁各层。”这手术记录上说得清清楚楚，切净了呀！怎么说没有切净呢？我心里一直纳闷着。

我翻看了从医院带回的中华慈善总会多吉美患者援助项目《申请指南》，觉得非常严格，也很规范，但程序确实很多，很麻烦。又翻看了关于多吉美药物的介绍，含含糊糊，不大明白，心里也拿不定主意。

当时对我影响较大的一本书是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失传的营养学》，作者是王涛。书的封面上有这样几句：“这是一部根在远古，利在当今全人类健康的伟大作品，这是一部人人都应该读的营养医学书，一场真正意义的医学和营养学革命将从此书开始。”这几句话绝啊！它简直震撼了我的心灵。

封底的三段话更让人眼前发光：“此书将拯救我们病弱的躯体和灵魂。将治愈癌症、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脂肪肝、肥胖、失眠、痛风、肝硬化、肾炎、更年期综合症、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和多种精神病等几十种医学方法难以治愈的病症。”“此书将导致今天的医院结构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将引发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一次深刻的头脑革命。”“此书将改变世界健康产业的格局。”

我把这本书完完整整地看了一遍，有的章节还反复地看，对书中讲的道理非常信服，认为只要杂食、多吃就能健康。但这本书中的错别字确实太多，或许我读的是盗版书。

单位的人来看我时，说我和别人合作的一首歌曲获得省电视音乐作品一等奖，是我市广电作品参评以来获得的最高奖。在座的几个人听后都为我高兴，说我有才，要我珍惜自己的生命，鼓励我好好养病，将来再干一番事业。我虽然对获奖之类不怎样感兴趣，但对文学作品的奖项还是蛮高兴的。

随着身体的逐渐恢复，我也稍微干一些活，把原来乱七八糟的书籍报刊进行整理，也看看左邻右舍的生产生活，进行了许许多多的思考。上辈人、同辈人，以至于比我小许多的乡邻，有的早已病死了。而现在活着的人，也都生活的非常艰难。

我房后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一生养了六个儿女，现在和她相伴的是一个失去妻子的独身儿子。这儿子里里外外一把手，生活非常艰难，但到了晚上，他就一个人拉二胡，认真专注，在夜深人静的乡村夜晚，那声音尤其撩人心扉。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自己，心理得到了许多安慰。

北京复查

北京之行复查，是我的一个亲戚促成的。

这亲戚是一个精细人，在山西省的一个煤矿当矿长。当他得知我做了肾脏手术之后，多次打电话让我高度重视，说他因为一个不到一公分的小肿块，就到好几家权威医院进行确诊。见我不大在乎，就不断地给我妻子打电话，让我们无论如何到北京去一趟，他已经给联系好了医院。

妻子为了能说服我，和儿女一起赶到家里，劝我一定要听人家的话，免得去吃后悔药。我不愿意去，又拗不过他们，就再次拨通了我那位亲戚的电话。

我们家乡的一位学生考在北大，毕业后留了校。我因为帮过他一点小忙，就决定让他直接联系。这位学生接到我的信息之后，非常认真地了解了情况。

7月9日是农历六月初九，我欣喜地接到了这位学生打来的电话，说他约在下周三，让我提前去，先做好准备。

7月10日，妻子儿女和我一起赶到了北京。

11日，我们把情况沟通后，休息一天。

12日一早，我们赶到医院，做了血常规和肝肾功的抽血化验，除了早就知道的尿酸和总胆固醇较高外，其他各项都是正常的。我又做了肝胆胰肾腹腔的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记得那位给我检查的女医生边看图像边笑着问我：右肾什么时候切除的？在哪个医院切的？切得这么净，手术做得真好！我听她这样说，心里非常高兴。超声检查报告单的提示是：“右肾切除术后：肝、胆、胰、脾、左肾未见明显异常”。

13日早上起来，我们很快吃了饭，在北大那位学生的引导下，来到北大一院，缴了200元费后，就在指定的地点等候。进了门诊室，我也因为几天来想不出认为要害的问题而心里着急。按照安排，我第一个推门走了进去。

医生没有架子，很随和，他平心静气地问我看什么病。我说了在西京医院的手术情况，递上了海淀医院的化验单和彩超报告单，问他像我这种情况，现在都需要做哪些巩固性或预防性的治疗。

医生问我现在采取了什么措施，我说只吃西京医院给配的特异性转移因子，他说那是提高免疫力的。我问需不需要另外采取别的什么治疗方法，他说可以采取靶向治疗的方法。

我问那靶向方法都是什么，他说可以打干扰素。我问怎样打，他说要根据具体情况再定多大的单位。我说就像我这种情况应该怎样打，他说回去以后可以和当地的医生商量。

我问在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敢吃什么不敢吃什么，他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需要有什么忌讳。

我问怎样才能不生肿瘤，他说这情况说不准，运动员身体那样好，照样得这病。

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想了想，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了，就说了几句感谢的话，退了出来。

我的心情终于放松了。中午，我们全家约了在北京的弟媳和两个侄儿一块儿吃饭。大家问了有关情况，都为我高兴。

14日，我们乘兴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