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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风头正劲之时。

全国各地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扎根于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作为领头羊的国有企业也在此时迎来了春天。

然而，就在这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之下，一桩国企董事长贪污受贿案，却如同平地惊雷，炸出了新中国企业界最大争议案件，也让涉事人褚时健成为中国企业的传奇人物。

锒铛入狱，备受争议

1995年3月，中央纪委信访室接到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的举报信。

信中说，河南洛阳一名叫林正志的个体烟贩勾结了当地的烟草分公司，以行贿的方式获得了卷烟指标。

消息一出，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纪委监察部门顺藤摸瓜，对该起事件的涉案人进行了详细调查。

5月份，褚时健妻子马静芬的弟弟妹妹被河南警方调查，8月份，其女儿褚映群也因此案被警方控制。

至于他的妻子马静芬，则在亲属们接连被抓后，也住进了公安局。谁都看得出，褚家这回是摊上大事了。

很快，人还在香港出差的褚时健也收到了消息。不少朋友给他预警，劝他到外面避一避，但褚时健却觉得，家人已经悉数被抓，自己必须回去把事情解决。

就此，褚时健贪污受贿案正式浮出水面。

作为红塔烟草集团的最大功臣，褚时健自认自己一直都很尊重自己手中握着的权利。

工作至今，他从来都谨慎以对，即便是领导子女找他走些后门，他也从没越过自己设下的两条底线：一是手续齐全，二是量不可过大。

即便有些面子躲不过去，他也总不忘告诫年轻人，做事要懂分寸，不要害了自己的老父亲。

可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懂分寸，守底线的老领导，临退休前竟然犯下了巨额的贪污大案。

根据河南警方调查，其女褚映群曾索贿人民币3630万、港币百万、美钞30万之多。

不知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罪行太重的缘故，这个消息传出不久，39岁的褚映群便在洛阳监狱自杀了，而她给这个世界最后留下的则是一封两行字的遗书。

此后，妻子马静芬、马静芬的弟弟、妹妹，也被调查人员发现了不同程度的受贿行为，这无疑是加重了褚时健违法犯罪的嫌疑。

然而，奇怪的是，就在褚时健被居家审查的时候，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的成立大会上，褚时健竟然还是被委任为两个集团的董事长，就连云南省委的领导也在红塔集团的董事会上对其大加赞赏。

不仅如此，在得知女儿狱中身亡后，褚时健的朋友提议让他回到曾经居住过20年的新平去散心。

不想，当地领导非但没有拒绝，反而为其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如果不是褚时健临时改道去了红河州的河口，距离越南老街太近，被怀疑越境出逃，褚时健几乎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接受的警方调查。

直到河口事发，他才被移送给了司法机关，住进了云南省看守所。

就这样，经过两年取证调查，褚时健的违法行为才被揭露。

原来，在担任红塔集团董事长期间，褚时健连同集团中的其他几个领导，将355万美元的公款私自分配，他自己得到了174万美元。

不仅如此，他还在国外私下设置了一个企业小金库，共存有10亿人民币和2500万美元，只有他签字，这个钱才能动。

而犯下如此大罪行的原因，正是1995年7月，褚时健被通知，将有新总裁接替他的位置。由于不知道接替者是谁，褚时健不甘心将自己付出一辈子的企业交出去，便在卸任前替自己捞一笔。

面对如此证据确凿的铁案，检察机关没有给褚时健脱身的机会，以8000字的判决书，将褚时健送进了监狱，判处他无期徒刑。

照理来说，褚时健罪有应得，按律当诛，根本没什么可惜的。

可事与愿违，此案见诸报端后，却在中国企业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不少人非但没有谩骂褚时健是国家蛀虫，反而都对他报以同情。

1998年初的两会，10多位企业界和学术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毫不避嫌，公开替褚时健说话，希望组织能够放他一马。

如此扑朔迷离的案情和翻转，让褚时健成为中国企业界最具争议的企业家，那些同情他的人、为他求情的人，也并非是哗众取宠，而是认为褚时健做事公平。

刻苦奋进，铸就商业传说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农村，中学毕业后就跟着堂哥参加了学生运动，成为共产党情报员。

解放战争时期，褚时健一直跟着云南讨蒋自救军打游击，直到建国后，他才乐凯军队，投身国家建设工作，先后担任过玉溪市盘西区区长和呈贡县教改工作队的队长。

正常来说，如果只是在地方当官，褚时健这一生，都将在仕途上狂奔。

可命运的齿轮偏偏在1963年，他卸任新平县畜牧场副场长后，担任当地糖厂副厂长时，发生了绝大的转变。

那一年，原本在农场工作的褚时健接到组织调令，让他去负责经营一家叫曼蚌的糖厂。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褚时健将这家小小的糖厂运营得有声有色。两年后，由于产业结构原因，糖厂不能扩大生产，组织便将工厂搬到嘎洒。

这一变故给了褚时健放手经营的空间，让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年盈利30多万元的优秀企业。也因如此，褚时健坚定了自己立足企业的人生目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主管云南省干部工作的书记就给褚时健提供了两个选择，要么让他在地委党政机关工作，要么放他去企业。

就这样，褚时健选择去玉溪卷烟厂当厂长，从此将他的大半生都捆绑在了那里。

褚时健贪腐案发酵后，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不顾自身名誉也要替他说话，其重要原因就来自于褚时健在玉溪卷烟厂的所作所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值中国企业的蛮荒时代，褚时健进入玉溪卷烟厂时，别说盈利，想要自给自足都十分困难。

为了解决厂里亏损问题，褚时健带着厂里的员工们从产品质量入手，狠抓烟叶的种植源头，进一步完善了企业管理模式，硬是靠着脚踏实地挽救了玉溪卷烟厂的命运。

过程中，褚时健打破了国家对烟厂产量的控制，从而使玉溪卷烟厂的产能得到提升。

但最终，褚时健的做法仍得到了当地省政府的支持。毕竟，他用18年的时间将这个卷烟厂打造成了亚洲最大的烟厂，为新中国创造了991亿的利税神话。

九十年代初，国家的政策改革，褚时健将玉溪卷烟厂的生产基地建到了新加坡，把销售部分交给了中华烟草国际有限公司，而他自己也加大了玉溪卷烟厂在云南的规模，此时的褚时健早已经从原来默默无闻的亏损企业厂长，跃升为“亚洲烟王”。

产品销量上来了，钱也就越来越多。眼看玉溪卷烟厂的银行账户后面的零越来越长，褚时健开始为企业的下一步做起了打算。

就这样，日后为中国税收做出巨大贡献云南红塔集团被建了起来，褚时健担任了那里的第一届董事长。

1995年，红塔集团的业务已经覆盖了能源、交通、金融、医药等多个领域，可在褚时健看来，想要让一个集团更具竞争性，那就必须让其越来越壮大。

本着这个初衷，褚时健果断将玉溪卷烟厂和红塔集团整体了起来，于当年九月成立了云南红塔集团、玉溪红塔烟草集团。就此，这个顶着“国字”号的传奇企业就在褚时健十几年的经营下，应运而生。

这时，褚时健不仅是玉溪红塔烟草集团的总裁，还兼任董事长，国家也在他办烟厂期间，将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模、“五一”奖章、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一系列殊荣授予了他。

可是，与这些听上去很厉害的头衔、名号成反比的是，十八年的无私奋斗，褚时健的工资却始终与烟厂里的普通工人一个价，十八年的总收入不过60多万人民币。

这种巨大的收入落差，促使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企业家们几乎是一面倒地为褚时健鸣不平。

毕竟，在市场大潮之下，多少个体户和小生意人都吃到了国家红利，成为先富起来的那波人，而褚时健这个为国家建设付出半生的优秀企业家，到头来竟仍是“两袖清风”，这才是褚时健案引发巨大争议的关键之所在。

2001年，由于表现良好，外加糖尿病的缘故，褚时健被允许保外就医，回到家中居住养病，并且活动限制在老家一带，期间家中宾客盈庭。当时坊间传闻，政府曾为其预存了几十万的治疗费。

2002年已经是74岁老人的褚时健，选择远离喧嚣，种起了橙子，把果园视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干净的土地。

而褚时健即便身陷囹圄也没有人走茶凉的重要原因就是他做事公平。大营街大队支书任新民就是其中之一。

八十年代，大营街一直是玉溪的贫困地区，直到褚时健为扩大生产，扶持了大营街生产辅料的厂子，才让那里的人翻了身。

90年代，得益于国家政策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大营街一举成为云南的富庶村庄，夺下了“云南第一村”的美誉。

褚时健对任新民的评价是：“认真负责，做事踏踏实实，聪明用到实处”。

任新民对褚时健的评价是：“做事公正、干脆，实实在在，特别有能力，对玉溪对云南贡献很大，称得上民族英雄”。

任新民说，“活到现在只佩服一个人，就是褚时健，我就没看到像他那么认真的人。他太认真，真是认真”。

所以，褚时健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如今已经无从判断。只能说，他的经历代表了国家转型时期一代人的缩影，是大时代变迁之下的历史阵痛。

参考资料：

褚时健出狱10年成亿万富翁_凤凰网 2012年2月17日

《褚时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