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初，美国开始走向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移民法的颁布与执行对美国的种族问题与国家管理都产生了难以忽视的影响。

在移民法执行过程中，美国在联邦和边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与行政架构，完善了现代国家管理机制。

基于对少数族群的排斥，美国完成了其对自由民主国家的建构。

而作为美国移民执法体系中的重要支柱，美墨边境地区的移民执法则表现出延迟性，即移民执法水平在一定时间内低于移民法要求。

造成这一现象的是实施移民法的要求同现有的边境地区移民执法条件之间的矛盾。

本章立足前人的研究，力图说明20世纪初美墨边境美国移民问题的发展，探究这一时期系列移民法出台与实施在联邦政府边境管理问题中的影响。

美国移民法对执法提出的新要求

移民在美国国家构建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在联邦层面对移民进行管理与限制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期。

虽然自殖民时期以来，陆续到来的移民就不断地在社会中激起波澜，但是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对移民一直保持着自由和开放的态度。

直到1868年，美国国会依旧宣布移居国外是人类的自然权利，所有人都有寻找新家园的权利。

尽管美国人一直为本国作为移民国家的历史而感到自豪，但是不论在哪一时期，新融合的族群一旦形成，社会中就会出现排斥后来移民的声浪，并为关闭移民的大门而作出努力。

21伴随着移民的不断到来,基于种族的“本土主义"(Nativism)思想也开始兴起于美国社会中。

这一思想以排斥国内的少数族裔为核心，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强烈的反移民和仇外情绪。

20 世纪初美国排华倾向的强化

19 世纪后期，美国开始从农村乡村为代表形式的社会向现代工业城市为典型的社会转变。

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兴起以及高涨的工农运动，使得一系列社会问题浮出水面。

这种急剧动荡的社会气氛助长了本土主义的发展，并且使其迎合了社会大众对社会转型的恐惧和焦虑。

本土主义者将这种对田园牧歌式的传统美国生活退却的不安与对不断工业化的美国的不满转化为对移民的限制和排斥。

受“淘金热”和太平洋铁路建设工程吸引而来的大批华工成为社会中本土主义思想爆发的导火索，华人成为美国社会主要的排斥对象之一。

本土主义者们认为正是这些“低人一等”的华工给美国带来贫困人口和犯罪因素，他们认为华工以低廉的工资挤占了美国白人的就业市场，威胁着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资标准，华人被迫成为美国社会罪恶源头和道德沦丧的根源。

同时代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受到本土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导致排华风气盛行的原因是华人低消费、高储蓄的经济结构与低度化的政治参与等部分群体的特征。

塔梅斯·约翰逊(Tames A. Johnson)等政客也顺势鼓吹一些带有种族歧视的政治主张，以吸引选民的注意，争得选票，如此一来排华情绪在社会中不断扩大。

华人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他们被视为外来的“入侵者”，对美国的国家构建和美利坚种族构成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美国传统种族话语体系中，华人是游离在黑白二者之外的“第三者”。

当谈到在美华人的身份问题时，如何定义和归纳华人的种族，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一大问题。

在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中的公开言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时常将华人与黑人归于一类。

在 1877 年的就职演说中,加州州长亨利·海特(Henry Haight)就从公民身份、身体构造、心理素质和道德品质等方面将华人同白人进行比较，将华人同黑人归为一类人群，人为地将其与美国白人相对立，并提出要限制加州华人的继续增加。

此外，内战后数十年挥之不去的对黑人的歧视，使得种族歧视问题尤为棘手。

议员们在讨论华人问题时不得不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已经有一个种族问题没有解决，要再接手另一个种族问题吗?”

“因为我们以人道、正义和公正的态度对待他们(黑人)，我们是否就有义务，将我们给予他们的权利扩大到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呢?”[这些言论实际上是在向社会传递一种信息,即华人同黑人一样，是劣于白人的低等种族。

另一方面，议员们也会赞扬华商的优越性，他们在华商与“太平洋沿岸上喷出的(中国)人口中的渣滓”之间作出了界限分明的分割。

他们认为“商人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听得懂我们的语言，他们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但在华人之中商人少之又少。”

但这种话语上的区分是基于避免把具有经济实力的商人排斥在外的需要。

本土主义者先是基于种族、文化、阶级等因素，将华人划定为低等种族。

而后，通过地方、州和联邦的法律，限制其经济活动和人口流动、禁止他们入籍成为公民将其固定为永久的外国人。

最后，利用国家的力量将排斥、限制、监视和驱逐的式和程序合法化，从而降低在美华人的消极影响，保护国家免受华人移民的进一步入侵。

直到 19 世纪 70年代初期，排华情绪最严重的西部地区还处于政治边缘，国会对这一问题没有投注太多的关注，排华浪潮还停留在社会舆论之中，从国家层面而言，联邦并没有对华人移民做出过多限制。

以1872年的总统竞选为例，在这次竞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华人问题的立场相差无几，双方都主张民权，反对种族歧视。

到 70年代中期，国会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日益激烈的总统选举使得两党不得不重视来自加州的选票，排华问题开始吸引来自全国的注意力并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1880年的总统竟选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全国大选，它将排华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面对总统选举的激烈竞争压力，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选择支持排华，以此争取西部各州的支持。

第 47 届国会第一届会议一开幕，加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和加州众议员霍勒斯·佩奇(Horace F. Page)就在参众两院再次提出了限制华人移民的议案。

当讨论在国会内开始进一步扩大时,大多数议员都选择站在支持排华的一方。

1882年5月6日，亚瑟总统正式签署《排华法案》。

虽然1882年《排华法案》就已经颁布，但直到20世纪初，该法案的具体实施程序才步入正轨。

在执法过程中，美国行政部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从国家层面来限制某一类移民的入境，对于这个国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不论是执法所需的行政部门和移民检查人员，还是审核标准与流程手续，参与该法案执行工作的相关人员对其都一无所知。

法案最初是由财政部负责管理、由各入境口岸的海关官员以及华人事务专员(Chinese inspector)执行。

与不断涌入的移民相比，参与移民法执行工作的人员则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即便在绝大多数华人事务专员驻扎的旧金山港内，也仅有7名成员，包括1名主管检查员、4 名巡视员、1名翻译和1名办事员。

与繁复的移民事务相比，财政部对其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协调以及人手调配则显得尤为青涩。

在写给国会议员的信中，旧金山海关官员沙利文(Sullivan)提出，尽管“部门(财政部)不断下达的各种决定和法院的裁决……(执法)工作中依旧充满了棘手和令人困惑的问题，而且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地出现。”

甚至在《排华法案》生效五年之后，在写给财政部长费尔柴尔德(Fairchild)的长信中，华盛顿汤森港的特别探员比彻(Beecher)恳求其对该法案的执行进行指导，他在最后说到:“有关部门能否为我理解这一法案提供一些帮助?该法案简直是在对实际情况没有任何了解的情况下制定的。”

1906 年，美国移民局局长萨金特(Sargent)表示，“迄今为止，在国会颁布的所有法案之中，可能没有哪一个(会比《排华法案》)面临更多或更严重的问题。”

面对复杂的移民情况，执行移民法的需要催生了新的行政机构和相对应的官僚体系。

1891年，财政部内部开始着手收束移民管理权力，成立移民管理办公室。

但直到 1900年，排华法的相关工作则仍留由海关官员执行，即便在对排华法执行的行政管理关系已经转移到移民局后，海关官员仍然保留了对华人移民问题的实际控制。

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上升，海关开始无力承担庞杂的移民事务。

1903年，移民事务以及其相关部门被移交至新成立的劳工部，华人移民事务也开始真正被纳入移民局官僚机构的全面管辖之中。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记录显示，华人移民问题在移民局档案中一开始是作为单独的一个系列记录保存，直到 1908 年这一分类才被取消。

这一分类的取消，代表着华人问题正式被纳入常规移民管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