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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贵只要提到“奢王”，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可能马上来了精神，有声有色的谈起那段不平凡的故事。

奢安之乱，是明朝天启年间在四川与贵州地区爆发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动乱。

明朝万历年间在结束“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杨应龙的播州之乱时，播州改土归流，设府县治理后，原属于永宁、水西之地还给奢、安两家。

此后奢崇明与安邦彦的反明事件，引发了历时长达十七年的战争，波及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牵动了大半个中国。

这场战争的规模与时间甚至超过了之前的“万历三大征”，成为大明历史上一杯不轻的苦酒。

万历三大征

在奢、安两氏的联合下，西南地区土司纷纷响应，一时间整个西南地区陷入动荡。

天启二年，贵阳被十万兵马围困，城中军民饿死殆尽。

奢崇明趁机起兵反叛，攻占了重庆等地，建立了大梁国。

同时，水西安氏的首领安邦彦也因奢崇明的举事而起兵响应，占领了毕节、安顺等地。

直到朱燮元于崇祯七年才率领五省之兵，成功平定了奢安之乱。

朱燮元

奢安之乱的影响深远。这场动乱不仅造成了西南地区的严重动荡，更使得明朝政府分散精力，同时面对东北、西南和其他地区的多线作战，加速了明朝的衰败和灭亡。

土司势力的膨胀与活跃，使得朝廷在西南地区的统治面临严峻挑战。

奢安之乱的历史意义深远，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沉痛教训。

土司继承——永宁宣抚司奢家

土司承袭制度在明代边疆地区的土司继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制度规定，土司的继承人通常是前任土司的子弟、族属、妻女、女婿和外甥，但主要遵循父死子继的原则。

然而，妻妾继承土司之位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如著名女将秦良玉就在丈夫去世后承袭了石砫宣抚司宣抚使一职。

作为世代承袭永宁宣抚司的奢家的继承过程也展现了土司承袭制度的运作和朝廷的干预。

奢崇明的伯父奢效忠去世后，由于奢效忠的正妻世统膝下无子，所以选择其妾室世续一子奢崇周继承土司之位。

然而，正妻表示不服，导致内部纷争，最终演变为世统与世续之间的残杀。

而这场内乱使得总兵官郭成、参将马呈文得以趁机深入奢家祖居之地落红劫掠奢家产业，导致奢氏财产损失惨重按，《明史》的说法，“奢氏九世所积，搜掠一空”。

奢家内部以奢沙卜为首的奢家子弟则向水西借兵抵抗明军。

事情结束后，世统拒绝交出奢沙卜，甚至杀死了明军把总，聚集苗兵万人意图反攻。

面对这一局势，朝廷派遣巡按宋仕进行调查，一边处罚借奢家内斗劫掠奢家财产的朝廷官窑；

一边解决奢家继承人的问题，决定让奢崇周等到成年后再授予他宣抚使官印。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世续的孙子奢崇周继承土司之位后不久便去世，自此世续也再无子嗣继承土司之位。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最终决定由奢家亲支奢崇明继承宣抚司之位。

奢崇明

然而，土司继承的不确定性和朝廷的干预并未结束。

在万历二十五年，四川都司张神武和参将周敦吉再次发动进攻，以向世续追讨永宁宣抚使官印为名，再次大肆掳掠，奸淫妇女，导致永宁宣抚司再次陷入内乱。

阎宗传等人反抗这一行为，但朝廷对祸首张、周二人的处理并不严厉，使得局势仍然动荡不安。

综上所述，土司承袭制度在奢家继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受到朝廷政策和内部纷争的影响，导致了土司继承过程的曲折和动荡。

水西彝族土司——安家

安家作为贵州水西彝族土司，其实力在当时的贵州地区相当显著。

所以朝廷对安家的态度一直比较慎重，对其更是恩赐有加，这体现在明朝太祖时期以及后来的朝廷对安家的尊重和支持上。

贵州宣慰司虽然实力雄厚，但对安家也是尊敬有加，认为安家是一个模范土司，而安家也经常进贡马匹给朝廷。

朱元璋甚至直夸安家忠诚恭敬，这些都说明了安家在明朝朝廷中的地位和实力。

朱元璋

奢香夫人，曾是明太祖时期安家的当权人之一，在面对朝廷的压力时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和勇气。

面对都督马晔试图消灭土司一事，她果断拒绝了挑起战事的企图，并向朱元璋揭露了马晔的阴谋。

这种忠诚和勇气为安家赢得了朝廷的高度赞赏和信任，朱元璋对她大加封赏，并严惩了马晔。

奢香夫人

安家的这种表现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朝廷眼中的地位，被视为一个忠诚的盟友。

但安家与奢家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

尽管两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安尧臣去世后，其子安位畏惧朝廷命官勒索，迟迟未承袭宣慰使一职，而由其母奢社辉暂领，这个奢社辉正是奢崇明之妹，而前永宁宣抚使奢效忠之妻又是贵州宣慰使安万铨之女，所以这两家可谓世代姻亲。

同时此时的安邦彦掌管这安家的军事力量。

在奢崇明起兵叛乱后，两家甚至互为策应，导致朝廷对安家的控制力降低，使其实力更加强大，更加难以控制。

但是两家存在着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土地争夺方面，奢崇明之子奢寅曾与安家争夺土地。

但是随着朝廷对土司的笼络和平息政策，两家之间的矛盾逐渐化解，甚至在某些时候还有合作。

但是朝廷也会通过广置卫所等手段对土司实行管理，这既是对土司实力的一种顾虑，也是对其权力的一种限制。

这种限制使得安家和奢家在地区内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同时也增加了两家之间的竞争和矛盾。

而朝廷对汉人移民的推行和屯田制度的实施，则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内的紧张局势，因为这些政策往往会引发土地争夺和人口迁徙等问题，加剧了地区内部的矛盾。

张鹤鸣任巡抚贵州时，贵州宣慰使安尧臣去世后，其子安位年幼，张鹤鸣看到此景，立即上疏朝廷，打算趁安氏继承交接不稳时，彻底收拾水西安家，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曾试图通过武力彻底收拾水西安家来解决地区内的问题，但朝廷并没有允许他这样做。

朝廷对上层土司一直进行笼络，但对土司领内的下层百姓却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导致土司起兵时往往能够得到底层百姓的支持。

同时，朝廷对土司的管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土地的侵占和管理不善等，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土司与朝廷之间的矛盾。

在处理水西彝族土司的问题上，朝廷的策略也并不一致，有时候采取笼络的手段，有时候则采取强硬的措施，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综上所述，安家作为贵州水西彝族土司，在明代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地位。

其与奢家之间的关系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受到朝廷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地方官员行动的影响。

安家和奢家之间的矛盾和合作在地区内部的动荡局势中不断演变，成为当时贵州地区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兵围贵阳

奢安之乱的起因根植于明末各种矛盾的激化。

尤其是明王朝在西南地区实施的民族压迫政策，激发了西南各族人民的反抗。

虽然在世人眼中，这场反叛被视为大逆不道，但实际上，背后却是为了生存的无奈之举。

明朝政府在应对东北告急时，清军来犯，调动了大量水西及永宁兵赴辽东作战，但却拖欠军饷军粮，加之重庆巡抚徐可求的责难，成了奢崇明起事的导火索。

天启二年二月初七，水西军已来到贵阳城下，但贵阳城内经过李枟、史永安等人的周密准备，城内事事井然有序，人心逐渐安定。

然而，此时城内守军不过七千余人，面对水西军的围攻，形势严峻。

当时贵阳城墙周长9里7分，高2丈2尺，共分5个城门，分别为东武胜门、南朝京门、西圣泉门、北柔远门、次南德化门。

贵阳老城

贵阳作为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控制着周边百蛮聚集之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以能不能取得贵阳的控制权就成了双方交战的焦点。

围城日录对贵阳围城战事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将整个战役分为七个阶段。

水西军首先进攻的是贵阳北门，虽然北门地势险要，但在李枟的准备下，城外早已部署好一支精兵猛将——镇筸兵，。所谓“镇筸兵”，是湘西一带的兵种，“镇筸”就是现在的湘西凤凰城，这只军队凶猛异常，使得守城方首战告捷。

然而，一场意外的内乱却使得贵阳城内陷入了动荡。

城外部署的镇筸兵突然心生胆怯，要求进城，虽然最终只有四百五十余人进城，但这一事件使得城内守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

城内不得不紧急招募的一千五百余名民兵填补了空缺，但城内守军仍然不足五千人。

安邦彦军队在攻城过程中，采取了多种策略。

他们在夜间点燃数以万计的火炬，制造出虚假的军容，试图恐吓城内守军。

然而，城内守军虽然被吓唬住了，但是在守城将领的带领下仍然坚守阵地。

安军改攻西门时，城内守军以火铳等武器进行抵抗，暂时击退了安军的攻势。

随后安军又改攻东门，但在城内守军的坚决抵抗下，再次失败。

在攻城过程中，安邦彦军队还采取了不同的攻城方法。

他们垒土笼攻西门，编竹笼攻南门，试图建造高台攻城。

贵阳围城

然而，城内守军利用制高点和火药等手段进行反击，使得安军的进攻失去效果。

在围城的过程中，城内百姓和士绅也积极参与到抵抗中，为守城方提供了粮食、奖励勇士，甚至自发组织出击，对安军进行打击。

尽管安邦彦军队屡战屡败，但他们仍然不断尝试攻城，同时还采取了各种手段对城内百姓进行恐吓和刁难。

刘锡玄在信件中描述了贵阳被围的情况，称在叛军的重重包围下，守城方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尽管叛军伎俩已穷，但由于援兵不至，城中御贼有余，扫贼未能。

在此情况下，城内也开始出现缺粮的问题，这导致了城内矛盾的凸显，战局逐渐倾向了攻城方的安邦彦。

在整个围城期间，叛军的攻势被守城方一一顶回，但城内的粮食问题却愈发严重。

四月初七凌晨，贵州总兵张彦芳和都司黄运清率领援军突围而至，进入贵阳城内。

然而，刘锡玄怀疑这支援军没有受到敌军阻击，是因为叛军故意放其进入城内，以消耗城内粮食。

这场突围让城内粮食紧张到了极点，城内士兵的恐慌不亚于被围困之初。

张、黄二人率领的援军大量消耗城内的粮食，却不愿出城作战，甚至避战以保全自身。

城内的粮食供给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士兵们甚至开始抢夺民间的粮食，使得刘锡玄不得不斩首一部分人以维护秩序。

进入五月后，城内的形势更加严峻。

尽管叛军并未强攻，而是采取围而不攻的态势，但城内粮食已经所剩无几。

城内官府发动乡绅捐献粮食，并实行限制食物供给的政策，但这些措施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随着粮食的减少，士兵们的怠战情况愈发严重，城内的军心民心也逐渐动摇。

在此期间，朝廷虽然得知了贵阳被围的消息，但在救援方面迟迟未有行动。

虽然有援军前来，但却在与叛军的交战中遭遇挫折，致使贵阳的处境愈发不利。

最终，随着粮食的枯竭和救援无望，贵阳城内的官禀原有存粮完全消耗殆尽。

城内军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面对叛军的进攻，城内守军已经力不从心。

结束

贵阳军政再次召集城内乡绅士民于大兴寺合议，商讨八月二十三日之后的兵粮筹集之法。

多次输纳兵粮导致民间疲惫，而这次召集乡绅士民输纳粮食的行为显现出更明显的强制色彩。

官方实行的“派米”之法，即逼各家各户报出所有存粮数量，对怀私妄报者进行严厉惩罚。

城内共有五百余家有余粮，但城中守军仍有6000余人，面临严峻的供给压力。

从七月到十月，虽然战况相对较为平静，但叛军得知城内明军兵少粮绝，且援兵遥遥无期，便采取施攻心之法，通过虚张声势和诱饵城内守军。

一时间，城头戍卒缒城而下、跳而越者，杀之不尽。

叛军不断施加压力，城内士兵心怀畏惧，出现叛逃和密谋献城的情况。

十月底，全城彻底断粮，面临饥荒的威胁。城内百姓出逃现象加剧，而部分官员则利用困境敛财，加剧了民怨。

城内局势失控，官仓粮食告罄，民间食物也已经枯竭，人们开始食用糠谷、草木、皮革等不可食之物。

城内一片焦土，火灾四处蔓延，但因人口减少，救火者寥寥无几。

十一月初，城内幸存人员奄奄一息，地方政府脱控，城内各衙门形同虚设。

城内士兵饥饿难耐，城外援军迟迟未至，城内人心惶惶。

十二月初，转折终于出现，贵州巡抚王三善率领援军抵达贵阳城下，展现出强大的战斗意志和军事智慧。

他勇敢地率领军队，与叛军展开激烈战斗。

在龙里一役中，明军大获全胜，安邦彦军队溃败，重要头目安邦俊被生俘。

此时叛军听闻王三善率军援贵阳，再度加大对城的攻击，日夜不停。

十二月初七，刘锡玄等人误以为叛军来袭，城内一片惊慌，但王三善坚持不退，最终守住了城池。

王三善的果断决策和军事指挥，使得叛军在贵阳城下节节败退。

王三善

最终，王三善率领的援军成功收复了龙里等地，安邦彦军队溃败，城内获得解救，这意味着贵阳解除了叛军的围困，城内人民获得了解救。

贵阳城围持续之久，历经数百日的惨烈战斗，最终以大明的胜利告终。

然而，这场围城战造成的灾难与伤亡却难以估量。

城内几乎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城中原有数十万居民，到围城结束时只剩下寥寥数百人，城市的繁荣与人民的生活被彻底摧毁。

贵阳城成了一片废墟，百姓流离失所，房屋残破，生计艰难。

天启三年（1623年），贵州巡抚王三善率兵解贵阳之围后，安邦彦带领军队回到大本营水西，与奢崇明的永宁军会合，开始与明朝政府打起了持久仗。

期间，奢崇明军借助川、黔边界有利地形，屡屡取胜，采取诱敌深入，贵州巡抚王三善深入水西腹地被围困战死，而有着“西南第一武将”之称的总兵鲁钦战死。

加上奢安两家苦心经营水西多年，慢慢的在四川与贵州两地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明政府终于决定启用在成都保卫战中立下头功的朱燮元，总督云、贵、川、粤、湖、五省。

此后朱燮元又花了七年的时间，集五省之兵力，才于崇祯七年杀奢崇明、奢社辉、安邦彦于水西永宁，再后来，年轻的安位归降，至此持续十七年的奢安之乱基本结束。

余波未平

朝廷在平定奢安之乱后，面临着巨大的重建压力。

土司的作乱不仅仅是个别事件，而是几乎贯穿了整个西南地区的动荡局势。

贵州土司的反叛给予了云南、四川等地以严重的警示，土司势力的膨胀与活跃使得朝廷在西南地区的统治面临了严峻挑战。

此后朝廷试图通过改土归流，削弱大土司的权力，加强对小土司的控制，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

最后的土司

然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并非轻松，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同时，朝廷对于土司的依赖也在不断加深，土司们在帮助朝廷平叛的过程中不仅保全了自身，还得到了朝廷的信任和赏赐，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云南土司在此次动乱中积极参与，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老土司

土司势力的壮大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土司之间的勾结与合流使得他们成为朝廷难以控制的因素，对朝廷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朝廷在应对这场叛乱时不得不分散精力，但当时的明廷已经是强弩之末，面对辽东地区日益壮大的清军，再也无力管理西南地区的土司势力。

土司势力的膨胀与活跃，土司间的勾结与合流，都使得朝廷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变得更加困难。

这场长期的动乱严重动摇了朝廷的统治基础，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历史的风已经散了，希望这段历史只会出现在老人的耳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