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镣铐的舞蹈！评级何以成为“舍本逐末”的负担？

近期，教育部印发《幼儿园督导评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引导幼儿园树立科学保教理念、规范办园行为、提升保教质量，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同时，《办法》强调，切实减轻基层和幼儿园迎检负担，统筹开展督导评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开始了对幼儿园的质量评估工作，其间涌现出一批优质园所，引领了学前教育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不到半个世纪走下来，评级评优中累积的问题也愈发凸显。评级不该是一场“戴着镣铐的舞蹈”，究竟是哪些问题“卡”住了学前教育督导评估之路？《教育家》记者就此了解一线及学者声音，展开深度调研。

评级为何成为“舍本逐末”的负担？

“验收期间脱层皮，验收之后喘口气！”参加等级园验收的幼儿园中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本是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促进幼儿健康成长的“好事”，却为何压得幼儿园高呼“喘不过气”，甚至成为一种负担？

理不完的档案与做不完的环创

“确定评级时间后，幼儿园会先做系列准备，然后等待专家来查看档案、考察现场、观察活动。”在教师岗位奋斗了6年的王乐乐对幼儿园评级的过程驾轻就熟。王乐乐每年至少经历2次评级评优工作，每次历时都在2个月以上，“记得有一年刚放暑假不久就被喊回幼儿园了，因为要为10月的评估做准备”。

较长的准备时间并不代表教师能够以松弛的状态工作，甚至“按部就班”完成任务也是奢望，“紧张”“忙碌”才是主旋律。同为一线教师的张晓介绍，迎评工作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环境创设，为使评审专家产生焕然一新的感觉，不仅要改进整体环境，还要重新设计班级内部的环境；二是资料准备，比如教育计划、教案、各类活动方案、幼儿观察记录、家园联系记录等，按照不同的评估要求需要校对、调整格式或者重新撰写；三是活动安排，评估当天可能抽查班级观察活动，所以每个班级都需要提前“排练”一套应对检查的活动。

由于每次评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幼儿园的准备工作便成了“无限修改”。特别是面对一些突然要求，教师手忙脚乱，不得不通过“造假”来应对。比如正式评估前，幼儿园有时邀请专家入园指导工作，往往会发现一些问题。王乐乐回忆：“有的专家会提出孩子的某个表征内容不太合适，可正式的评估迫在眉睫，我们就会直接灌输‘合适’的想法给幼儿，帮助他们尽快修改或者重新完成表征。”提到身不由己的“造假”，教学经验丰富的园长刘文深有感触：“其实各个幼儿园的档案都是相似的，如果某次评估时间非常紧迫，并且一定要提供自己不具备的材料，那就只能把其他幼儿园的档案‘挪’来充数。大家本心不想这样做，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顾不上的教学与加不完的班

幼儿园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引导幼儿在游戏与活动中获得发展。可在评级的压力下，教师几乎失去了做本职工作的时间。刘文感慨道：“为了一节优质课、精品课，整个幼儿园集中力量排演、打造个别教师，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教育质量必定受到影响。”

教学事宜投入时间压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了迎评的频繁加班。王乐乐表示，在准备评级的过程中，连着两个月没有周末是常态，工作日也需要加班，有时晚上12点才能回家，“即使回家立刻洗漱睡觉，心里也总是不踏实，觉得有什么事情没干完，第二天带班也是无精打采的，幼儿其实很容易被我们的状态感染，这一点是我最担忧的”。

由于人手并不充裕，面对评级，加班加点似乎已经成了教师的共识，这其中也包括处于“特殊时期”的教师。某年评级时，张晓的同事正处于哺乳期，但因繁忙无法按时回家给孩子喂奶，于是由老人把襁褓中的孩子抱到幼儿园，同事喂奶后继续工作，老人再抱着孩子回家。长期不间断的加班会对教师的心理产生消极影响，不仅会消弭教师的工作热情，还容易引发教师之间的矛盾。张晓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教师A因评级连续多天加班，状态变得很差，此时教师B为了自己班内的环创挪用了教师A正在用的材料，使得教师A当场血压飙升，在幼儿园中情绪失控。“强压之下，教师举报评级加班的行为也不罕见，但很难激起水花，更不用提扭转这种现象了。”刘文无助地摇了摇头。

近期，王乐乐正在为新一轮的评估做准备，也陷入了新的困惑：“即使当日任务已经完成了，园领导依旧希望我们的桌子上亮着灯，持续在岗位上忙碌，那么加班到底是实打实为了做好评级工作，还是只图个心里踏实？”

谁在“催产”一级一类园？

评一级园的过程中，不乏认真做事、准备真资料的幼儿园。“催产”多指自身“发育”不足，各方面与一级园标准有较大差异，通过各种手段“够”标准的现象，与我国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到底是谁在“催产”一级一类园？

“催产”，无异于揠苗助长

关于办园质量的日常评价，在我国由来已久。起初，这些评价集中于“吃好、穿好”等保育领域，后来开始关注读、写、算等具体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幼儿园数量增加，教育行政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幼儿园的检查、评比活动。此后，各地积极开展不同级别的示范性幼儿园评比，不断完善幼儿园分等定级评估制度。在具体执行中，有关示范性幼儿园的名称有所不同，包括“示范园”“示范性实验幼儿园”“示范性优质幼儿园”等。

幼儿园只有评上高等级，似乎才能证明是有质量的。而地区幼儿园之间逐渐出现的竞争评比、完成上级交代的指标任务等，共同造成了“催产”一级一类园的现象。

在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范明丽眼中，“催产”无异于揠苗助长，结果苗不仅长不高，还会活不好。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第五幼儿园园长张映霞也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催产”园往往呈现出教育理念偏差、教师专业度不足、幼儿园管理水平与一级园不符等样态，是资料达标，而非品质达标。

以往，参评一级一类园有具体园龄的要求以及严格的划分标准。如今，一级园不再可望而不可即，甚至出现了“遍地开花”的景象。“评价好园的维度很多，最外显的就是幼儿园的分等定级。”范明丽表示，随着学前教育普及水平的快速提升，家长需求逐渐从“有园入”发展为“入好园”。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地方放松了限制，一些开办时间不长的幼儿园也开始参评，虽然对办园质量的追求值得肯定，但要正视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放松无度”等问题。

被裹挟的大干快上

决定幼儿园品质、内涵的是园所教育理念和专业度，而今，等级与“成绩”挂钩，衍生出若干损伤质量根本的问题。“一是把一级园作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政绩内容的因素，比如把教育管理部门辖区内有多少所‘一级园’‘示范园’等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项，在评估过程中会产生凑数的情况。二是个别园所领导追求政绩，把评上一级园作为个人业绩和园所提升收费的砝码。”张映霞表示，这不仅扰乱了市场，还误导了家长，甚至有的“催产”一级园仍存在严重的小学化教育和管理理念，使家长误以为那样就是“好的幼儿园”。

“近两年办园质量评价问题日益突出，在错误政绩观的导向下，行政力量裹挟幼儿园大干快上参评。”范明丽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幼儿园存在某个问题，问题又被评估人员发现，就很可能不会通过验收，至少拿不到该项目的分数。这就导致幼儿园极力掩盖问题，想方设法向评委展现最好的“结果”。

此外，筛选过程还可能具有随机性。有着资深经验的园长李想告诉记者：当地幼儿园评定多是抽调各个地市的行政人员组成评委，参评的幼儿园很多，无法一一审阅资料，评委就会要求地区先将需要评级的幼儿园分出第一、二、三梯队，然后采取抽签的方式检查。如果评委抽到的园所顺利通过，那么这一梯队就全部过关。还有的区域将督导评估直接与教师的绩效工资挂钩，优秀等级和良好等级的差距能达到近千元。在李想看来，“涉及绩效的评级已经‘异化’，不能有效提升幼儿园的办学质量以及教师的执教能力”。

在雄安新区验收一类园时，范明丽曾经遇到一所令自己难忘的幼儿园。园所位于乡镇，论硬件远比不上新建园，但是园长充分挖掘地方资源，教师在谈到跟孩子的互动时眼里有光。在师幼互动维度，它就是范明丽心目中的好幼儿园。“教育评估需要评估者回到教育现场去，促进幼儿园向科学、专业的内涵上发展。”对张映霞来说，孩子的幸福、家长的满意、教师的成长，都是质量建设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能够发现这样的幼儿园，才可能促进质量的提升。

“药方”不少，以评促建却缘何成“空谈”？

专家意见截然相反，听谁的？

“太多园长苦不堪言。”聊起对督导评估的感受，园长张蔷无奈又夹杂着几分痛心。

拥有超过二十年管理经验的张蔷，参与的评估“不计其数”，如今，督导评估的标准成为令她头疼的难题。“一些评委并非从事学前教育行业，不了解学前教育的规律，会出现‘乱指挥’的情况。”何为园本课程、何为零起点教学，都要在迎检过程中跟评委磨合，给一线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以“去小学化”的把握为例，有的评估人员会核查阅读区的图画书，“但凡绘本中有汉字、拼音就成了‘大逆不道’，而缺少对《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前阅读、前书写目标的研究”。于是，每次检查来临，“教师或者心理负担大，或者耗费时间把带汉字的图画书藏起来”。

评估队伍专业性有待考量，是一线迎评中的普遍感受。在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教授刘昊看来，专业性还有另一种维度的内涵。“如何收集信息、如何审视教育行为、判断后怎样打分、评估后如何反馈，是一门专业的学问，丰富的管理经验并不足以支撑评估人员成为具有胜任力的评估者，但关于评估本身的培训非常匮乏。”

类似张蔷这样有定力的园长，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教育逻辑，会尽量对迎评要求做出取舍。但对经验尚浅的教师来说，复杂的评审意见可能导致铺天盖地的困惑。从业满5年的肖真回想，每次评估的最大负担就是环创，“有的专家喜欢朴素一点，有的专家喜欢花哨一点，没有固定标准”。近些年，小红书等App热度颇高，肖真甚至隐隐感觉指导也跟着社交媒体的审美潮流跑，“什么火就做什么”，教师只能亦步亦趋地模仿。

“很多地方将精力投放在研制指标上，但目前评估的关键问题并非在内容，而在于评估方式。”刘昊一针见血。从评估反馈环节审视，两种极端情况较为常见：“一种是反馈过少，仅仅将评价当作分类管理的手段，对幼儿园缺少实质的帮助；另一种是反馈过多过细，很多督学带着个人经验去审视其他幼儿园，可教育常常不只有一条路，做法不同并不意味着错误。”

“同一类评估无法同时承担好两种职能。”刘昊坦言，从世界范围来看，以鉴定为目的的教育评估是重要的政府管理方式，其主要任务是得出结果；而以改进为目的的评估应该是低利害的，主要是为了提出详细的改进意见，两种职能不可混为一谈。督导、教研等不同部门应处于分工协同的状态，而现状恰好相反，几乎每个部门都扮演了全能型督评的角色，开出的“药方”或许不少，但对症性难以保障，也会导致幼儿园无所适从。

边界不清的督导评估，不仅消耗了资源，还可能滋生“隐秘的角落”。张蔷发现，有时候作为评估者的第三方机构，信度和效度参差不齐，筛选渠道令人存疑；园长也清楚办学质量亟待改善，但时常缺少自主权。“省一级的行政补贴统一管理，以督导的名义搞项目培训，让幼儿园支付费用，可培训内容对质量评估价值有限，还要评课赛课、录像上交，不参与还会被点名批评。用来贯彻评估标准的时间和费用都被占用了，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在这样的情况下，走关系、攀交情成为张蔷眼中多起来的现象，一线园长的施展空间被压缩，只能“拼了老命想办法”。

难以撼动的考评惯性

2022年，教育部颁布《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以下简称《评估指南》），旨在切实扭转“重结果轻过程、重硬件轻内涵、重他评轻自评”等倾向。但在近两年的实施过程中，评估系统犹如轰隆隆运转的机器，巨大的惯性难以遏止，以评促建离接壤现实还存在距离。

理想状态下，不同路径的评估都能发挥提升教育质量的作用。刘昊将其效果归为直接与间接：当场提建议、给方案的评价，效果立竿见影；而鉴定性评价可以为决策部门提供依据，来分析薄弱园缺少哪些支持，进而提供补充并设计激励方案，同样能达到以评促建的效果。但过往实践中，等级高的幼儿园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倾斜，“一些地方追求的不是普及普惠，而是包装出几个大园、好园，结果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特别弱的幼儿园陷入自生自灭的恶性循环，造成了更多不均衡的出现”

张蔷非常认可《评估指南》中对“过程性评价”的强调：“向每一天的教育要质量是完全科学的。”而理念和现实的落差在于，受到人力、资源、时间等掣肘，评估人员时常走马观花，“一个上午要评两所幼儿园，只能流于形式。有的地方还过度依赖电子化档案，让幼儿园录课来佐证，不允许提交纸质内容”。如此一来，很难考量真实的教学质量和儿童发展水平。

以往，外部评价是评级评优中的主要方式，《评估指南》特别强化了自我评估的地位。面对要求，许多幼儿园显得一片茫然。刘昊分析，除了专业能力不足，影响自评的重要因素在于错误的观念没有得到矫正：长期以来高利害评价，让大家提起来就精神紧绷，更不会在自评中“实话实说”——刘昊曾对比过北京市幼儿园自评分数和督学的打分，无一例外，前者全部高于后者，也从侧面反映出挂钩绩效考核的自评缺少实际价值。

“自评关注的不应该是结果，而是教师自我反思的过程。”刘昊解释道，“也就是教师基于一定标准审视自己的教育教学和园所工作的开展状况，来发现问题和不足，并持续改进的动态过程。”有些自评是政府牵头并督促进行，或直接对学者制定的指标采取“拿来主义”，本质上都没有脱离外部评价的窠臼。“要相信幼儿园是有意愿也有能力构建适合自己的指标，把自评的模式和思路运用到日常管理中，把学习与发展的权利还给幼儿园。”充分释放学前教育领域最基层治理单元的活力，而非一味做加法，才能激发教师内在的创造性。张蔷也表达了类似态度——质量高的幼儿园有一套自己的评价办法，会通过教师每月自评和园领导走班指导来启发教师找差距、善改进。如果是无差别的自评要求，反而容易打乱幼儿园的节奏。

迎评的那段日子里，布置展台给肖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专家看后点评，展台不够立体，要从家园共育的角度呈现；改好后，另一个专家又说，孩子的作品太少，不美观，全部内容都要换。为了加快进度，肖真给孩子们布置手工，或者在集体活动时抽出几个孩子来一起做额外“作业”。“很多东西需要孩子的痕迹，孩子也很辛苦，变得特别忙碌。”埋头于剪剪贴贴中的间隙，肖真有时候不禁想，到底是谁在评级中受益了？

（文中王乐乐、张晓、刘文、李想、张蔷、肖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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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本文刊于《教育家》2024年4月刊第3期，原文标题《幼儿园评级“卡”在哪里》

作者｜陈璠、王妍妍、谷珵

统筹 | 周彩丽、贾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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