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八大意难平

　昨天晚上，翻开了那部《明史》，又一次被那段关于明朝历史的片段所深深触动。

朱标，他死得太早了。

想象一下，如果朱标没有英年早逝，或许朱元璋晚年的剑拔弩张会略有收敛。朱元璋，他生了那么多子女，可只有朱标是那个来自农家的朱重八的孩子，其他的都是皇帝的儿子、公主。朱元璋对待朱标，犹如老农对待家中的长子一般，心怀着给他留下巨大家产的渴望。洪武皇帝的班底，也是朱标的班底。

朱标若未亡，或许朱元璋会留下足够的文臣武将来帮助他统治，那些开国元勋，他们留下的一部分也许会避免明初的动荡。再者，四年靖难之后，朱元璋所留下的基层精英也应该会稳定局势。可偏偏，朱元璋打下的基业却在四年靖难之后，硬生生地被打碎，重新组合。

此外，朱标的心态相对于朱棣更为稳定。朱标若未逝，无论是继续定都南京，还是迁都北京、西安，都不会那么匆忙。

就像初大航海的例子，朱棣的心态其实相当复杂：一方面，他想要海外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另一方面，他也想向全国证明他很有能力，靖难的做法并没有错。在这样的心态下，大航海显然成为了一场巨额的烧钱游戏，最终难以为继。但如果是朱标，或许就不会如此急功近利。也许没有郑和下西洋那样的壮举，但也不至于演变成无法为继的烧钱游戏，反而可能会促进商贸繁荣，资本主义会更早地萌芽。

朱标的早逝，宛如一片乌云飘过大明帝国的天空，预示着帝国未来的艰难险阻。

　　朱高炽父子执政时间短暂，留给大明的盛世蒙上了一层悲情的色彩。

朱元璋和朱棣两位皇帝皆以血战立国，但一般情况下，一场血战之后就应该是时光静好的养生时期。因为王朝更迭之过程实际上并不复杂，旧朝崩溃宛如人口的雪崩，犹如股市的崩盘，短暂的乱世之后必然是新朝的盛世。

明朝的盛世应当归功于朱高炽和朱瞻基父子，然而可惜的是，朱高炽虽然各方面皆有守成仁君之风范，却因身体羸弱，仅一年便英年早逝。

朱瞻基被称作“六边形战士”，朱棣当初将皇位传给了身体疾患的朱高炽，而非“与己相似”的朱高煦，皆是看中了朱瞻基。一句“好圣孙”足以令朱棣倾倒。然而，朱瞻基虽然才貌双全，却命短福薄，仅仅十年便短暂地执掌朝政，期间更夹杂着诸如汉王叛乱之类的挑战。

所谓“仁宣盛世”只持续了十一年，实在是太过短促。即便在古代寿命较短的情况下，十一年也难以称之为一段成熟时期。若仁宣之治延续至弘治朱佑樘时代，那或许才能称得上是一个标准的盛世。然而历史学家从未将仁宣与弘治联系起来阐释，原因简而明了：朱高炽和朱瞻基早逝，导致大明战神未能受到充分的教导，执意前往瓦剌留学。

朱瞻基逝世之际，大明正处于强势之时，许多人也未曾料到国势将会突然式微。

然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也算是正常之举。因为无论何时，当开国功臣离世，往往会引发一系列动荡。比如美国开国功臣逝世后，南北对立难以避免；苏联开国功臣离世后，出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现今伊朗的谨慎也有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哈梅内伊等开国功臣年迈将近，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回到明朝，朱元璋除去了功臣，最终引发了靖难之乱。朱瞻基去世后，正值大明功臣的退位之际，文臣集团和边疆势力渴望一展宏图。

若朱祁镇老成持重，或许还能掌握大局。然而不幸的是，朱祁镇好大喜功却无能力，最终无法组建可信赖的班底，不得不依赖宦官。于是，王振的表演拉开了序幕。

土木堡之变最终毁掉了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代精英的基业。朱祁镇本人一战封神，成为大明战神的同时，也成了瓦剌的留学生。

土木堡之变表面上看似朱祁镇和王振的一时冲动，实则根源于当时文臣集团和边疆势力对皇权的不信任。从那时起，文臣集团和边疆势力逐渐崛起，大明皇帝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与文臣集团的内耗中，而非治国之道。

　　这里的于谦，并非喜剧舞台上那位幽默的艺人，而是长眠在杭州西湖的一位名将。他跨越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朝，身体力行，却在收拾土木堡之乱后，不幸被瓦剌留学归来的朱祁镇所杀。

若非于谦之力，大明又岂能应对战神留学瓦剌所带来的后果？想来当真困难重重！倘若京城失陷，明朝的历史地位将蒙上一层阴霾。

某种意义上，于谦堪称大明之救星。他的贡献，堪比任何一位明朝的皇帝。然而，如此支撑柱石竟遭瓦剌归来的朱祁镇所刎颈而终。

于谦之死，引发了诸多严重的后果：

首先，他的行动挽救了大明，实则挽救了皇权。随后的文官集团将于谦的功劳视为自身的贡献，渐渐有了分食皇权蛋糕的企图。特别是东林党的兴起，使文臣集团沉醉于自我膨胀之中。

其次，朱祁镇的行径，间接断绝了许多人对皇权的忠诚。特别是边疆势力，更是经常“养虎自齧”。比如后来李成良在辽东对努尔哈赤的放任，最终成了自食恶果的典范。

土木堡之变过后，大明的皇权一直在迷失的边缘徘徊。朱佑樘曾以累死己身之勇创造“弘治中兴”；但他逝世后，其子朱厚照同样不甚靠谱。

实际上，朱厚照与朱祁镇同属一类皇帝，只是朱厚照更倾向于游山玩水，并未赴国外深造。他玩乐之心太重，甚至连延续香火之事也顾忌不及，让朱厚熜得了便宜。

朱厚熜虽精明睿智（或许与未接受帝王之术培训有关），却将心思用于修道炼丹（竟有二十余年不问政事），朝政大权落入大臣之手，大明进入名臣时代。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相继登场，皆意味着对皇权的制衡。

朱载坖黯然失色。朱翊钧与祖父朱厚熜一脉相承，数十年不问朝政，任职时间虽长，却是典型的“不作为”。在张居正去世后，朱翊钧试图重振皇权威仪，发动万历三大征，虽在军事上有所收获（挫败小日本入侵大陆的野心），却让努尔哈赤得以壮大，财政上也亏空累累（投入远多于收获），政治上更是彻底失败。

本意是重振皇权威仪的万历三大征，却无果而终，反而助长了党争之风。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党派竞相涌现，如今东南亚政坛的火爆场面不过尔尔。

无节制的党争最终导致帝国财政崩溃。

　　有人说，若非于谦，大明或许早已覆灭；若非张居正，大明末期将更为血腥。

明朝跨越两百余年，朱厚熜（在位46年）和朱翊钧（在位48年）这对不喜朝政的祖孙，竟然连续统治近一百年，占据了明朝历史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此漫长的懒政，幸而没有导致帝国崩溃，这全因中间有张居正的改革，暂时地挽救了帝国财政。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可圈可点，但最终收效甚微，其根源在于他只是一位权臣，而非皇帝。在皇权迷失的时期，权臣改革之后，若无雄才伟略的君主接棒，结局往往是悲剧。商鞅的变法之所以成功，因为秦孝公之后的君主个个雄才伟略。张居正之所以悲剧，在于明末老朱家的权贵无法应对那个时代。

朱翊钧曾试图掌握时局（发动万历三大征），然失败了。

朱常洛甚至未曾努力。

朱由校直接放弃了一切，将国事交予魏忠贤，而自己则沉迷于修道炼丹。

朱由检虽然勤奋，却仅止于勤奋而已。

帝国崩溃的根源，无不源自财政的崩溃。

明帝国财政崩溃的原因：

首先，地方豪强交纳少量税款，而百姓交纳的则更多。再加上天灾人祸的肆虐，导致民怨沸腾，张献忠、李自成等人相继兴起。这便是乱世的渊源，人口凋零的根由。

其次，帝国内部腐败现象猖獗。

再者，老朱家的贪婪。一方面表现为皇室的贪婪，另一方面则体现在需要财政供养的朱家子孙过多。朱元璋当初想要给予后代享受皇家待遇的幸福生活，但到了明末，朱家子孙已庞大到令帝国财政难以负担的程度。

财政崩溃，无法企及神仙。到了明末那般情形，不应再讨论朱由检是否能够挽救大明，而应该思考的是，即便朱元璋穿越而来，能否拯救大明。

或许许多人认为，朱元璋必定毫无问题。因为朱元璋出身贫寒，人生起步艰辛，但他却率领着穷兄弟打下了大明江山。

然而，按照历史的规律，即便朱元璋穿越到明末，推翻财政崩溃的大明帝国或许易如反掌，但要代替朱由检挽救大明，却是难以企及的。比如，神奇的刘伯温在元末无从施展才华，若置身于明末朱由检身边，同样面临着有才无处施展的局面。

在历史的轮回中，推翻一个腐朽的王朝远比拯救腐朽的王朝容易。或者进一步说，末日王朝是无法拯救的。

若朱元璋穿越至明末，正确的做法是推翻大明，重建新王朝，并阻止清军入关。或许朱元璋无法挽救腐朽的大明，但他可以建立一个新政权取而代之，并抵挡清军的侵入，这是有可能的。

　　说实话，东林党内部是有好人也有坏人的。但作为曾一度左右帝国命运的一支力量，东林党从未表现出挽救天下的气概，实在令人失望。

当然，要说口若悬河，东林党或许无人可敌。

但东林党本质上是地方豪强的代理人，主打的是偷税漏税。当时，已有资本主义的苗头显现。东林党代表地方豪强，从忠于皇权的角度看，确实不地道。然而，若要推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皇权的制约，向君主立宪制转变（当时的荷兰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东林党缺乏这样的认知和勇气，也缺乏那股狠劲，这实在让人不齿。

在当时的历史机遇下，唯一能拯救大明的途径，就是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告别农耕文明，迈入工业文明的时代。荷兰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法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工业文明的曙光照耀在欧洲。

欧洲占据了工业革命的先机，从而享有几百年的繁荣。

而中国却因错失了工业革命的先机，历经了近代史上的种种灾难。

最后，想说一句感慨：什么是历史？或许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但我认为，历史就是让后人认识到，任何滋养你成长的土地，实际上也在对你施加压力。你需要感恩于其滋养之恩，但也要明白，若找不到闪耀的出路，很容易沦为被压迫的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