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去世时，遗产仅剩20块无钱办丧，葬礼场面却袁世凯的还盛大

1931年，袁克文，这位昔日北洋政府权势满盈、风云人物袁世凯的儿子，病逝了。

这个消息本身就足够震惊，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留下的遗产仅仅是二十块钱——一个普通木制笔筒里随意卷起的几张纸币，这几乎无法覆盖一个基本的葬礼费用。

但是，他的葬礼竟然安排得异常豪华，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袁世凯的丧礼。

袁克文生于权势之家，自小即处在光环笼罩之中。他的父亲，袁世凯曾试图恢复帝制，令自己坐上皇帝的宝座。

但是这一野心最终未能实现，1916年6月6日的清晨，北京城笼罩在一片沉重的阴云之下，仿佛自然界也在为这一天的事件哀悼。袁世凯，这位曾试图复辟帝制、自立为皇的大总统，在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风波后，终于在病榻上告别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虽然他生前下达了不举行国葬的遗愿，但他的逝去仍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响。

袁世凯的葬礼并未简单地按照他的遗愿进行。反而，出于对这位前总统身份的尊重以及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葬礼的规模和仪式远超他个人的期望。首先，葬礼地点选在了盖陵寝，这是一个专为袁世凯家族修建的陵园，坐落在北京郊外的一个宁静地带，环境肃穆，与外界的喧嚣隔绝。

为了确保参加葬礼的宾客能够从各地方便地到达，政府特别安排了专列，这些列车从中国的南到北，东到西，将来自全国各地的政要、外交使节、军官及袁世凯生前的亲友带到北京。列车沿途下半旗致哀，车站的钟声低沉而有力，每一声敲响都似在述说着一段历史的结束。

到达盖陵寝的葬礼现场，可以看到百人抬棺的隆重场面。这些抬棺者都是军队中的士兵，他们身着制服，表情庄重。棺材由他们肩扛，步伐坚定而缓慢，周围密密麻麻站满了来自各行各业对袁世凯生前政绩有着复杂评价的人们。

在这天，全国范围内下达了停课禁娱的令。学校关闭，娱乐场所暂停营业，全国陷入了一种肃穆的氛围中。这种做法虽然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过于严峻，但也反映出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影响。

根据家族遗产的分配，袁克文除了继承了父亲遗留的部分财富外，还额外继承了他的两位母亲的遗产份额。

这使得在经济上，袁克文并没有因父亲的去世而陷入困境，反而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的空间。

袁克文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娱乐和奢侈。他对赌博的热情尤为高涨，几乎每晚都会出现在北京和天津的高端赌场中。

在这些地方，他常与其他贵族或富商切磋赌技，投掷骰子，摇动麻将牌，或是围坐在扑克桌旁直至深夜。

赌注往往高得惊人，足以令普通人望而却步。然而，对于袁克文而言，这只是他寻求刺激和娱乐的一种方式。

收藏则是他另一大消费沉迷。他对古董和珍稀艺术品具有近乎痴迷的喜爱，经常亲自前往古董市场或拍卖会，搜寻那些能够引起他兴趣的物件。

他的藏品包括了从古代青铜器到宋朝瓷器，从名家书画到精致的玉雕，每一件都是精挑细选的珍品。这些艺术品不仅装饰了他的多处住所，更是他向来宾炫耀的资本。

唱戏是他文化生活中的又一重要部分。袁克文不仅是戏曲的忠实观众，还经常邀请名角到他的私人府邸中表演。

这些表演常常是为了娱乐亲朋好友和社交圈中的重要人物而精心准备的，尤其是在他举行的那些豪华宴会中，京剧或昆曲的表演总是不可或缺的节目。

戏服华丽，唱腔悠扬，演员们的表演总能赢得在场宾客的阵阵掌声。

尽管袁家的政治地位不复当年之盛，但袁克文依然保持着显赫的社交地位。

他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各种社交活动，无论是私人的茶会还是公开的宴会，都是社会名流的聚集地。

在这些场合中，袁克文总是主宰话题的中心人物，无论是他的衣着打扮，还是他的谈吐举止，都无不显示出他的身份与品味。

他的家中，尤其是他在天津的府邸，布置得尤为讲究。府邸内的摆设豪华，从精细的地毯到高挂的吊灯，从壁挂的名画到摆放的各式雕塑，每一处都彰显着主人的富贵与奢华。

此外，他还特别喜欢在府邸中举办各类舞会，邀请京城内外的达官贵人、文人骚客参与，舞会上女士们穿着华美的旗袍，男士们身着整洁的西装，伴随着优雅的音乐，跳着华尔兹或查尔斯顿。

1931年的寒冬过后，春风未能为袁克文带来新的希望。

在那个年头，他突然感染上了猩红热，这种由链球菌引起的传染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极为难以治疗，常常导致患者高烧不退，并伴有严重的咽喉痛和全身性红斑。

袁克文的病情很快便恶化，高烧持续不退，体温常在40度以上，连续几日无法缓解。

尽管身处一时的繁华与奢华之中，袁克文的身体却迅速消耗其曾经的活力。疾病使他困顿在床，连日的高烧让他疲惫不堪，整日只能依赖仆人的照料。

他的府邸内，一时间笼罩了一层不寻常的阴霾。医生和护士成了常客，他们试图用各种方法来降低他的体温和缓解症状，包括冷敷、服用解热药，以及注射当时认为可能有效的药物。

袁克文的病房内，布置得尽可能舒适。床铺上铺着厚厚的被褥，以保暖身体，房间的温度也被调得较为温暖，以减轻他的寒冷感。

窗帘常闭，以防强烈的春光刺激他的眼睛，整个房间弥漫着药物和消毒水的气味。尽管如此，病魔并未因环境的舒适而有所退让，袁克文的状况日益严重。

他的家人、朋友以及过去的社交圈中的伙伴们得到消息后，许多人纷纷前来探望。

时间一天天过去，袁克文的身体越发不堪重负。到了3月初，他已经难以自行起床，大部分时间都在半昏迷状态中度过。

尽管医生们努力想要挽回这一局面，但有效的治疗手段有限，猩红热的侵袭无法得到有效控制。

最终，在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因为连日的高烧和身体的极度虚弱，在天津的府邸中病逝，终年仅42岁。

袁克文的逝世后，天津的府邸里，家人们开始了对遗物的整理。

府邸中的每个房间都显得异常安静，家具和装饰品散发着沉重的历史感，几乎每一处都能讲述出袁克文生前的辉煌与奢华。

但是，随着遗物的逐一盘点，一种令人惊讶的真相逐渐浮现——袁克文的财务状况并非外界想象的那样充裕。

在袁克文的书房中，一个普通的木制笔筒静静地摆放在书桌上，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只是其简朴的外表和被使用过的痕迹。

家人原本以为这只是他日常使用的文具之一，但当他们倒出笔筒的内容物时，里面竟然只有20块钱，这些钱被随意地卷起放在其中。

这些钱显然是袁克文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放入笔筒中的。尽管他曾是个金钱如流水般花费的人，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大量的资金都花在了赌博、收藏和维持其社交生活的奢侈之中。

显然，这些生活方式已经悄然耗尽了他手中的大部分财富。

整理遗物的过程中，家人们还发现了许多未付的账单和债务清单，这进一步确认了袁克文生前财务的紧张。许多账单来自于他频繁光顾的娱乐场所、赌场和他对各种艺术品的购买。

这一系列发现让家人们对袁克文生前的真实生活有了更深的了解。

尽管如此，袁克文的葬礼依然以极其盛大的规模进行。葬礼那天，天津的街道上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色人群。

从政府高官到商界巨头，从艺术界名流到普通百姓，众多人士都来到现场，表达对这位昔日风云人物的哀悼和敬意。葬礼的场面之大，甚至超过了当年袁世凯的葬礼。

袁克文的葬礼安排在一个清晨进行，天津的街头已被他的追悼者占满，他们中有从各地赶来的旧时好友、商界伙伴、政治联盟的同僚，以及那些在社交场合与袁克文有过交集的各界名流。

葬礼的队伍浩大，既有整齐的仪仗队，也有穿着黑色服装的普通市民。袁克文的灵柩由一匹匹骏马拉着，灵车装饰着白花和黑纱，显得庄严而肃穆。

沿途，人们手持白花，面露哀戚，缓缓跟随着灵车前进，他们的步伐沉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悲伤。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队来自妓院的女子。她们的出现在葬礼中颇为罕见，显得格外突出。

这些女子都穿着统一的黑色服饰，头戴白头绳，胸前佩戴着袁克文的小像勋章，象征着对他的哀悼和纪念。

这些女子之中，不乏袁克文生前常光顾的那些娱乐场所的熟人。

在袁克文生前的日子里，他不仅是她们的庇护人，也常常是她们生活中的一抹亮色，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社会上的保护。

他们之间虽然是金钱和服务的交易关系，但也不乏情感上的纽带。因此，这些女子在袁克文去世后自发组织的。

当葬礼队伍最终到达公墓，进行了一系列仪式后，灵柩缓缓地被安放到墓穴中。参与仪式的人们依次向他的墓地投掷泥土，表达他们的最后告别。在所有的仪式结束后，人群逐渐散去，但许多人仍旧驻足不前，久久不愿离去，空气中弥漫着缅怀和不舍的情绪。

张昌华.袁克文——名士风流的末世王孙[J].江淮文史,2010(2):109-1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