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大半个世纪，我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大致和平、稳定、开放的全球化环境里。
牛津大学经济学家马克思·罗泽研究了500年来“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年数比例，他发现1500年-1700年左右，人类至少70%以上的时间大国之间都在打仗，这个比例逐年下降，到近期，几乎降为零。
其实，相对于人类史上的大多数时期，大部分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相对罕见的和平年代，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然而，过去十几年，西方世界开始“失控”了，整个世界也有加速动荡的趋势：俄乌冲突尚未停战；欧洲极右翼党派崛起、英国公投“脱欧”，中东又出现了政治不稳定的迹象……这一切都在表明：开放可以封闭、和平也会消失，我们正迎来一个动荡时代。
以上种种的西方政治议题如同滔天巨浪，势不可挡地影响着一群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我们很难用“黑天鹅事件”去简单归因。
世界何以至此？它正在变好还是变坏？影响中国外部的最大变量是什么？
我们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一起来聊聊世界的新变化，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世界。
口述：包刚升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演变》作者采编：孙允广 正和岛内容总监、微信主编
星辰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一、承平日久70年，西方“觉醒”
问：最近两年，全球政治正加剧“极端化”，比如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欧洲右转等等，标志着西方社会内部开始出现分歧，很多学者将西方的现象归结为民粹主义的复兴，您怎么看？
包刚升：英国脱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移民问题。欧盟有“四大自由”政策，即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能够自由流动，正是因为这个政策，英国没法控制移民的规模，管理它的边界。
在英国发起脱欧公投前，卡梅伦政府曾承诺，会将移民规模控制在每年10万,然而实际移民规模却达到了30万左右。要知道，英国的人口只有6000多万，3年的移民人数将近100万人，如果不加以控制，英国的人口结构将会很快被改变，这是英国保守派不能接受的。
如果不脱欧，他们就没办法解决移民问题，没法控制边境。所以在2016年，英国约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
像是美国特朗普也很关注移民问题，他在许多重要讲话中都提到如何保卫美国边境的问题，他的基本主张包括修建美墨边境墙、颁布部分伊斯兰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以及限制移民等。
很多学者、媒体人将这些情况称之为民粹主义复兴，我非常反对使用这样的概念，在我看来，本质问题是对现实利益的关照和关切，比如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和收入问题，这更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回归。
这些政治新现象的背后，其实有着相似的政治诉求，我将这种政治诉求简单地总结为20个字：“本国优先，反全球化，限制外国移民，抵制伊斯兰化。”当然，这里反全球化是部分地反全球化，主要是反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对欧盟国家来说，反全球化自然还包括强调本国中心主义和抵制欧盟的主张。
问：您在《演变》中首次提到硬政治和软政治的概念，对于西方呈现的新现实，您认为是承平日久70年，西方有了向“硬政治”回归的趋势，这句话如何理解？西方在回归“硬政治”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地变化？
包刚升：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政治格局主要是由两件事塑造的：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与国内体系，以及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的新型政治秩序。
这样的演变过程，我称之为“承平日久七十年”。从1945年二战结束再到2015年，正好是70年。为什么是2015年？因为201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从国际格局上看，过去70年，美国和美国保护下的欧洲总体上处在没有重大威胁、安全无虞的情境之下。虽然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在朝鲜半岛、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地还打了几场战争，但所有的危机与战争不足以动摇美国和欧洲政治的根本，西方的现实威胁感并不强烈。
到了1991年冷战体系终结后，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两项制度高歌猛进，西方洋溢在乐观的政治氛围中。
比如二战后，西方世界的共识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上，经济上实行市场经济，左右派争来争去都不会突破这两条底线。我考察过去北美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大选，最重要的议题无非是税收和福利。税率更高还是更低？福利更多还是更少？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实际上已经被消解了，转换为关于再分配问题的政策争论。除此之外，还有女权、环保、堕胎等等议题，有人戏言，他们关心的议题属于“吃饱了撑的”的范畴，实际上讨论这些议题的前提是“吃饱”。一个社会只有解决了的基本安全、经济与国防等问题，大家才会有闲心来谈论“软政治”议题。
但在我所谓的“承平日久70年”的后期，欧美政治开始暗流涌动：一是欧洲周边出现很多不稳定因素，比如俄罗斯在2014年的危机中，拿下克里米亚；恐怖主义袭击已经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的新模式，最著名的除了2001年的“9.11”事件，还包括2016年导致8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法国尼斯恐怖主义袭击等。
二是全球化对西方国家带来一些积极效应，但一些阶层也认为带来了负面效应，没有办法控制制造业就业机会的转移等等。
比如美国的全球化反弹问题。过去七八十年，美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美国国内各个阶层的受益程度不一致，比如美国制造业衰退，造成大量工人失去原本的工作机会。
举个例子，当美国的资本阶层、投资阶层把美国的普通制造业转移到国外成本更低的国家，短期内，这对铁锈地带的制造业群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荡。特朗普说要投资美国，让工作机会回到美国、购买美国的货物，这种主张背后迎合的是全球化中收益较少的群体利益，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全球化反弹”的现象。
三是60年代以来，欧美实行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导致国家人口结构出现了重大变化。在整个人口结构中，原有的主导主义和主导宗教比例开始急剧地下降。
上世纪中叶，美国白人、欧洲裔白人的后代基本占总人口的85%左右；到了2005年前后，这些人占总人口的67%了，比例下降非常严重。比如欧洲来自中东、北非的穆斯林人口占比急剧上升，这是让欧洲人和美国人不安的地方，特别是那里的保守派。
除此之外，国际体系中还有一些重要现象，比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没有实现所谓面向西方的转型，而是回到了与西方差别很大的政治制度，又因为俄罗斯体量大，这决定了其转型事关整个东欧和世界的格局。
对西方国家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中国崛起。我们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和西方差别很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与西方异质性程度很高，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当前的国际秩序，这些因素最终催生了西方国家一批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不安全，我称之为“安全焦虑的上升”。
在安全焦虑上升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主要受市场逻辑主导，受供求关系、价格机制等、竞争因素的影响，比如哪里便宜就到哪里投资，哪里的货物性价比高，就买哪里的商品。可是一旦安全焦虑出现后，就会影响到经济逻辑。
当国内外若干个风险点叠加在一起，国际上彼此间相对平稳的生活就结束了，西方的“硬政治”回归，在“硬政治”的条件下就可能存在敌对关系。
二、史诗级超级大选，影响几何？
问：今年被称作史诗级选举大年，有40个国家和地区将举行重要选举，涉及32亿人，因此有人称之为“矛盾清算年”，您如何看待这场超级大选年？当下，威胁中国和平与稳定的变量有哪些？我们又当如何应对？
包刚升：在西方国家，大选年通常是一个原有社会分歧和分裂政治化、表面化的时期。西方人有个特点，在平常年份，很多普通人都该上班上班、该工作工作、该搞娃搞娃，对政治关心较少。在大选年，政治表达、动员和竞争加剧，导致政治情绪高涨，与非大选年相比，社会纷争和分歧更加明显。
很多人对民主政治的运作有误解，以为始终是稳定、和谐、按照既定规划来进行的。实际上，民主政治的过程往往会伴随着一定的纷争和冲突，我称之为民主政治其实是“吵吵闹闹的政治”，但是民主政治的常态是分歧和冲突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分歧在社会中也有积极作用，它可以作为一种调整和纠错机制。例如，在特朗普之前，没有哪位共和党政治家有如此大的热情和犀利的主张对移民问题提出不一样的政纲，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虽然引起争议，但也促使美国社会重新审视这一议题，给予其调整的可能性和空间。
因此，面对大选年的政治分歧，我们应保持冷静，既要看到它可能会导致的冲突，又要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意见表达和可能的纠错机制。
今年大选比较多，对于中国而言，大选年可能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在竞选期间，政治家表达的各种各样政治观点可能对中国产生影响。
政治家的政纲通常分为内政和外交两大领域，二者相互关联，比如在内政中，为了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可能会在外交上采取提高进口关税的措施。中国如今的经济体量和政治影响力，很难不成为西方国家大选中的重要议题。
我们得承认，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中国在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面临一些偏于负面的评价，这已成为政治竞选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我们要理解政治家为了选票，可能会采取对中国批评或强硬立场的策略，这是他们选举政治的一部分。
面对这样的舆论场，我们在技术上要足够淡定，应该认识到这是一种常态，但在战略层面上，我们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政治家批评中国、对中国表达强硬态度可以帮助他们赢得选票？选票背后是普普通通的民众，这种现象反映了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外交挑战。
理想的状态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会认为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有助于赢得选票。因此，我们需要在战略上明确目标，努力改变这种局面，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形成积极的、正面的认知，从而为中国赢得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注意到，在国际政治中，政党轮替是议会制和总统制国家常见的现象。例如，在美国，可能存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权交替，而政党更迭之后，他们的对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我们需要在研究不同政党的政策差异上多做功课。
首先，在技术层面上，我们需要制定策略来应对新上台政党可能实施的对华政策，这包括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个方面，我们要考虑怎样最小化对中国的负面影响。
然而，技术应对只是短期策略。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如何改善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整体关系。以美国和欧洲主要大国为例，由于政治选举的特点，我们与他们的关系的改善不仅涉及政府层面的交流，更深层地，它与这些国家的民意息息相关。
美国的政治体系中，白宫和国会的决策背后反映的是选民的民意。对中国来说，搞好与美国及欧洲主要大国的关系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需要想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在这些国家媒体和选民中的形象与印象。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有时候不要太玻璃心，在外交场合中的你批评我、我批评你是常见的现象，这是国际政治互动的一部分。我们更应该回归问题的根本，也就是说构建一个理想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如何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当然我们能看到很多明显误区，比如，试图通过骂某个国家去争取改善跟这个国家的关系，这显然做不到的。所以，当中国与别国的关系出现状况时，我们要想清楚背后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如何通过理性和务实的方式去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与该国的关系。
三、美国是中国外部最大的变量
问：不同的人会对美国有不同的认知，有人特别崇拜美国，说它是“民主灯塔”，也有人说它是“霸权屠夫”，就是很憎恨美国。一个真实的美国是怎样的？它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包刚升：对中国来说，美国是最大的外部变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国家，第一种观点是把美国想象成完美的国家，你一定会失望，没有哪个国家是天堂；第二种观点恰恰相反，他把美国想象成特别不堪的国家，但很多留学生都去美国求学，很多成功的创业公司也与美国息息相关，以上两种引述的观点都离现实太远。
关于美国，我有三个基本判断：第一个观点是，美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民主共和政体，在全球经济、科技和创新领域上全球第一。即使与经济发展迅速的中国相比，美国在人均GDP上仍有超过五倍的优势，人均发展水平较高。
除此之外，美国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实力也是全球公认的，我们来看两个指标：一是在全球著名大学排名上，美国拥有众多顶尖高等学府，而德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几乎没有大学能够跻身全球前五名。
二是在高科技公司方面，美国同样占据了主导地位。近20年来，绝大多数市值超过3000亿甚至5000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都在美国诞生，而中国也有一些这样的公司。相比之下，日本和德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则较为逊色，几乎没有什么新的高科技公司达到这样的规模与影响，所以美国这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也是相当显著。
自1980年以来，“美国衰退论”的论调一直存在，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日本第一》中讲到，日本在点电子和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在人均GDP和经济总量方面，日本和美国越来越接近，傅高义在书中讨论美国可以向日本学习什么。
1987年，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里，讨论了几个不同政治经济体的未来前景，他称美国为“相对衰弱的美国”。
但2000年以来出现了很多新情况，以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为主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在这一轮技术革命中，美国再次成为新的经济与技术中心，这是当年美国的很多学者、媒体没有充分考虑到的。
今天这一轮的人工智能革命，主要的大型机构又是在美国。我们当然不清楚美国的未来会向何处去，但至少目前来看，美国还是一个遥遥领先的国家，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不要误判，也不要低估。如果依据这种对美国的误判和低估来做决策，最后往往会害人害己。我想，这并不是所谓的“崇美恐美”，而是根据各种要素分析后的专业判断。
第二个观点是，今日美国确实面临着很多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国内的主要挑战有三个：第一个挑战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全球化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不仅体现在美国的收入分配或不平等问题上，而且还反映在美国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这种不平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突出。美国在追求全球化的同时，又要保护国内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这一过程中，美国既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金融市场的繁荣，又要维持社会公平和较低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这两者之间就存在着矛盾。
而在民主政治体制下，普通民众会通过投票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主张。这种政治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阶层间的冲突和紧张，也为他们的政策制定带来了许多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美国的公债问题很严重。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高公债都是由战争导致的，比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欠下很多债，美国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又欠了很多债。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政府债务不断累积、居高不下，今天的美国巨量公债已经给美国的财政稳健、金融稳定和经济问题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其实像英法这样的欧洲其他主要国家也普遍存在着公债问题。
第三个挑战与移民有关，我称之为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在美国的兴起。随着人口越来越碎片化，欧洲白人比例越来越低，今天美国5岁以下的白人婴幼儿已经不占绝对多数。这些问题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广泛讨论。
在国际上，美国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领导的后冷战秩序正在遭到挑战，特别是俄乌战争至今没有终结就是一个标志。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即美国今天面临着国内与国际的很多挑战。这些挑战也都是真实的。
第三个观点是，综合来看，尽管与20或30年前相比，美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降低了，但这个国家依然保持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
特别是，美国的创新能力基本上未见衰减，创新能力不衰减意味着美国在新兴科技领域——比如人工智能——在较大概率上仍占据下一个时代的制高点，在新增产业中仍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和活力。
拿一个经济指标来说，在人工智能领域和外层空间开发领域，未来可能出现的千亿或数千亿美元级别的新兴大型高科技企业在较大概率上还会出现在美国。
因此，我们应客观公允地看待美国，不必仰视，但也不应俯视。如果只是选择性的抓住美国的弱点和缺点，就会导致理解上的重大偏差。我还补充一句，我们更没必要敌视美国，搞好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一方面我们与美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有很多合作，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
我今早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华为任正非年轻时在美国考察时的心得体会。他强调的是，无论是个人、企业组织，还是国家，你看到人家有比你优秀的地方，要有一种学习和见贤思齐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正常的心态，实现持续的进步。
这些年，我关注到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在评价事物时，人们往往首先考虑其来源，即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而非其本身的价值或正确性，不问好坏和对错，我对这个趋势非常担心。例如，如果是中国发明了纸张，难道其他国家会因为这一点就拒绝使用纸张吗？显然，这种排斥外来事物的做法是很愚蠢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领域。从人类文明角度来讲，人类过去一万多年的演化主要有两件事：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与之相关的一切。
恰当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领导人反复讲，中美关系关系到世界秩序和未来走向，这个世界能否维持和平和繁荣与中美关系息息相关。总的来说，我们客观公允地看待美国非常重要。
四、阿根廷的“政治实验”，能成功吗？
问：去年11月，阿根廷大选，53岁的政治素人米莱当选新总统，开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他本人是哈耶克的忠实信徒，这场改革很激进，他提出了“休克计划”，彻底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场变革震惊国内外，您是如何看待这场政治实验的？其他国家可复制吗？
包刚升：我对阿根廷米莱的新政有所关注，还没系统研究，但我研习过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和学说，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理解奥地利学派的基本主张。
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很多，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其中以哈耶克最为著名，他写过《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等重要著作。罗斯巴德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大萧条》，我们一般理解美国大萧条认为经济危机是由市场经济本身运作的结果导致的。
但罗斯巴德的研究恰恰相反，他认为美国经济在1929年10月起初只是个正常范围的小波动，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采取了错误的干预政策，从而放大了危机。这本书的分析有历史、有逻辑。当然，有人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我们至少能看出来奥地利学派在重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主张。
首先要澄清一点，奥地利学派不是主张不要国家，他们不是无政府主义，只是要尽可能把国家干预、政府规模、政府管制控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政府不要太大。按照哈耶克说法，凡是能够让竞争机制起作用的地方就尽可能让竞争机制起作用，而不要采用政府和官僚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因为这样做一定会导致更多问题，比如效率低下、社会成本高、不利于创新等等。
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这个世界是完全可以重构的，只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政府干预无处不在的社会。实际上，即便是西方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中，政府的规模、管制和福利覆盖范围都出现了前所未有地扩张。
如果研究西方国家的财政史，你会发现1913年是关键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发生前，世界上西方主要国家财政占GDP的比重大致只有10%左右，而今天欧洲国家已经达到了40%-50%，所以过去一个世纪中，西方国家的政府规模和财政都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如果研究过奥地利学派或是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我敢说一句：亚当·斯密要是活过来，看到如今西方国家的政府规模如此之大，财政占GDP比重如此之高，他一定感到痛心疾首。
但是由于某种机制，历史演化慢慢走到今天这一步，大家似乎也已经习以为常了。
具体讨论阿根廷新政，我第一个观点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米莱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新政措施，是具有革命性的，他试图颠覆长期以来大众习以为常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这需要坚定的理念，他是哈耶克的信徒，这一点与撒切尔夫人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运用哈耶克的理论来推动经济和政府改革。
对于阿根廷来说，米莱的当选提供了一个实践这些理念的机会。现在一提起拉丁美洲，很多人会想起拉丁美洲的悲剧、拉美病等，如今许多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在数千至一万美金上下，但实际上，拉丁美洲在历史上有过辉煌的经济表现。
19世纪下半叶，全球经济表现最出色的地区可能就是拉丁美洲。20世纪上半叶，大概是一战前后，阿根廷、委内瑞拉的人均GDP都进入了世界前二十,甚至是意大利的两倍,这是我们今天能够想像的事情吗？但是，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基本上进入了长期的停滞时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假如一位新总统依然采用过去风格的政策，阿根廷大概率上不会有很突出的表现。所以，今天出现了一位非常有想象力、有坚定理念和政策主张的政治人物，没准对阿根廷来说是个重要机会。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是米莱的政治变革挑战很大，主要有两个逻辑，第一个是米莱所推行的奥地利学派的改革，我称之为激进的保守主义改革，西方学术界将奥地利学派理论认为是保守主义，主张小政府、少干预，主张低福利和低税收，政府须退出很多管理领域，这个被认为是保守主义。
而保守主义背后有一个天然的倾向，就是不要大动，不要进行剧烈的调整变动，而米莱的改革是一个剧烈的调整变动，这个组合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即所谓“激进的保守主义改革”，所以，能否成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场新政本身是一个技术活，类比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改革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包括既得利益者的反对，新方案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等一系列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米莱改革第一个挑战是改革本身，第二个挑战在于政治力量的反弹。阿根廷是一个新兴的多党制民主国家，它既有像米莱这样的政治家，主张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尽可能地追求小政府、少干预。
但阿根廷也拥有其他不同的政党，包括中间政党、左翼政党。改革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因理念不同或利益受损，出现不同的立场和主张，甚至会因此而出现政治动员，所以反对他的力量不会小。在面对政治反对力量时，米莱能否维持住自己相对稳健的执政地位，并且能在反对声中继续推进改革，这是比较大的挑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米莱的改革到底能否成功，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在20世纪西方国家普遍扩大政府规模和福利覆盖范围的背景下，米莱提供了一种另类样板。如果他能成功，我个人乐见其成，这样，我们更可以在差异很大的不同政治经济方案里参考、比较和借鉴。
今天，欧洲普遍是福利主义国家，现在有个政治家要彻底推翻这一套，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样本上，这件事不仅有想象力，而且如果成功的话，会为世界许多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和新选择。
五、贫富差距能消除吗？
问：现代政治的一个主要性质就是阶级政治，对于民众而言，最关心的问题往往是贫富差距的问题，您认为如何在现代政治中缓和贫富阶级的冲突？一个良好的社会是怎样的？
包刚升：客观上的经济不平等程度是可以衡量的，但绝对意义上的经济不平等不会消失，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人经济完全平等的社会或政治体。如果有某种特别的政治设计让经济不平等看起来消失的话，那么一定会存在其他类型的不平等，这几乎是人类无法消除的现象。
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重要议题叫做激励。你一出生，看到世界上所有的经济、社会、物质结果、社会荣誉全都一模一样，这样的社会无法想象。假如人演化的阶段越来越高，假如物质的激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必然存在其他的激励因素，比如荣誉的不平等。所谓平等与不平等，是跟激励因素有关的。
如果你相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你就会知道，一定程度的经济不平等是社会正常的激励因素，好的经济结果是对积极劳动、技术创新的回报。我认为根本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存在绝对的经济平等，而在于何种不平等是合理的，换句话来说，何种不平等是有利于生产率、有利于整个社会创新和进步的，这是值得讨论的。
一个较为理想的社会应当从两个层次来看，对于社会富有阶层，他们应当有充分的投资和创造的动力，推动社会科学技术、产品服务不断创新，开拓人类知识、技术和产业的边疆，引领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对于普通阶层，他们最好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尚可的生活，生活不要那么艰难，能够满足大部分普通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子女教育等基本刚需，他们的收入和刚需（支出）的比例最好能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现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房价收入比很高，但有些国家和地区房价收入比相对更合理。比如，我熟识的一个年轻人年收入20多万，他所在的区域，一个体面的住宅价格在200万左右，他认为一个普通人10倍的收入可以相对比较容易地购置一套体面的公寓，压力就不怎么大，幸福指数就比较高。我们讨论这个案例，是在谈论社会普通阶层的幸福感。
而对于富有的阶层，一个社会不必去限制他们的财富，应该鼓励他们往前奔跑，不断去投资、去创造，去开发新型药物延续人类的生命，去开发外层空间……
其实在创造的过程中，他们会为整个社会提供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的新产业和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一个繁荣的社会，一个持续增长的社会。这群人就像是社会的火车头，如果限制和抑制他们，其实抑制的是整个社会往前走的冲劲，如果有国家间的竞争，这个地方就会相对落后。
所以，我们要鼓励富裕阶层去创造，对于普通阶层，要争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大家过上一种相对尚可的生活，生活不要那么艰难，基本需要比较容易满足。如果能够实现这两个组合，我想就更有机会创造出一个较为良善的社会。
六、世界会越来越动荡？
问：您曾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相对和平期，但现在世界格局充满了“黑天鹅”事件，局部动荡不安，您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动荡吗？
包刚升：人类政治演化的基本模式，是由均衡到不均衡，到冲突，再经由冲突的解决,寻找到下一个均衡，大体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很多领域都是这样的模式。我们的学术界、媒体常常都有一种稳定偏好，希望维持某种还不错的状态，但实际上重大变化始终存在着，所以，政治领域的不均衡是常态，冲突有时也不可避免。
关键问题是两个：第一，冲突不要导致太沉重的代价，如果冲突导致了毁灭毁灭，就没法继续玩下去了。爱因斯坦曾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是怎么打的，那就是用棍棒和石头。冲突不可怕，但不要因为冲突而导致毁灭。
第二，冲突之后的解决方案是一个新的均衡。为了解决冲突，有时需要新的制度供给，在原有均衡的制度基础上改善和优化。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现实中会有很多不确定性。
今天的世界秩序基本是在后冷战时期奠定的，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主导着全球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秩序，但这一秩序在过去30多年的运作中又遇到了很多新问题。比如，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体像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与技术的全球融合程度越来越高，但政治和宗教的全球分裂程度还在那里，就导致两者的紧张关系。2010年代以来，有迹象表明世界秩序正从相对均衡的状态走向又一个不均衡的状态。
比如中美关系，在经济和技术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无处不在；另一方面，两国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如此激烈，我们身处其中，至今看不到一个成形的解决方案，没有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这意味着目前的中美关系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从不均衡会走向更多冲突的阶段。
由此可见，今天世界政治和经济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是安全逻辑和经济逻辑之间的紧张。比如，从经济角度看，将呼吸机等医疗产品放在中国生产是很合理的，因为中国拥有成熟的技术和较低的成本。然而，出于安全考虑，一些国家并不愿意过度依赖中国的制造业。
同样，美国芯片公司希望出售先进芯片给中国，这符合经济逻辑，但政治和安全逻辑却有可能限制这一行为。这些现象表明，世界还在寻找新的平衡点。
过去30多年，中国毫无疑问是个崛起者，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一个国家权重的增加，本身就是一个不均衡的因素。中国GDP已经翻了好几番，在绝对意义上没有挤占别国的GDP，但在相对意义上，我国份额的大幅增加打破了原有的均衡。
我们要想清楚，崛起者不应被视为挑战者，我们希望中国不仅强大，而且变得伟大，这需要思考如何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恰当地定位自己的角色。
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感到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缺少系统性的表述，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发生了改变，站在新起点上，理解和定义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
举个例子，即便这里不涉及宏大的理论，我们在与外部世界沟通时，我们认为一句很普通的话，但对别的国家来讲可能是严重冒犯。这就是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实际上，我们对西方世界理解还很不够。
（注：文中的西方，主要指欧洲、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
排版 | 星辰编辑 | 星辰 主编 | 孙允广
过去大半个世纪，我们基本上生活在一个大致和平、稳定、开放的全球化环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