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接管上海警局，交接时发现档案缺失严格追查，直至找到

解放军进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称济南特别市。华东军区直属昌潍保安司令部抽调了包括武健华在内的一批干部组成了接管队伍，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士英带领下，在炮火中接管了济南市国民党警察局系统。

1949年5月初，华东局决定从济南市公安局抽调干部南下，接管上海国民党警察局。济南特别市公安局把市局和分局分作两套班子配备，一套南下，一套留下。南下干部中的骨干几乎全是来自原华中和山东各地老区的同志，一般干部有老区来的，也有一小部分经过挑选的原济南市国民党警察局留用人员，总共约600人。其次，从华东警官学校抽调学员800人。这部分人是从各地接收的人员，其成分复杂。

5月9日，济南市公安局南下干部加上华东警校的学员共1400多人，坐上南下火车。因为淮河、浦口、明光等铁路大桥，被敌人逃跑时炸坏，火车开开停停，直到5月15日队伍才到达丹阳。

丹阳在镇江和常州中间，城市不大，当时却是我党在江南的一个政治、军事指挥中心。中共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等首脑机关就驻在丹阳城内。准备接管上海的各路人马，陆续到齐。济南来的南下干部驻在丹阳城东不远处的一个集镇上。武健华随张文炳住在一间不宽敞的北房内。

为做好接管的组织准备，在华东局社会部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副部长领导下，刘少傥、顾明代表华东局社会部，张文炳代表济南市公安局，根据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组织机构和部门，研究配备接管干部的问题。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有七个处、三十个分局。处长、分局长一级干部由当时接管上海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扬帆（部长陈赓没到任）三人决定。处、分局以下人员的配备，由刘少傥、顾明和张文炳三人研究决定，报梁、李、扬三人同意后宣布。当时干部比较少，但组织性强，在调配中，大家不论安排什么职务干什么工作，总是愉快服从。

在南下干部集训学习的同时，当时住在丹阳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刘晓同志，也给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出指示，要求地下党按照部门系统，发动党员及积极分子带动广大群众配合接管。

长期隐蔽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内的我党地下“警察党委”，在邵健、刘峰等的领导下，20个党支部，近500名党员，2000多名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也都动员起来。在市警察局、各分局、监狱、看守所等单位，负责监视旧警官员，保护要害部门，保管档案材料，维护社会治安，准备里应外合。

提篮桥监狱党支部在解放军还未到达苏州河以北之前，就缴了守卫武器、监房钥匙，控制了整座监狱，保护了监狱内政治犯，防止敌人提走或者加以杀害。

“警委”还布置党员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调查敌驻军、特务机关、武器、物资仓库的情况；调查敌军警、特务分子的经历、住址以及罪恶事实。所有登记注册资料，分别送往丹阳或在上海解放后交给军管会接管专员，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就在各级接管班子定下来以后，“警委”派来刘泮泉同志，他不但详细地向各级领导介绍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情况，还将警察局的地理位置、大门、侧门等所有通道画成地图，十分精确。入城后，在接管时发现，实际情况与他的介绍完全一致。

5月27日上海完全解放。

5月25日下午，武健华他们随着华东局机关，由丹阳乘火车到南翔，再分批乘汽车向上海市区进发，先后进驻徐家汇交通大学，而是集中住在交大体育馆，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躺在地板上休息，这就是接管队伍入城的第一个夜晚。

5月26日，李士英副部长要秘书处长张文炳和秘书处副处长、警察系统地下党领导人邵健同志，先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去接触了解情况，武健华作为秘书处当时唯一的秘书也随同前往。

时值风大雨急天气，交大校园的草坪和马路两侧人行道上，散落着残枝败叶。路上行人不多，沿街商店大多上着门板或虚掩着门窗，店主人不时地偷偷向外张望。汽车趟着没膝的积水，缓缓行驶。到了福州路河南路口，已远远看到警察局大门两侧，用麻袋垒起的工事，网民党士兵兵的头盔和残缺不全的枪支散乱堆积在工事一侧，工事内不时冒出霉变气味的缕缕灰烟。

走进大门，两辆镇压人民的“飞行堡垒”，东斜西歪地停在大院南端车库一角。警察局周边还时时时听到零落的枪声，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仍充斥着一片战火硝烟的气息。

武健华随张文炳处长来到市警察局后院。5月24日晚，国民党警察局长、特务头子毛森在逃跑之前，丧心病狂地下令，将关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的沈鼎发、施南岳等9名革命志士，枪杀在这里。遗体已由地下党同志收殓，但现场依然血迹斑斑。

离开后院，一行人又来到市警察局拘留所，看望那些正在欢歌笑语，迫不及待要出来的政治犯，并向他们做了工作。

张文炳、邵健在北部五楼接见了代理警察局长陆大公和主任秘书王鲁。1949年4月，陆大公接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规劝，同意反正。5月24日，他被任命为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代理局长。5月25日，陆大公向上海各警察分局发出“时局已变，各安职守，维护秩序，听候命令”的指令，并下令各警察分局悬白旗向解放军投减。两位处长同他谈话，安排好接管事宜，并交代汽车队负责人，随时听候调遣。

5月27日上午9时，梁国斌、李士英、扬帆和张文炳、邵健、钟望阳等领导同志以及武健华等随行的几个秘书，分别乘车由交大直奔福州路周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警察局大门上方悬挂着一面白旗。进入大院后，四周楼房的窗门处，有人伸出胳膊手持大小不一的小白旗摇动，声音不大地喊着：“欢迎解放军！”几位领导向大家挥了挥手，就直接乘电梯上到北部五楼旧警察局局长办公室。负责接待的是原局长办公室工友、我党地下党员冯鸿顺，他乐不自禁地搬座冲茶。整个大楼完好无损，整齐有序。局长室对门的大房间里，分类排列着旧警察局机关警员使用过的各种枪支。

邵健引进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陆坐下后，说明了近两天维护警察局的情况，最后他起立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印章郑重地上交李士英副部长。李士英副部长简短地讲了话，对陆大公率领警察局人员向我投诚的行动表示欢迎，并请陆先生留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顾问，配合我方继续做好公安局的各项接管工作。

27日下午，接管人员陆续到齐。在北部八楼会议室，召集了接管工作首次会议，由扬帆副部长主持。李士英副部长作了政策性的讲话，希望警察局各级人员，服从命令，办理好移交。在淡到人民政府对旧警人员的政策和态度时，他说，除了劣迹昭著为人民所不容者外，凡愿意继续留任供职的，一律欢迎，并分别录用，给予工作的机会，给予生活出路，希望大家不要上当，不要轻信现在流传的那些谣言。会议开得成功，讲话深得人心，很快稳定了许多旧警人员焦虑不安的心情。

遵照军管会确定的“稳步前进，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接管方针，整个接管工作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进行，按组织按系统，各就各位，先后着手接收阶段的工作。

武健华奉命接管警察局档案室。

5月28日，武健华持由军管会陈毅、粟裕签发的接管命令，与随同参与接管的3位同志到档案室执行命令。该室从股长到科员共9人，均已照常到位。4位负责接管的同志根据档案目录卡，逐一清点、交接、入柜。接收完毕时发现缺少22宗重要案卷，正在严格追查之际，我刑事侦察处接管的同志交来了这批材料。经查，这是由原刑警处对我进步人士搞的调查材料，解放前夕，档案室股长特为调出移送刑警处的。

警察局这批中文、外文文书档案资料，历史跨度长，从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伪警察局到国民党警察局，多达十余万卷，有着重要的查证参考价值。

由于党的接管方针正确，加上移交人员协同配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各处室大约用了半个月到二十天的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接收任务，接管工作顺利转入管理和局部改造阶段。

旧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间谍特务机关的重要活动基地。国民党溃逃前，有计划地进行“应变”部署，布置了一批潜伏间谍特务分子。同时，还有一些从先解放的地区逃亡来沪的反革命分子。这时，境外间谍特务机关与境内隐蔽的和公开的特务、匪盗、散兵游勇等残渣余孽沆瀣一气，为非作歹，扰乱社会治安，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1949年6月12日《新民报》晚刊登载：“本市南市江南造船厂附近，最近连续发生国民党残匪潜伏里弄，深夜开枪狙击解放军守卫。甚至公然放火焚烧民房事情，南于群众协力检举，已经捕获重大嫌疑犯多人。且其日记簿上均有‘军统’及‘中统’特务之人名地名，群众愤怒，自动严密合作防范。”

7月10日，《解放日报》公布的市公安总局六月份治安工作总结中指出：“我六月份肃匪工作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解放后至六月十五日。此时期由于散匪特务、惯匪、地痞流氓，趁我刚刚解放，各方面尚未就绪之际，肆无忌惮进行抢劫，危害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秩序。最多时一天发生十五起抢案之多。”

“第二阶段，六月十五至三十日，由于多方面工作初步就绪，政府采取治安部署，建立起军警联合办事处的治安机构，各方治安工作取得很好配合，因此匪特案件被连续大批的破获。六月下旬一天破获匪案九起。匪特转入更加隐蔽分散的活动。”

南于当时我方组织尚未健全，警力不足，加之敌特的造谣破坏，留职员警情绪不稳，工作不力，严重不能适应尖锐斗争形势的需要，我公安局急需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采取新的措施，开展新的局面。

1949年6月8日，陈毅市长在天蜡舞台，向公安系统接管干部和市局、分局员警代表4000多人作了动员报告。

陈市长说：你们现在的工作性质与在国民党时期是完全不同的两同事，过去是警察人民，今天是人民警察。这个任务是非常光荣的，大家必须努力学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大胆履行职责，把眉毛舒展开，把胸脯挺起来。

陈市长说，对旧人员，我们是采取郑重负责，妥善安置的办法，除了个别劣迹昭著群众反对者以外，一律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要使大家都得到工作、学习和生活出路，决不会一脚踢开。

他说，上海一天要烧二十万吨煤，六百万人要饭吃，困难还很多。军管会决定，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准备过紧日子。从我陈毅做起，各级政府官员都要勒紧腰带，共同渡过难关，夺取建设上海新的胜利。

他告诫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不要惧怕恐吓：“有特务给军管会写恐吓信，寄了两枚子弹，想吓人。打淮海战役，消灭敌人五六十万，飞机大炮都不怕，怕你两颗花生米，岂不笑话。”大家放声大笑。

陈市长讲话不久，新闻媒体连续配发两则消息。1949年6月17日《新民报》晚刊以“员警上半月薪昨起发放”为题，详细报道了具体的员警薪资发放办法。

7月11日《解放日报》报道：“军管会为了提倡节约运作，自昨日起，自陈毅市长以次，一律改吃大灶。按干部伙食，向分小灶、中灶、大灶三种，小灶两菜一汤，中灶一菜一汤，大灶仅有一菜。”

这两者后来看来并不惊人的信息，在当时颇为引人关注，尤其在接管干部和员警中反应强烈。员警们说，陈市长说一不二，时代真是不同了。

到1949年6月中旬发薪时，市公安局（包括31个分局）总员额16500多人，其中接管干部、地下党员和留职员警，分别占总人数的12.5%、2.5%和85%左右。同年6月22日，华东军区警卫旅及所辖4个团共7000余人，奉命改编为上海市人民政府警察总队，直属市公安局领导和指挥。经过组织整顿，士气更旺盛，凝聚力更增强。这就大大提高了对敌作战能力，极大地推动了全市对敌斗争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

6、7两月，公安机关和警备部队共逮捕残敌、特务、盗匪2560多人；收容散兵游勇2.5万多人，其中包括各级军官2700多人；扫除市区近郊地雷2.5万多个；拆除碉堡1.8万多座。通过整顿交通秩序，6、7两月车辆肇事案件比解放前的一两个月显著减少。

我隐蔽战线的斗争中也取得重大胜利，先后破获“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总站(简称E.S.D44)”魏克特间谋案和妄图谋刺市长陈毅及其他党政领导人的国民党“保密局”刘全德行动特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