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治，西方法治？民主党如何通过操纵选举，干掉罗斯福接班人

由于中国自近代以来被外来文化打断了内生的发展进程，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看法总是带有一种天然的撕裂感。

例如，在我们眼中，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经验放到现在是过时的、落后的、腐朽的糟粕，更加无法用来解释西方国家。

实际上，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

政治，或者说权力的运作逻辑，不仅与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发展水平相关，更是跟人类的本性息息相关。

而在上千年的尺度范围内，人类本性的变化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如果你仔细对比一下，西方各国如今所谓的进步派政客，跟大明王朝自诩清流的官宦们在政治思路上并没有本质区别。古代那些知名的政治家、权谋家如果放到现代政坛，很可能会照样如鱼得水，再领风骚。

再例如，中国古代的王朝轮回、兴亡更替的现象，经常会被当成东方独有的历史周期律，被一些人当作东方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的铁证。

西方国家的制度则被看成了一种不会腐朽的神奇容器，可以自动抵御来自人性黑暗面的腐蚀。就像那句广为流传的话所说的那样：白宫的椭圆办公室里就算坐着一条狗，美国照样可以良好地运转下去。

然而，我们之所以很少观察到西方国家表现出比较完整、稳定的兴亡周期，很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

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数量众多，当一个国家刚刚表现出衰弱的迹象，就很容易被其他国家吞并。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期，很少有国家能走完一个较为完整的生命周期。

而对于像古罗马这样欧洲古代少有的大型帝国来说，实际上也是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一个兴衰过程的。

到了近现代，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也都表现出了长短不一的兴衰周期。而且，它们衰亡的原因也出奇的一致，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惜以损害国家实力为代价不断从社会中超量汲取养分，最终导致国家竞争力不足，失去了掌控霸权的能力。

1944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也逐渐走上巅峰。这意味着美国将在战后享受到天量的秩序红利，但谁将取得其中的最大份额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此时，在美国国内，长时间的战争状态给罗斯福总统个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望和集中的权力。但是，民主党高层已经知道，罗斯福羸弱的身体很可能无法支撑他走完第四个任期。因此，副总统的人选就显得至关重要。

他不仅将继承罗斯福留下的巨大权力，还将直接影响各大集团战后利益的分配。

于是，就在诺曼底登陆的士兵还在沙滩上跟纳粹血战时，一场争夺罗斯福政治遗产的党派斗争便拉开了序幕。

1.政客心术

politicians' schemes

1944年6月，罗斯福在战争时期最亲密的助手，美国时任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先后访问了苏联和中国。这一姿态不仅表明了罗斯福对苏联总体上的缓和态度，也是对副总统华莱士的信任。

在美国，副总统这一职位究竟拥有多大权力，完全看在位之人与总统之间的关系。有的副总统纯粹是个摆设，只能从事一些礼仪性的工作；有的则深受重用，是总统的左膀右臂。

华莱士与罗斯福之间属于后一种的典范。

1941年7月，罗斯福任命华莱士为经济战委员会（BEW）、供应和分配委员会（SPAB）的主席，掌握了战争物资调配的实权。

当时有媒体评价，华莱士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政府二号人物”。

珍珠港事件事件爆发后几天，最高政策小组向罗斯福提出了一项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即曼哈顿计划。

这项计划成为美国当时的最高机密之一。作为副总统的华莱士一直充当罗斯福和曼哈顿计划领导人之间的联络人。由此可见罗斯福对他的信任程度。

而华莱士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尽心尽责地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在普通民主党成员中声望很高，被普遍认为是罗斯福最合适的接班人。

但是，民主党的领导高层并不希望再来一个“罗斯福第二”了。

在美国，党派的力量主要影响的是众议院和参议院，掌握立法权。总统及其任命的政府官员掌握行政权。

理论上，它们的分工和权力边界很清晰。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每一个职位的权力大小总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比如，战争总是有利于总统扩张权力。议会假如在战争时期通过立法阻挠总统的决策，就会遭到可能导致战败的指责。

而战争的胜利能够激发总统个人在民间以及一般党派成员中的声望和号召力。罗斯福能够创造连任四届的奇迹，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强大的总统足以越过党派高层，直接影响普通议员。这相当于架空了他们的权力，自然也不利于他们为背后的集团争取利益。

而华莱士跟罗斯福实在是太像了。这不仅体现在他在政策路线上极度支持罗斯福，还有他在一般党员中强大的号召力。

因此，1944年，就在罗斯福即将迎来第四个任期之时，民主党高层秘密结成了反华莱士联盟，极力推选一位温和的或者缺少背景的副总统取而代之。

这个联盟主要由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Robert E. Hannegan），财务主管埃德温·保利（Edwin W. Pauley）、秘书乔治·艾伦（George E. Allen）等重量级人物组成。

1944年7月11日，反华莱士联盟带着一个6人替代名单，在白宫会见了罗斯福。他们第一个推荐的是时任参议员哈里·杜鲁门。

这时的杜鲁门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推荐了。不过，反华莱士联盟也根本不关心罗斯福会选择谁，只要不是华莱士就好。

这是一次不愉快的会面。罗斯福仍然希望选择华莱士作为他的副手，但是在党派高层的一致反对下妥协了，答应将杜鲁门等人加入副总统提名。

会面结束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汉尼根还让罗斯福写下了一份书面声明。实际上这份声明只写了罗斯福支持杜鲁门等人竞选副总统，并没有要求华莱士退出。

不过，这群人第二天就带着这份声明找到了华莱士，试图给他造成一种印象，罗斯福已经放弃了他。

但是，华莱士表示除非总统亲自要求，他绝不会退出。反华莱士联盟的算计失败了。然而，一场更加卑劣，更加赤裸裸的阴谋即将上演。

2.阴谋之夜

night of conspiracy

1944年7月18日，就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两天，时任参议员的杜鲁门才得知自己很有可能成为副总统提名人。当时，他甚至已经准备好支持另一名候选人，并为此写好了演讲稿。

得知消息的杜鲁门一再表示，他不想参加竞选，不想成为副总统。对于杜鲁门的这种表态，历史学家存在两种解读：一种是他为了家人的确不想当副总统，因为他在参议院办公室的工资单上违规添加了自己妻子和妹妹的名字，害怕报纸曝光她们；第二种则是杜鲁门洞察到罗斯福不喜欢野心勃勃的人，所以故意表现得非常谦逊。

没有人知道哪种解读是正确的。或者，其实杜鲁门当时两种考虑都有一些。不过，杜鲁门的这种态度激怒了罗斯福。他在电话中向杜鲁门发了火，斥责他是想在战争中分裂民主党。当然，罗斯福的怒火很可能不是针对杜鲁门，而是他背后的民主党高层。

一番推辞过后，杜鲁门最终同意参加副总统竞选。

不过，另一方面，由于无法参加民主党大会，罗斯福让大会主席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D. Jackson）公布了一封亲笔信，其中写道：他个人会将票投给华莱士，但是不希望自己的看法影响大会的结果。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罗斯福选择只给华莱士最低程度的支持。只是，他低估了这群民主党高层为了不让华莱士当选，会做到什么程度。

1944年7月20日，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体育场正式召开。

现场到处是写着华莱士名字的横幅。管风琴手演奏着来自华莱士的家乡爱荷华州的歌曲。

华莱士的支持者挤满了会场。他们同样也是罗斯福政策路线的拥护者，认为华莱士是理所应当的副总统。

在第一轮投票中，共有17名候选人争夺副总统职位，华莱士以429票领先，杜鲁门获得319票。

看到这种形势，民主党高层决定紧急休会，将第二轮投票推迟到了第二天早上。谁也没有想到，整个投票形势在一夜之间就被彻底颠覆了。

杜鲁门的传记作者大卫·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书中这样写道：这些民主党的高层通宵达旦地忙碌了起来。他们找到代表们的住处进行一对一交谈。没有人知道这个夜晚达成了多少交易，有多少大使或者邮政局长的职位被许诺了出去。

第二天，芝加哥体育场外多了很多警察，他们将大量华莱士的支持者挡在了门外。最终，杜鲁门在第二轮投票中以1031对105的大比分赢得了胜利。

芝加哥民主党大会被视为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操纵选举案之一。但是，如同其他操纵案一样，这段历史很少出现在教科书上，更加不为中国人所知晓。

不过，杜鲁门尽管当上了副总统，他在罗斯福心中的地位远远比不上华莱士。罗斯福很少与他联系，甚至不向他通报重大决定。他们在任职期间也只单独会晤过两次。

然而，杜鲁门无需着急。他只需要静静等待权力降临的那一刻。

1945年4月12日，杜鲁门担任副总统的第82 天，他刚刚主持完一场参议院会议，正准备前往众议院议长山姆·雷伯恩的办公室喝一杯，突然接收到了一则紧急消息，要求他立即前往白宫。

那一天，一代传奇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落幕了。晚上7点09分，在首席大法官哈兰·斯通（Harlan F. Stone）的主持下，杜鲁门在白宫西翼宣誓就任总统。

民主党高层的辛苦布局终于迎来了收获的时刻。

3.白宫大换血

white house renovation

做一名传奇总统的接班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人们时常会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对于杜鲁门这样一位缺乏背景和资历的接班人来说，更是如此。

他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没有上过大学的总统。从军队中退役后，杜鲁门通过投靠本地的一位民主党政治大佬汤姆·彭德加斯特（Tom Pendergast）进入了政界。但他一直没有成为这位大佬的心腹。

当杜鲁门表示想竞选国会议员时，他在彭德加斯特的支持名单上仅排第五位。但是，那一年，名单上的前四位竟然奇迹般地都表示不愿参选。于是，杜鲁门幸运地成为了密苏里州的参议员。

作为一名知恩图报的人，杜鲁门经常动用手中的权力公开为彭德加斯特谋取利益，因此经常被称为“彭德加斯特的参议员”。这或许也是民主党高层十分欣赏杜鲁门的原因之一。

尽管杜鲁门已经在脑海中为接管总统职位演练了无数遍，但是当那位传奇总统就这样突然陨落，他仍然被自己继承的这份强大权力惊呆了。

1945年4月25日，军方向这位新总统介绍了曼哈顿计划。杜鲁门才刚刚知道这种毁灭性武器的存在。

就像一名孩子在生日时突然得到了一件炫酷的玩具，杜鲁门决定用它来测试一下苏联领导人的反应，并增强自己在谈判中信心。

7月，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靠近斯大林，并尽量用随意的态度提到美国拥有一种“具有不同寻常破坏力的新武器”。斯大林的反应非常轻松。杜鲁门不知道，当时的苏联早已掌握了有关原子弹的情报。

在白宫，杜鲁门也沮丧地发现自己很难驾驭罗斯福留下的政治遗产。刚刚接任总统职务时，杜鲁门曾热情地表示将留任罗斯福内阁的所有成员。但是很快，他就撤掉了几乎所有人，换上了他在参议院时代认识的老朋友。

事实证明，这群人无论在能力还是品行上，都很难胜任杜鲁门交给他们的高级职位。例如，杜鲁门在白宫最信任、最亲密的军事顾问哈里·沃恩（Harry H. Vaughan），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一知半解，且经常用见总统的机会向外人换取好处。

但是，对于一名缺少根基的新总统，只有熟悉感才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久而久之，杜鲁门就被一群老朋友和他们怀着各种目的介绍而来的人包围了。这些人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战后政策。

1948年3月13日，杜鲁门儿时的好友，犹太商人爱德华·雅各布森利用这种私人关系，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博士带进了白宫。

一开始，杜鲁门对雅各布森的这种行为感到十分恼火，并发出指示说他不想看到任何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雅各布森将魏茨曼塑造成了犹太人的英雄，打动了杜鲁门。随后，杜鲁门同意与魏茨曼会面，并在两个月后就让美国成为了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

杜鲁门还改组了罗斯福时代设立的战略服务办公室（OSS）。这是一个秘密情报机构，拥有可以绕过国会监督，便宜行事的权力。罗斯福本来计划在战争结束后就解散它。但是，军方成功说服杜鲁门将它保留了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权力更大的中央情报局（CIA）。

许多年后，已经卸任的杜鲁门很可能为自己的这个决定后悔过。1963年12月22日，就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一个月，杜鲁门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题为“将中央情报局的角色限制在情报上”。

不过，所有这些事情加起来，都不如杜鲁门的另一项决策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深远。由于对战后世界局势缺少深入的思考和明晰的思路，杜鲁门严重依赖技术官僚为他制定计划。

而美国为了战争制造的庞大军事机器不可能立即停下。它涉及了军队、工业、情报等方方面面太多的利益集团。一旦和平来临，它们的利益将会遭受不可逆转的损失。

然而，罗斯福的去世意味着，再也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和威望，能够威胁这架战争机器。紧随着热战的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冷战便匆忙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