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万苦反“扫荡”，左权同志牺牲（大使夫人回忆录77）

两个月后,五月大扫荡又来了。重点是辽县、涉县,敌人用兵三万,历时一个多月,对我党、政、军机关采用“铁壁合围”战术和突然奔袭的手段,从四面八方向中心地区分进合击,踏遍山沟小路,进行反复搜索,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所到之处残暴无比,企图彻底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5月19日,敌人分九路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进行大合围。黄镇同志被派往六分区,协助那里领导反扫荡,牵制围攻中心区的敌人。出发前,我到他的门口站了一会,我想,不知下次是否还能见到?我在党小组会上已表决心:宁死不当俘虏！他急于收搭马搭子上路,看了我一眼,我们彼此无言,但两心相通,都表现得很有信心。在这次敌人扫荡前,为把机关干部武装起来,刘师长带头参加实弹射击,大家情绪很高。可惜我的成绩不好,手榴弹只扔了五米远,幸而管理员把我的头立即按下去,才没有伤着自身。就在黄镇同志出发的那天夜里,129师直属队、边区政府、太行区党委等领导机关也转移到邯长(邯郸至长治)公路以南的东山沟一带,大部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少部留内线由民兵配合,坚持反扫荡斗争。我随政治部同志跑步撤离王堡,本村以樊四得为首的民兵在村附近打游击,使日本六川挺进队扑了个空,敌人也无法在村内久留。我们先到涉县合漳一带,后到黄岩村一带隐蔽。这时,八路军总部及北方局各机关从辽县麻田村撤离上山后,被陆、空并进超过我们20倍的敌人层层包围,我军凭险与敌对垒血战。后来,彭老总、罗瑞卿主任等打开一条血路,才突围出来。左权副总参谋长坚持留下,继续组织突围,结果与许多干部一起壮烈牺性在十字岭,我们损失很大。

一天,李达参谋长派警卫员来找我,我跟着警卫员边走边想,有的女同志说“激战之后,就怕首长找谈话”,这次一定出了什么事了。走到李参谋长门口,我报告、敬礼之后,他很客气地让我进来坐下,他说:黄镇的电台已有好几天联系不上,他就在总部附近,有人说他腿部受伤,又掉到山下,如果活着也可能是个拐子,你先做个思想准备吧!我说:我早有思想准备,革命总会有牺牲,我能经得住考验,请首长放心!他说:那很好。之后很久,一直未得到黄镇同志的消息,我心中不免嘀咕,但又不好打听。

十字岭战斗结束后,敌人稍事喘息,6月初,又纠集15000多兵力,向邯长公路以南构成对129师、边区政府、区党委等首脑机关驻地黄岩村为中心的大合击圈,形势十分紧急。师直属部队和从大岭洼上山的敌人相遇打了起来,我部队抢占“大石磨脑”制高点,凭借天险,阻击敌人,为师直等机关转移创造条件。政治部的同志在蔡树藩主任率领下,先进到黄岩沟隐蔽了半天,等待夜间突围。就在这里,大白天已发现被敌人合围,我们看到南面山上的敌人在行动,他们未打枪,以为我们已是囊中物。蔡主任立即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顺沟向西部高山上跑。我因产后不久,又背了些组织部的机密材料和干粮袋,没有其他男同志跑得快,常落在后边。组织部干事臧克力同志始终自动跟在我左右。他看着敌人,一会儿叫我靠左跑,一会儿又叫我靠右跑,劝我不要着急,上山难走时还拉我一把。这使我内心感激不尽。他大约是怕我和材料都落入敌人之手。这真是一个好同志啊!可惜后来抗美援朝时壮烈牺牲在朝鲜战场。他那自我牺牲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当我们爬到西部山顶时,许多同志已聚集在那里,而山下正在激烈交战,我们下不去。

太行山的天气已经酷热,石头一晒,烧饼都可烤熟。我们都是舌干唇燥,人人喊渴,谁也不想吃带的炒面,这时水比什么都重要。在一阵激烈的战斗过后,同志们喊着“快下山!”原来我们部队打走了控制唯一水源的敌人,他们丢下尸体逃跑了。我们下山去直往肚子里灌水,因为大家都没有水壶。

领队让我们向西北方向的一座大山突围,但刚爬到半山,机枪、步枪又打了起来。原来,我部队又和另一股敌人交起火来。我们只好又撤下来,被压在沟底。这时已找不到水喝,干渴难忍,着到山边石坡洼地存着一滩牛羊喝剩的雨水,夹杂着牛羊的屎尿;就是这些黄水,大家也在抢着喝,我一下就喝了五碗,好像还很渴。这时,听到蔡主任的爱人陈书涟同志喊我。我走过去,只见她坐在干石滩,从石头缝里掬出一碗水来给我。我一看,里边还有很多蛤蟆蝌蚪在游,也顾不得那些了,两三口就喝完了。她又给我掬,我一连又喝了五碗,直到她再也掬不出水时为止。陈书涟同志在1941年11月黄崖洞保卫战前,因患子宫瘤,由卫生部长钱信忠在麻药缺乏的情况下用绳子捆在床上动了手术;敌人进攻黄崖洞,把她转移到山上,结果伤口化脓,护士急中生智,用水果刀割开口子排浓之后,伤口才愈合的。1942年的2月、5月大扫荡中,她大病初愈,顽强地和同志们一起打游击,而且总是注意照顾其他同志。这时,司令部医务室韩主任走过来,他说:真饿,没劲了!。我说:我只渴不饿。我就把干粮带给了他,他拌着石缝的泥汤水,一连吃了两三碗。

稍停,领队要我们立即向西南的一座高山突围。走了一段路,机枪又从山顶射下来,后边传话说要迅速前进。我看到组织部直工科长韩连生同志,就一把抓住他的皮带。我想,他是老红军,有战斗经验,他也很高兴带我走。这时,他快跑,我也快跑,他卧倒,我也卧倒,就这样冲过了这段危险地带。当时,我们回头往山下一看,只见有好几头驮通讯队电台器材的牲口摔死在山下,大电池、发报工具撒得到处都是,也有同志被机枪打得滚下山去。我也看到政治部女会计由指导员化树凯同志扶着、背着往山腰找地方隐蔽,看来她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这次反扫荡中,政治部宣传队就有三个女同志在隐蔽地被俘。有一个分区的女同志,被敌人追到河滩,生下孩子,没有剪刀剪脐带,就用两块河卵石把脐带砸断,抱着孩子逃出虎口。我见到他们时,母子都很健康。据说,可能河卵石天天晒太阳,等于消毒,孩子未得脐带风,母亲也未得产褥热。

我们继续上山绕道前进,漆黑的夜晚,崎岖的山路,无底的深崖,深一脚,浅一脚,只能一个跟着一个前进。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突围,又饿、又渴、又疲劳。走着走着,在一个羊肠小道的三岔口,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从话音里听出,原来是区党委书记李雪峰、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和他的爱人孙文淑及他们的三四岁的儿子“小胖子”来了,大家都高兴极了。走到面前。只见小胖子用绑带捆着腰,妈妈拉着绑带,小腿走得还不慢。就在这时有的干部和战士拿个碗走来说:“小胖子!尿点尿吧!叔叔太渴了!”小胖子发愁地说:你们都来要,我没有尿啦!边区政府临时参议会副议长邢肇棠同志坐下来解开背包,考虑半天,拿出一双布袜子放在山坡上,他说:能减少四两重也是好的。他那时已有50岁。我想,一年就发一两双布袜子,扔掉了,他怎么过冬呢?我把袜子拿起来放进我的背包想替他背,他就是不肯。司令部的队列科长万鹏同志走来,把我们重新编队,让我们互相帮助,继续前进。我们走的是羊肠小道,一边是深黑的峡谷看不到底,大家小心地一个挨一个地往前走,到东方鱼肚白时,爬到了一个山顶。那里有一大池积水,命令在此吃喝休息一阵,再往黎城方向行进,然后转回涉县原驻地。

事后我才知道，刘师长和李达参谋长，因为两千多机关干部未能跟上他们一起行动,当时十分担心。师长说:这支队伍就像背上玻璃灯泡赶集一样,经不起一碰。他还深情地说:他们没有来,如有不测,叫我怎么向同志们和中央交代呢?他坚持停下来不走。实际上,师长已将新一旅的部队布置埋伏到杨家庄,不断阻击敌人,否则我们也很难冲出重围。李达参谋长提议,他带部队返回去寻找我们,师长才从牧羊小道突围;直到我们这一路和蔡主任一路都突围出来,他才放下心来。太行山的牧羊小道是很险的,老百姓说这种道是“愁死兔子,跌死猴,神仙过来都要抖三抖”,而刘师长当时已50岁,其困难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