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女权运动搞垮了自己？1913年4月3日潘克赫斯特夫人被判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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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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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女权运动搞垮了自己？1913年4月3日：英国女权主义者潘克赫斯特夫人被判入狱。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是20世纪初最有名的女权运动者。

潘克赫斯特夫人的特别之处，在于她和支持者们比较激进，曾经采取了激烈的手段进行抗争，比如破坏设施、纵火、自杀等形式。

为此，潘克赫斯特夫人多次被逮捕。1913年，潘克赫斯特夫人再次被逮捕，而在当年的前10个月，共发生323起女性抗争的暴力事件，平均每月32起。1914年前7个月间发生105起，平均每月15起。据统计，有1000名妇女相继入狱。在1913年妇女选举法案再次失败后，同盟开始纵火的行动，火车站、教堂、学校和私人住宅以及工业用房都曾经遭到妇女们炸弹袭击和纵火焚烧，就连伦教皇家植物园的兰花、曼彻斯特和伦敦美术馆的艺术作品也都成为她们袭击的目标。

1913年6月4日，在叶森德比赛马会上，为了唤起英国及国际社会对英国女性投票法案运动的关注，激进分子艾米丽·威尔丁·戴维森怀揣着“给女性投票权”的紫白绿色横幅冲向了王室成员的赛马，跳到国王乔治五世的马蹄下自杀，最终不治身亡。

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潘克赫斯特夫人才停止了抗争活动，换取政府释放监狱中的女性抗争者。

即便如此，潘克赫斯特夫人的抗争还是有意义的，1918年英国妇女终于获得了选举权，1个月后年迈的潘克赫斯特夫人去世。

那么，韩国女权盛行30年又有什么值得思考的？

在1997年，中央电视台引进了韩剧的鼻祖，一部名字叫做《爱情是什么》的韩剧。

这部韩剧是韩国在1991年拍摄的，也就是在30多年前。

随着1987年民主化运动，此时韩国女权主义刚刚开始，还是萌芽状态。

《爱情是什么》很有意思的，主要讲述了两个韩国家庭。

其一是传统韩国家庭李家，这是个父权家庭。

户主李社长年龄较大，来自于乡下的大家族，有着根深蒂固的韩国传统思想，强调男主外女主内。这个家庭表面上是男尊女卑，李社长的医生儿子大发的思想开通，只将男性至上的说法停留在口头上。

其二是比较新式的韩国家庭朴家，这个家庭的女性地位较高。

家里的朴老奶奶作为老人，受到遵从孝道的全家人尊敬，有类似于《红楼梦》中贾母的地位。而朴老奶奶从小就性格刚硬甚至有些暴躁，已经去世的朴老爷爷则性格温和，对妻子百般宠爱，形成了不同的家风。朴家的女性地位较高，两个女儿很聪明，比笨笨的小儿子更受宠爱。尤其是家里长女知恩，是名牌大学硕士毕业生，也是十拿九稳博士的候选人。

有意思的是，大发同知恩阴差阳错的相恋，最终结婚生子。由此，两个区别很大的家庭由此产生了很多故事，尤其是观念上的冲撞。

《爱情是什么》这部剧，就是当时韩国社会变化的缩影。

同日本一样，传统的韩国女性地位比较低，是男性社会的附属品。

《爱情是什么》中，李家的主妇说过诸如“女人不应该让男人做家务”“女人不能对着男人大呼小叫”“女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生育”之类的话。几乎所有韩国女人，包括朴家老奶奶和李家主妇自己都不认可，但这种话她们都听到过。

传统的朝鲜妇女，同古代中国妇女没什么不一样。她们基本没有受过教育，即便大户人家的女孩也不识字，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

到了适婚年龄以后，家里会拿出一笔陪嫁，将女儿嫁给门当户对的小伙子，根本不存在什么自由恋爱。

随后朝鲜妇女就开始了家庭妇女的生活，对上侍奉公婆，平辈照顾丈夫，对下养育孩子，一生都在各种家务中度过。

古代不存在避孕，朝鲜妇女往往一直生育到四五十岁，连续生育七八个孩子不稀奇。

古代朝鲜人很喜欢家庭人丁兴旺，崇尚妇女有很强的生育能力。婆婆和儿媳妇同时怀孕，就是家族兴旺的标志，会被其他家族羡慕。

在韩剧《乞丐王子》中，男主家是中等商人，却被其他商人们羡慕。为啥？男主共有四个兄弟，全家有5个儿子。在不允许纳妾的韩国九十年代，家里有这么多儿子，确实是光彩的事情。

受到中国儒家学说和朝鲜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韩国女性地位不高，如吃饭不能同男人一桌，男人商讨事情时女人不能插嘴，社会上重男轻女不太喜欢女孩等等。

不过，男尊女卑也有一定的好处。即便是韩国乡下农妇，也是不需要下地干农活的。从古至今，韩国男人要承担打仗、养家、种地、社交等绝大部分人生的重压，女人则相对轻松。

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教育的长足进步，韩国女性逐步享受到发展的红利，主要表现在教育水平、就业率和社会保障。

从2009年开始，韩国女性的大学升学率就超过男性，差距还逐渐拉大。

今天的韩国大学中，男女比例已经没什么区别，本科生男女比例为51.9%和48.1%。

以就业率来看，1990年至2010年期间，女性在正规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从20%增加到40%。

在2024年，韩国女性总体就业率已经高达61.36%，位于世界前列。

人家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人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社会地位自然也会有所提高。

《爱情是什么》中，李家儿子大发是医学硕士，而媳妇知恩则能够轻松考取博士，找份高薪工作自然不在话下。这种情况下，知恩没有必要依赖丈夫而生活，在家庭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

相反，知恩的母亲和大发的母亲都是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必须要靠丈夫养活，一旦离婚显然难以生存，只能忍受婚姻。

90年代，韩国女权开始兴起。最初女权运动受到社会普遍支持，大部分男性也不反对。

为什么？在这个阶段，韩国女权只是强调提高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保护女性合法权益，不受到男性犯罪，比如就业的平等性、离婚的财产和孩子划分、避免针对女性的性犯罪和家庭暴力侵害等等。

受过一定教育的韩国男性，对此基本都是赞成的。

韩国女权在90年代很是蓬勃，政客们为了获取选票，大多支持女权运动。

韩国的财阀们很快意识到，女人是韩国消费的主力军，男人的消费能力则非常有限。财阀们也选择支持甚至推动女权运动，目的是推动女性经济独立和增加消费。一时间，韩国出现了很多奶狗一样的男团，目的就是娱乐女性消费者。

好景不长，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女权运动出现了较大的打击。这次金融危机中，韩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家接近破产状态。由于韩国欠下了大量的国际债务且无力偿还，不得不向外求援。

同发达的大国不一样，小国韩国主要是几大财阀控制国家。财阀和政客集团结合，掌控了韩国的主要权力、经济，获取了绝大部分的利益。

金融危机出现以后，韩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财阀的利益受到严重影响，更无力维持以往对底层老百姓的利润分成。此时大量韩国劳动者失业，女性失业率更高，收入较高的男性也非常痛苦。

底层平民利益受到影响后，必然产生极大的不满，会将矛头对准敌人财阀的政经集团。

财阀们想要缓解这种矛盾，最好的就是转移舆论视线。

除了鼓吹韩国民族主义情绪以外，性别对立无疑是最好的方式。

金融危机后，财阀开始有计划的鼓励韩国女权运动。

韩国妇女事务总统委员会于1998年成立，在2001年更名为性别平等部。

同时，韩国从国家层面进行一系列维护女性的形式上改革。如2005年，《民法》废除了以丈夫和父亲为当家人的户主制度。韩国还出台法律，男性连续三次向某一个女性求爱遭拒后，继续求爱被视为性骚扰，属于犯罪行为。

这样无关痛痒的改革，大大鼓舞了韩国女权运动的斗志。

随后几十年，韩国女权运动越来越猛烈。不仅仅是韩国财阀的推动和政客的鼓励，也许也有韩国人固执民族性的影响，韩国女权运动比邻国日本、中国都要强烈的多，还出现了一些极端女权分子。

这些极端女权分子提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主张，最常见的是男性原罪论。她们认为任何雄性动物都具有侵略性，尽可能多的占有雌性配偶用来保证基因的延续。

在这种原罪论下，男性根本就是该被消灭的生物。一些韩国极端女权者甚至鼓励对男性胎儿堕胎，袭击街上陌生男性，甚至同家中的父亲、爷爷直接翻脸。

2012年，朴槿惠成为韩国第18位总统，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可见，韩国女性地位至少在表面上有很大提高。

有意思的是，女权运动似乎越来越厉害，然而韩国女性的实际地位没有明显提高。

在现实中，男性就业率维持稳定，没有明显的变化，而女性就业率则长期保持在男性就业率的一半左右。直到2017年，女性的失业率还是高于1999年。而韩国女性的收入相比男性仍然有较大差距，平均为男性的百分之六十几。

那么，韩国女权运动搞了这么多年，成绩究竟是什么？

日本女权运动的兴起，最终造成了日本年轻一代的“躺平”“草宅”。

所谓“草宅”，也就是成为低欲望、低激情的草食生物，借此宅在家中！

日本很多年轻小伙子根本不去追求女性，自己赚钱自己花，感情需要通过虚拟情人解决，生理需要则去找特殊服务行业的女人。

在2015年，20岁到24岁日本男性的单身率高达94.2%，每100名25周岁以下的适龄日本男性中，只有6名拥有伴侣；25岁到29岁的日本男性单身比例为71.1%；30岁到34岁的日本男性仍然有接近一半比例是单身。

为什么会这样？

日本年轻男人领悟了日本女权运动的实质。

很多日本女性支持女权主义，可不是真的终生不结婚，终生不生育，终生不和男人恋爱，只是希望获取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较高甚至主导地位。

简而言之，这就是一个男女博弈过程。

日本女性希望在维持男人主要养家的基础上，丈夫尽量分担家务、育儿等责任，尽量减轻女人的负担，让女人有更轻松更安逸的人生。

日本社会又有自身的特殊性，也就是男人在社会上的压力较大。

传统的日本家庭，就如同动漫《机器猫》中几个父亲那样。男人无论阶层如何，都要负责养家的重任，而女性多是职业太太在家照顾孩子。

大熊爸爸即便是普通的上班族，是科长之内的小领导，仍然天天朝九晚五的挤地铁，晚上经常加班和应酬，工作负担非常重。大家注意，大熊爸爸只要遇到休假，几乎都是躺在家里看电视或者睡觉，极少出门运动，因为上班让他的身心都很疲惫。

而小夫、胖虎和静香的爸爸也是这样，各自忙于工作，日常看不到人影。

小夫的爸爸是企业家，静香的爸爸是公司高管，胖虎爸爸则是蓝领阶层，一说是旅行社的司机。

无论是什么身份甚至职业，男人们都很忙。

为啥？日本社会竞争激烈，男人在事业中拼尽全力尚且一地鸡毛。

日本媒体对职场男性采访中，基本都有8成以上男人承认有压力，其中2成男人觉得压力非常大，几乎支持不住；2成男人承受到中等的压力，生活和身体受到了影响，用尽全力才能维持；4成男人承认受到一定压力，但还能够维持；只有2成男人认为基本没有压力。

相比起来，日本媒体对社会进行不区分性别调查，只有一半的民众感觉有压力。说来说去，日本社会大部分压力都在男人身上。

而日本也是全世界少见的，男性自杀率大大高于女性的国家，数量上是女性自杀者的两倍。

此时日本又搞起女权运动，要求男人承受社会和家庭更大的负担，很多男人自然不堪重负。

既然婚姻和家庭会压垮男人，现在日本又不是江户时代必须要传宗接代，很多男人直接选择不谈恋爱、不结婚、不交往女人。这就类似于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国殖民者有枪有炮，希望印度民族主义者在战场上分胜负，甘地就坚决不接招，转移到另一个战线。

这种消极对抗女权的方法，让日本女性吃了很多的苦头。

男性躺平成为“草宅”以后，日本女性就必须自己承担所有的生活问题。

在2022年，日本女性就业率破天荒的提高到53%，创造了日本历史纪录。更可怕的是，25岁到39岁日本女性就业率，达到惊人的82%。在搞了整整一个世纪女权的G7发达国家中，这个数字也是最高的。更夸张的是，70岁到74岁日本女性竟然有超过3成还在工作。

30岁以上的日本女性，有高达52%以上未婚，她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不可能结婚。

日本男性消极对抗女权主义，结果是日本女人没有争取到婚姻中的主导权，反而承受了很多的生活痛苦。

日本如此，韩国也差不多。

韩国人的民族性同日本不同，相对比较激进和极端。

韩国反女权者，采用了更激烈的针锋相对手段。

也就是，韩国女权运动只要强调什么，反女权者不阻止，反而还大肆推动到极端水平。

韩国女权者要求经济上平等，反女权者立即大肆鼓吹一切都要AA制，不但包括婚后的生活费各自承担百分之五十，甚至要求结婚的房子也要夫妻合买。这导致韩国女性，在结婚的经济问题上吃了很多亏。

韩国女权者要求禁止职场性骚扰，反女权者就鼓吹公司男员工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私下同女员工联络，甚至工作交流邮件不能超过两封，不然就被认定为调戏。这导致韩国女性在职场上处于不利地位，一些企业虽然嘴上鼓吹男女平等，实则上更不愿意使用女性，唯恐惹麻烦。

韩国女权者要求禁止婚内强奸和恋爱期间男性的粗鲁身体接触，反女权者甚至发明了相关的手机软件，让男女双方甚至夫妻之间，在发生性关系前进行法律上的确认，确保都是自愿行为。这种行为大大降低了男性交友甚至婚姻的欲望，尤其对于一些半推半就的性行为深感恐惧。

种种的对立，造成韩国年轻男人普遍厌恶女权运动。据一项民意调查，韩国20多岁的男性中，有近79%的人称自己是严重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大部分韩国年轻男人认为，女权运动者不是要求维护女性权益，要求性别平等，而是“女性至上主义者”，目的是将男人踩在脚下。

绝对的男女平等，对于任何国家的女性都不是什么好事。

男女仍然存在客观的生理差距，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如果强行要求男女平等，其实是以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苛求女性。

萨沙刚刚看了一个帖子，说是招募2个民工将100斤一袋的黄沙共100袋，扛到6楼上。老板要求一天到一天半完成，共给1000元报酬。回帖的工人普遍认为费用较低，等于扛着100斤的袋子，需要爬500层楼。如果不是常年做扛活的男性民工，即便身体很强壮，在一天内是完不成的。甚至如果没有长期做扛活的民工，即便是那种健身房的肌肉男，可能背麻袋走几趟，直接就要躺倒。那么，问题来了。

这种工作量普通男人都无法胜任，你单纯强调男女平等让女人来做，等于是变相坑她们。

同时，生理差异也决定了，男女互相的要求是不同的。

今天一个35岁的高知高收入男人，只要有房有车，颜值尚可，仍然会是相亲市场的抢手货。

那么，试问同样条件的35岁高知高收入女性，又在相亲市场如何呢？

客观来说，这个女性根本不可能，同这个35岁条件一样的男人结婚。

对于女性挑选男性来说，第一是经济价值（养家），第二是情感价值（满足感情上的需要），第三是生理价值，第四生育价值。

将生育价值放在最后，因为男人即便四十岁以后也可以生育。相反，经济价值基本是第一位的，大部分女性希望有个男人可以有物质上的依靠，其次才是情感上和生理上得到安慰的情感价值和生理价值。

对于男性来说，相比这个35岁高知高收入女性，他宁可找一个25岁各方面条件较差却年轻漂亮的女孩子。

男性择偶观第一是生理价值，第二是生育价值，第三是经济价值，第四才是情感价值。

对于男人来说，头等重要的是妻子年龄漂亮，能够满足自己的生理上需要，同时能够生育出健康的孩子。至于妻子是否非常有钱，是否能够提供情感上的安慰，这些都是相对次要的。

择偶观念的不同，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家庭地位的不同。

女性不可避免的需要生育和养育孩子，必然会承担较为沉重的家庭压力，也就是男人在择偶初期的要求。

韩国女权的兴起，又难以改变韩国男性的择偶观，最终导致婚恋市场的全面崩盘。

今天的韩国，男人在30岁之后结婚成为常态，2022年，韩国新郎首次结婚的平均年龄达到33.7岁，创历史新高。韩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在2016年就已经突破30岁，在2022年变成30.8岁，2023年更是成为31.3岁。

仅仅9年前的2015年，在25岁到29岁韩国女性中，本科毕业(包括专科学校)人群中70.1%已婚，低于高中毕业人群的79.5%，初中毕业人群的76.2%。

在过去的十年间，男人未婚男性比率从35.3%增加到了47.1%，未婚女性比例也从22.6%上升至32.9%。韩国统计厅发布数据，2023年韩国新生儿人数同比减少7.7%，仅为23万人，总和生育率跌至0.72，双双创下历史最低记录。

萨沙支持中国女性提高自己地位，也希望中国建立性别相对平等的社会。但是，将女权搞过头了，对女人本身来说是有害无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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