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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狱神庙出现的时间

根据现有的研究，一般认为狱神庙出现于东汉时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在西汉，乃至于秦代也可能存在。

据考证，有关狱神庙最早的确切记录出自《后汉书·范滂》：“滂坐系黄门北寺狱。狱吏谓曰:‘凡坐系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于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

学者据此认为，狱神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因为这一年范滂“获罪下狱”。

甚至进一步断定，“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狱神庙就是在东汉首都洛阳的黄门北寺狱。”

也就是说，最迟在东汉时期狱神庙就已经出现了。

关于汉代出现狱神庙，另一个证据来自宋代方勺所撰《泊宅编》，同为宋人的袁文《瓮牖闲评》云：“今州县皆立皋陶庙，以时祠之。盖皋陶，理官也，州县狱所当祀者。《泊宅编》谓后汉以来始有之。”

狱神庙延续至何时，无确切记载。

据张建智考证，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明令公布《神祠存废标准》。

1930年公布《取缔经营迷信物品办法》，狱神庙香火逐步冷落。

但是，官方公布了标准和办法之后，地方监狱是否立即停废狱神庙祭祀活动，这就难以确知了。

二、狱神的种类及其泛化

（一）狱神的种类

狱神庙的存在无可置疑，但狱神庙中所供奉的神明却并非一成不变。梳理相关史料，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上的狱神主要有皋陶、萧何、亚孻三位，实际上在亚孻之后还出现过一位被尊称为“阿公”的狱神，而“阿公”常被误以为就是亚孻。

关于明清时期的狱神庙里供奉的狱神，法律史专家柏桦又提出“蓐收”一说：“狱神庙所供主神应该是蓐收，他是传说中的西方之神，主管刑罚，一名司秋。”

他依据的主要是《国语》一书，《国语·晋语二》记载：“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河……觉，召史嚚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注曰：‘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

但是，这种说法并未见其他学者支持。

（二）清代“狱神”的泛化

虽然历史上著名的狱神是皋陶、萧何、亚孻这三位，但是根据现在看到的史料，到了清代监狱中实际供奉的神祇却不止三人。

清代赵舒翘所撰《提牢备考》记载：“朔望拈香。初一十五日，南北许拈香朝庙共七处。”

后面还配有一首诗，诗云：“望朔恭拈神庙香，几声钟胥绕回廊。载瞻西阿东杨殿，慈爱忠贞万古芳。”

这里描写的是清光绪时期，刑部南北两监朝拜狱神的情景。

其中，“西阿”“东杨”分别指阿世图（即俗称的阿公）和明代的忠臣杨忠愍公。

此处所说的朝庙处共有七个，而在另外一处的记载中，监狱中供奉的“狱神”又分为“总司”“分司”“余典”三类，甚至连明代监狱管理官员也位列其中：“狱有神，有总司，有分司，统尊之曰狱神。

余典者，若关帝，龙神，门神；若佛典之大士，阎罗，社公；若道流之太乙，药王，瘟部，火部，皆为位以祀。

别一楹，祀前明椒山杨公。

而刑部尚书王公世贞、郎中史公朝宾、司狱刘公时守得附焉。”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杨、王、史、刘等人是祭祀于祠堂之中，而非狱神庙。所以杨等四人也就不是所谓的狱神。

三、狱神庙的功能

根据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观点，任何设施、习惯和制度无不有其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

大到一种传统或制度，小到一根木杖，“所有的意义都是依它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它关连的思想，及所有的价值而定”。

狱神庙的出现无疑满足了不同主体的需求，从囚犯角度看，身陷牢狱犹如待宰之犬豕，绝望和无助之际，狱神就成为最好的安慰。

对于狱吏狱卒和牢头来说，火中取栗，刀锋舔蜜，诈取钱财，坑人害命，内心也会有些许忌惮，在狱神前面祈祷宽宥，也是人之常情。

即便不是罪大恶极，偷安失职也担心上级责罚。据《福惠全书》记录，对于夜间“贪睡之狱卒”“不巡逻之火夫”“不值宿之刑书”都要严加惩处。

所以，与监狱相关形形色色人等，都在狱神庙里获得了个人的安慰。

（一）囚犯祈求神灵护佑

对于身陷牢狱的囚犯来说，狱神庙是他们寻求心理安慰的场所。

通过在狱神面前祷告，无非是希望神灵眷顾，免受牢头狱霸欺压，免遭病疠侵害，免受不公判决。

说到底，之所以把命运寄托于神灵，是因为法治不彰。

断狱能否公正，端赖秉公执法的青天大老爷，在狱中能否平安无事，靠的是能否遇到宅心仁厚的狱吏狱卒。

既然命运不能依靠制度决定，祈求上苍保佑，狱神加持，就是不得已的选择。

（二）狱吏狱卒借机敛财

正如李乔在《行业神崇拜》中所说，各行各业崇拜行业神，目的无非两个：祈求获得利益和成功，祈求消除困难和灾祸。

作为一种行业的狱吏狱卒，祭祀狱神的目的也无非趋利避害。

囚犯求狱神保佑需要烧香化纸，香火和纸钱不能从外面带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来自狱吏狱卒之手。因此，以香火钱之名勒索和索贿就成为必然选择。

何蜀回忆四川巴县狱神庙时曾说，“据说旧时犯人进监狱后，照例要先拜狱神，以求得保佑，好早日出狱消灾。同时狱吏也借收香火钱之机向犯人敲诈勒索。”

清代宋琬根据范滂之事创作《祭皋陶》杂剧，其中有狱卒极力撺掇范滂花半贯铜钱备下“三牲祭品”祭奠，很可能有从中渔利的成分。

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中国生活过22年，他在《大中国志》中记录中国明清时期监狱中的囚犯，“不只服刑，还要缴纳许多费用和款项”，其中包括“为监狱庙堂和偶像献祭的费用”。

当然，狱吏狱卒利用狱神庙相对优越的条件进行权钱交易，也是营私敛财的途径之一。

（三）官方恐吓和震慑囚犯、警示狱吏狱卒

狱神庙之所以能在监狱存在，官方认可是首要条件，用狱神的威严震慑不法之徒，可谓狱神庙的首要功能。

正如张建智所说，“秦汉至清末民初，县级行政单位监狱中均建有狱神庙，目的是‘恐吓和震慑囚犯’。”

除了靠神秘力量恐吓、震慑囚犯，狱神庙还有警示狱吏狱卒的功能。

清代濮文暹所著《提牢琐记》有一段简明记述：“诸神朔望则祀，履任则祀，报赛日则祀，勾决日则祀，必躬亲，香帛问洁，宜专厥司，庶几履盆之中，亦有临质。神道设教，用佐官箴。”

狱官到任，头等大事为祭祀狱神。其用意，无非就像衙署里的御制“戒石铭”一样，希望通过“神道设教，用佐官箴”。

让监狱管理者能时刻将“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道理记在心中。

清代小说《赛红丝》第七回“肆小人恶毒图财害命”就是一例。

狱中“禁子”朱某受人请托，欲谋害宋石的性命。下手前，他“走到狱神前，磕了四个头，通诚道：‘狱神老爷在上，要害宋秀才性命，皆是皮监生与屠才之过，实与小人无干。小人不过得他几两银子养家活口，望老爷鉴察。’磕完头起来，又筛了一大碗烧酒，吃了壮壮胆。”

（四）作为教化和规训的手段

张建智将参拜狱神的人分为三种，判了死刑的人、判了徒刑的人、理亏心虚的人，三种人心态各不相同。

第一种人主要祈求狱神在上苍面前多说好话，为自己的亡灵超度；第二种人在狱神前表示忏悔，祈求狱神能赐其早日出狱；最后一种人则因为惧怕上天惩罚而参拜狱神。

这三种人通过对狱神的敬畏、膜拜，分别达到了灵魂救赎、悔过自新、自我安慰目的。

尽管参拜者心态各不相同，但是站在官方视角来看，囚犯俯首于神祇脚下，实际上就等于臣服于统治者自己脚下。

因为是否设置狱神庙，是否允许囚犯祭拜狱神，决定权完全在于统治者。诚如法国思想家布迪厄所说，“国家是符号权力的集大成者，它成就了许多神圣化的仪式。”国家“作为神圣化仪式的储备银行，颁布并确保了这些神圣化的仪式”。

从这个角度说，狱神庙对不同心态囚犯发挥的功能带有整合性特征，这种整合性功能就体现于对他们的教化和规训。

（五）作为狱中的“优待室”

如上文所说，监狱里幽暗潮湿、鱼龙混杂，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遇到需要关照的特殊囚犯，相对整洁安静的狱神庙就成了首选之地。因此，学界普遍认可狱神庙在古代作为监狱中“优待室”的事实。

作为“优待室”的狱神庙，较为集中的讨论与对《红楼梦》版本考证有关。

脂砚斋在《石头记》留下“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的眉批，于是引起红学家关于狱神庙的考证和猜测。

《三侠五义》第七十七回“倪太守解任赴京，白护卫乔装逢侠客”中，文彦博“叫人将太守带到狱神庙好好看待”。

第十九回“巧取供单郭槐受戮，明颁诏旨李后还宫”，包公审讯郭槐之后，公孙策叫差役将郭槐“押在狱神庙内”，也带有一定优待的含义。

中国民间普遍认可“善恶有报”，老百姓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报应观念在断狱传说、故事中有充分的体现，折狱者往往利用犯罪人畏惧“鬼神报应”的心理巧断案件。

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记录了清代名吏汪辉祖依靠城隍神庇审明刘开扬案，说明现实中官吏遇到疑难不决案件，往往会祈求神助。

明清州县的官衙都立着一块“御制戒石铭”牌坊，牌坊上书：“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从这里所说的“上天难欺”可知，“维系衙门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报应观念，因此在州县衙门建筑群里包含着五花八门的鬼神庙坛也就无足为怪了。”

狱神庙的设立，也可以通过这种文化心理得到合理解释。

上文所引小说《赛红丝》中，禁子朱某受人请托杀人，他内心畏惧的不是可见的“王法”，而是不可见的“神明”。

统治者和下层执法者、管理者，对神明显然有不同的文化心理需求。但是，在是否有必要设立狱神庙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这也是狱神庙香火绵延千年、不绝如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