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600年前的一段公案成就了浙东大儒方孝孺（1357-1402）的声名，也成为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经典的一幕。

方孝孺生于1357年（至正十七年），正值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欲取天下之时，1402年（建文四年）6月25日，被燕王朱棣磔杀于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终年45周岁。

方生活的14世纪中下叶，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世界历史正处于一个转折阶段：资本主义萌芽已在地中海沿岸出现，文艺复兴正在欧洲兴起，新航路的开辟正在涌动之中，世界将要开始直至今天还正在影响人类的全球化，

而中国历史也同处在一个转折阶段—封建社会渐趋衰落。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早已有了相当发展。

方孝孺生活的时代是历史的转折点

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他没有采取那些草根阶层出身的开国君主的做法：兔死狗烹，敌国灭、谋臣亡。

在杯酒释兵权后，为了酬谢那些贪图荣华富贵而为之黄袍加身的将军们，他尽可能给予了这批人一切能够享有的荣华富贵和特权——高官厚禄，不立田制，不抑兼并。

正由于这样的特权，自夏商周以来、长达三千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制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井田制、屯田制、占田制、课田制、均田制逐一退出了历史舞台，土地私有制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产权形式。

伴随土地私有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工商食官”形式的国有制也不复存在。所有制发生的这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催生了中国商品经济和它的进一步发展。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是空穴来风的杜撰，虽然它是艺术品。而南宋时泉州、广州、明州海外贸易的发达，以至于本文主人公死后郑和七下西洋，国力的强盛，不正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反映吗？！

然而，随着明王朝的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走向巅峰，突出表现为八股取士与特务统治的横行；到清代达到顶峰，突出表现是军机处的出现。

明清两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为惨烈、延续时间最长的时期，民间思想家无不遭到残酷镇压。可以说，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政治走向全面反动的时期。

而明代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俩，对从此时开始的中国封建政治走向全面彻底反动，朱元璋、朱棣父子是始作俑者，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了解这一点，对我们能较为全面地认识、评价方孝孺以及那个时代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方孝孺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历史走向转折的时代：资本主义在西方萌芽，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则走向全面彻底反动；于是，方孝孺的作为客观上具有了顺应时代大潮和要求的、不同凡响的深远性，并使其具有历史符号意义。

作为儒家之典型代表，方孝孺的道德绝对和道德洁癖是有目共睹的，在其文集中对德行之强调比比皆是，贯穿始终。

方孝孺眼中的天理

对于方孝孺来说，正统思想大致包含三部分：“辨君臣之等；严华夷之分；扶天理遏人欲”（《后正统论》）。第一点是王国内部统治秩序的概括；第二点是处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的准则。

第三点是普遍的宇宙法则，也是前两点的总结提升。虽然说宇宙法则是君臣之等的宇宙论基础，但没有后者的具体应用则是空洞理论。而外交则是内政的延续。可以看出，这三点的落脚点就是君臣之等。

在方孝孺眼中，天理的核心内容就是君尊臣卑的等级秩序。而遵循这一秩序就是“扶天理”，就是文明礼治，也是华夏文明之象征。而不遵循这一天理秩序，就是人欲泛滥，就和蛮夷沦为一处了。

由此类推，坚守此天理者则为文明守节之君子，不守此天理者则为野蛮纵欲之小人。所以，君子一定要坚守天理正统，天子之礼就是正统，“何谓天子之礼？正统是也。

君子之于变统，外之而不亲也，微之而不尊也，断断乎其严也，闵闵乎恐其久也，望望乎欲正统之复也。”如果谁颠覆了正统，颠倒了君臣这一尊卑贵贱秩序，就是大逆不道，而这时挺身而出遏止变统者，就是君子所应尽的义务了，“能言抑变统者，君子之所取也。”

难怪《明史》赞他“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明史·方孝孺传》）。方孝孺对正统思想坚守到什么地步呢？即使是对正统和变统中君臣的名号，都要严格区分开来。

为了更深入理解方孝孺的行为，还要对儒家思想有个大致的了解。儒家思想一开始就是着眼于整体的。思想家们一开始就认识到人类乃是宇宙或天地所生，人乃万物中之一种。

因此，人类社会的运转要和宇宙的运转保持一致，人类之德性也要和天地之德性相符。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天人合一。儒家思想家从宇宙中看到了什么呢？这就是等级秩序。

他们发现，宇宙要健康运转就必须建立一个尊卑等级秩序。天尊地卑、阳主阴从小就是宇宙运转的奥秘。这一秩序应用到人类社会，就是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

儒家的善恶观

认识并践行这一尊卑秩序就是善，儒家也称其为“仁”。仁者也称为君子。君子的极致就是圣王（仁政实施者）和圣人（仁学教化者）。

如此，就可以理解，为何儒家道德的根基是天、地、君、亲（祖先）、师。天、地、亲是生养之源，君、师则是政、教之领袖。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等级仁政秩序就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这一仁政秩序首先考虑的是整体的和谐稳定。在这一秩序中，是按照道德等级（即对秩序的认知和践行程度）来分配资源，而不是按照获取资源的能力来分配。

如此，儒家必然强调人的知性、理性，反对欲望和本能。这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所以这一仁政等级秩序也可称为礼治。礼治是以人的知性或理性为指导，避免欲望的无度带来的混乱。所以，礼治同时也是节制。

所谓的礼节就是让人与动物区分出来的东西。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了追求稳定秩序，儒家仁政或礼治就必须对无度的物质需求进行遏制，并强调礼节之重要性和优先性。

因此，必须对物欲和私人的情感欲望进行控制甚至清除，这些只能产生混乱和堕落，而不是秩序和稳定。所以，正统儒家一定会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舍生取义（礼节）。

在这一基础上，物欲之辨、公私之辨、人禽之辨、夏夷之辨就水到渠成了。坚守天理秩序、人道礼义、华夏文化之大公无私的人就是君子，而追求物质、放纵私欲本能、效仿蛮夷就成了小人之标志。

学者们都看到了儒家对理性或知性的强调，但这种理性又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所说的理性有区别，于是就将儒家理性称为道德理性，古希腊人的理性为逻辑理性。

其实，儒家理性和古希腊理性的根本区别并不在这里。儒家理性是一种整体理性或大理性，它不仅是道德理性，也是逻辑理性，因为其根本是宇宙理性。

儒家是从宇宙整体来进行思考和体悟的。这种整体宇宙理性就决定了其逻辑和道德是不同于古希腊的。以西方范畴来看的话，儒家宇宙论、道德论和认识论是浑然一体的。

而古希腊人，尤其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只是从人的理性来看世界，如此就只剩下了人之逻辑理性。自然和社会、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理性和感性之区分就自然形成了。

将自然宇宙人类道德社会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是儒家对世界的贡献。虽然古希腊也有人提出类似的思想，如士多葛派也强调自然理性，要遵从自然世界的规律。

但其主要是用其来调试自己的内心以求获得心灵的宁静的，并没有从中获得一套天尊地卑之伦理法则来建立人类社会秩序。在这一意义上，斯多葛派依然是天人两分的。孟德斯鸠称赞其对人的心灵修养有助益也是可以理解的。

儒家对现实世界和人性的考查是有其合理性的。对天地仁厚之德的强调也是非常高明的。首先，其等级礼治、阴阳主从之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

只要人群中人们的知识能力水平没有完全平等，天尊地卑、君慈臣忠、阳主阴从之秩序就有其存在的基础。其次，儒家礼治如果能完全付诸实施也是很好的。

父母慈子孙孝、君仁臣忠上下和谐的景象是令人向往的。它满足了人性中对稳定安全、绝对秩序，对某个团体、主人和领袖的依赖，对某种象征物的恒久感情等需求。

团结、友爱、忠诚、勇敢、无私、气节、信任等优良品质就是这些感情的具体表现。人只有赖此才能摆脱相对混乱和有限的物质环境带来的虚无、动荡、迷茫和颓废，为人生找到某种意义和价值。这种超出了物质范畴的绝对精神之需求，是人身上的本质需求的一部分。

儒家礼治或王治有其合理性。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将王治列为最好的统治，这不是偶然。尽管柏拉图对王治内容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对等级秩序和精英的强调是一致的。

但这既是儒家思想的高明之处，也是其局限所在。因为这一精英统治秩序的完全付诸实施是需要极高的道德修养、道德自觉和英明头脑的。这一特点决定其两个方面的局限。

精英们在物资的分配和矛盾的调解中，不可能一直正确。在精英专制的自上而下的体制中，统治者的正确与否影响巨大：决策正确，执行迅速，收效快且效果好；决策错误，则损失和伤害也是巨大的。

结语

方孝孺的思想、人生理念、政治品质、历史责任感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对此，任何一个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民族，国家和地区都是不能忽视的。

而方孝孺之死意味着一个可能的时代转折的历史拐点与我们擦肩而过，传统照旧沿袭下来了，本有可能转折的历史又沿着早前的轨迹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