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武回忆录：痛心的“梯子沟突围”

我们离开大新开沟后，走进了一条又长又黑的山沟，不一会，落了一阵小雨，我们一不小心，就要踩进水坑，或者是被挡路的石头绊一跤。

队伍向西南走，准备过了三岔口以后直奔玉皇庵，然后跳到花塔北山中。

出发之前，我与高鹏、黄寿发、罗元发、王国权、李耕涛等同志研究过转移路线。

我们周围的敌人太多，走到哪里都不太安全，应该跟敌人换个防———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干脆到他们那里去，跳到紫荆关、金坡方向去，跳到狼牙山北面去。

有的同志认为应该突向花塔北山，那里可能比较安全。

我也同意，因为大良岗的敌人已经向干河压了过来，从涞源出来的敌人也到了银坊，有向玉皇庵进逼的迹象，我们不能再犹豫不决，得尽快跳出去。

花塔北山是一座陡峭的大山，山西是银坊、川里。

山南是唐河。

唐河那边是三分区。

这个山区远离大路，平时没有敌情，我们的部队也很少去进驻，它偏居一隅，通讯闭塞。

这种地区要么敌人不敢进去，要是进去，兵力一定少不了。

我们跳到这个地区以前，由于这个地区通讯闭塞，对敌情作了错误的判断。

过了玉皇庵，我们来到一个叫石家庄子的小山村，然后摸黑攀登花塔北山。

山路立陡立陡，我们手脚并用，每向上移动一步，都得小心翼翼，花费不少气力，若不小心掉下了去，恐怕连尸骨也都难找。

我们七百多人爬上花塔北山上的北当山头时，已是拂晓时分。

同志们实在走不动了，一个个又饿又累，东倒西歪地瘫坐在山坡上，准备生火做饭。

我心里不踏实，赶紧叫作战参谋周自为通过"飞线"搜集情况，同时拿起望远镜向山下的花塔方向望去。

可是下面灰蒙蒙一片，看不真切。

过了好一会，天蒙蒙亮了，我又举起望远镜一望，不由得大吃一惊：

好家伙！

花塔周围，日军的帐篷一个连着一个，密密麻麻，数都数不过来。

想不到，我们千辛万苦跑了一夜，自以为把敌人甩开了，最后这么一跳，却正好跳进了敌人的另一个合击圈。

因为敌人在"扫荡"期间不只是搞一个合击圈，有时是一连搞几个合击圈，有时是大圈套小圈。

事情的严重还远不止此。

正当我们研究突围办法时，发现山上还有冀中军区后勤部人员和白求恩军医学校的学员以及逃难的群众，男女老少约莫有两千多人。

这样，我们被敌人围住的人员总数，已近三千人了。

情况出人意料，万分危急！

看来敌人是同时在有计划地合围这座山的。

果然，八点钟以后，山下的敌人就排成进攻队形，开始推进了。

敌人虽然不知道山上被围住的有多少人，但是他们那四面并进的架势，是一心想拉大网、捞大鱼的。

冀中军区后勤部的王文波政委和"白校"的俞忠良政委、二队队长丁一同志知道我上了花塔北山，都连忙派人来找我联系，要求我们带他们一起突围。

花塔和南、北清醒一带，是冀中军区的后勤基地，他们一直在这一带跟敌人周旋，至于"白校"，在这次反"扫荡"中他们分为两队，一队由校长江一真带领，二队由政委俞忠良带领，从学校所在地葛公分头转移。

白求恩医校的历史老照片

上花塔北山的是二队，两百多人，女同志将近占了一半。

二队几次被敌人发现后追赶。

向导带着这些年轻的学员满山钻，不分昼夜地同敌人兜圈子。

他们虽没多大损失，可也极度疲劳了。

说实话，在目前情况下突围，如果光是我们这些惯于征战的人，会好办些，难就难在有这么多手无寸铁的男男女女啊！

可他们全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特别是"白校"学员，都是知识分子，不少女同志放弃了名门闺秀的优裕生活，自愿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

他们是我们整个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宝贵人才，说什么也得把他们带出去！

我立刻答应带他们突围，只是要求他们服从统一指挥。

情况紧急，我们被围的人又这么多，行动必须越快越好。

应该承认，我们跳到花塔北山是一个失误，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失误，我们才和花塔北山被围的一二千名后勤人员巧遇，才可能带着他们突围。

我想，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沉着、冷静，准确判断敌情，以迅猛有力的冲击撕破敌网，从内线跳到外线。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

《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名之日"走为上"，是一条败战计。

今天我们陷入重围，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当然也只有"走为上"了。

关键是怎么"走"，才走得出去。

根据几个情报站的报告，从银坊过来的敌人已经占领了玉皇庵，正在向石家庄子推进；

南面清醒一带也发现了敌人，正由杨家台向石家庄子合围；

西南面的川里也冒出了敌人，正和花塔的敌人一起逐渐把大网推向花塔北山。

这时，用望远镜已经可以看见远方的多路敌兵了。

我周围站着不少人，一个个都焦急万分：

"司令员，怎么办？"

"司令员，快作决定吧！"

现在，情况渐趋明朗了：敌人合围的会合点是石家庄子，他们正在努力把那个缺口封住。

从地图上看，石家庄子附近有一条梯子沟，据我情报站报告，那里尚未发现敌人。

我想，我们可以把它选作突围路线。

但是，要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子，此意图不可暴露过早。

否则，敌人发觉了会咬住我们不放。

由于部队太疲劳，再发生新情况，难以应付，所以我们必须在敌人的合围圈将要形成而又未合拢的时候，即类似战略学中讲的"利害变换圈"选择对我最有利一处间隙，猛地冲出去。

中午十一点钟左右，我们看到，山下两股敌人正从两个方向同时朝一个目标———石家庄子开进。

我终于下了决心，说了一声：

"突！"

一声令下，队伍便"呼"的一声，跑步向东北方向冲去。

花塔北山的陡峭，我们昨天晚上就领教过了。

现在我们在大白天里下山，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些连山羊和猿猴都难攀的"路"，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昨晚就是从这里上的山。

"白校"的一些女同志又紧张，又疲劳，两腿发软，只好靠别的同志用绳子拉着带下山。

到了梯子沟口，我命令侦察连和一团三连抢占两侧阵地，掩护突围。

侦察连负责顶住北边从玉皇庵扑过来的敌人，三连负责顶住南面从杨家台过来合击的日军。

我对两个连长下了死命令：

"你们死也得把敌人顶住！队伍没有走完，你们不准撤下来！"

侦察连代连长胡尚义和三连长用严峻的目光注视着我，坚定而急促地应了声："是！"

转身跑去，带着连队飞速占领了沟口两侧高地。

我回头看了看高鹏和黄寿发同志，说：

"我带警卫连在前头向梯子沟突。

老高你殿后，负责检查山上还有没有我方人员，若有的话，叫他们都撤走，一个也不能留下。

老黄，你蹲在沟口，等两个连完成掩护任务之后，再把他们收拢回来！"

我的话音刚落，枪声大作，流弹从我们头顶上空"嗖嗖"飞过。

我两个连队分别跟跑来堵截的敌人接火了。

敌人来势很猛，战斗很激烈。

两个连要顶住数倍于我之敌，是得付出血的代价。

这就是梯子沟吗？

两面刀削似的危岩绝壁，宛如铁青着脸静立着，凛然可悸。

一条狭窄潮湿的山石小径闪烁着古怪的绿光，象梯子一样向上延伸，叫人望一眼就觉得头晕目眩。

偶尔有哪位同志不慎将枪托或水壶撞在石壁上，其空谷回音会使人绷紧的心弦发出震颤。

我是在闽西山区长大的，可从来也没见过象这样险恶的绝壁和可怖的深沟。

梯子沟

现在，对我们这支全部进了沟的两三千人的突围队伍来说，最危险的不是阴冷的石沟和森然的峭壁，而是前面某个拐弯处随时可能射出敌人的子弹，被日军封死在这条狭长的深沟里。

是啊，我们必须快速通过梯子沟！

我带着便衣侦察班和警卫班走在队伍前头。

战士们枪上着刺刀，提着手榴弹前进，把我和周自为、徐信同志夹在中间。

我们身后，是长长的突围队伍。

山沟里起了雾，淡淡的雾霭虽然有助于我们隐蔽，却也使我们不易发现埋伏着的敌人。

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随时都准备与敌人遭遇，决一死战。

我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万一出口被敌人封死了，那就组织部队一批又一批地舍命往外突，以几个甚至几百个人的牺牲，去换取一条通路。

能突出去多少算多少。

走了两里多地，我们接近了沟顶。

关键时刻到了。

我放慢脚步，弓着腰一步一步地向前挪。

突然，前面的人影停住了，便衣侦察班向我报告：

沟口外的山头上发现日本哨兵！

最危险的事终于发生了，我们被敌人堵住了。

说来也怪，在这紧急关头，我反倒一下子平静下来，匍匐着向沟口前进了几米，隐蔽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探头往沟外望。

可不，透过薄薄的山雾，只见离我们三四百米处的山岬口上，有一个头戴钢盔，身穿黄色日本军大衣的人在那里放哨。

"事到万难须放胆。"

我突然想起在长征中带领红四团飞夺泸定桥时喊过的那句话。

我对周自为、徐信和内卫班班长曾荣昌同志说：

"派几个人悄悄摸上去，设法把敌人哨兵捉住，了解一下敌情，以便突围。"

曾荣昌同志说："司令员，我去吧！"

我点了点头。

曾荣昌同志马上叫出四五个人，隐蔽地向前爬了过去。

曾荣昌是江西瑞金人，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

在多次险恶的战斗中，他大胆、心细，从不顾惜自己的生命。

他已经当了多年警卫班长，他带出来的警卫班武艺高强，每个人都配有二十响驳壳枪和马刀。

在这种关键的时候，把他们派出去，我想能捕获敌人哨兵。

当然，我也准备好了另一个方案，要徐信同志告诉警卫连连长吴炎叫警卫连隐蔽好，万一敌哨兵没被捉住，敌人发现了我们，封住了梯子沟出口，那么，警卫连的这两百多人马上强攻，占领沟外两侧的山头，后面的侦察连和三连则不惜一切代价杀开一条血路，让冀中军区后勤部和"白校"的人员突向大平地。

一切都部署完了，我静静地隐蔽在石头后面，睁大眼睛注视着沟外的山头。

雾气越来越浓，那个敌哨兵的钢盔也看不清楚了。

我不知道曾荣昌他们是从哪里摸上去的，此时，大概整个梯子沟的人都知道前面发现了敌情，大家都静静地隐蔽着。

我望着沟口外那个被云雾慢慢罩住的山头，心急促地跳动着。

"扑通！"象一个装了重物的麻袋倒在地上，警卫班的战士把一个被塞住嘴巴的人惯到我跟前。

捉到了！敌哨兵被抓到了！

我一阵惊喜，顾不得向气喘吁吁的曾荣昌了解捉敌哨兵的经过，便马上叫来了懂点日语的同志，准备审问"舌头"。

谁知，敌哨兵嘴里的布一被扯开，吐出的第一句话却使我们在场的人啼笑皆非：

"抓错了！你们……闹误会了！我是冀中军区后勤工厂的哨兵……"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抓了自家人！

也怪这个冀中军区后勤工厂的哨兵，偏偏要把日本钢盔和军大衣穿戴起来，弄了一场这么大的虚惊！

"别人缴获敌人的……送给我，天冷，我就戴上了……"

那人内疚地解释着。

我急忙向他询问前边的情况。

他告诉我，冀中军区有一个工厂就在张家庄附近，有一百多人，是昨天转移到这里的。

跟我们突围的冀中军区后勤部的同志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这下子，我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这可是几年来我们处境最危险，最紧张的一次突围啊！

大平地的情况仍然不明，那里情报站的人员都疏散了。

我要便衣侦察班派出两名侦察员，立即出发，前往大平地摸清情况。

此时，被堵在梯子沟里的两三千人，陆续出了沟。

最苦的算是"白校"的女同志了。

她们近半数是不满二十岁的姑娘，有的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身上背着沉重的背包、粮食和医学讲义，有的还背着枪。

连续艰苦、紧张的突围，使她们的脸上、手上和军衣上都被泥土和青苔蹭得乱糟糟的，裤管被荆棘割破了，腿脚鲜血淋漓。

有几位姑娘披头散发，脸色苍白，披同伴搀扶着，一拐一拐地走。

战争年代的女同志，确实比我们男同志艰苦得多！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姑娘们能在暗夜里爬上陡峭险峻的花塔北山，能在敌人合围的危急关头跟着我们急行军，通过这狭长而又阴森的梯子沟。

八路军女护士

最后从梯子沟里走出来的，是黄寿发参谋长和两个舍生忘死掩护我们突围的英雄连队。

战士们满脸硝烟，衣冠不整，很多人身上带着血迹。

在所有突出重围的同志敬佩、感激而又沉痛的目光中，他们搀扶着伤员，背着牺牲同志的遗体，迈着沉重而又坚定的步伐，缓缓地走来。

我赶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黄寿发同志的手。

黄寿发

他告诉我，敌人发现我们突围队伍进了沟之后，越发疯狂地向侦察连和三连猛扑。

敌众我寡，两个连队打得异常艰苦，最后都被敌人压至离沟口仅一里处，伤亡也越来越大。

但是他们死也不撤。

直到高鹏同志通知他们，我方人员已全部进入沟里，他们才边打边撤，把战友的遗体和重伤员抢了下来。

敌人虽然伤亡惨重，但是他们不清楚有多少人进了梯子沟，更主要的是，他们的任务是合围花塔北山，所以没有追入沟内进行报复。

"两个连队一共伤亡了四五十人。胡尚义同志在战斗中非常英勇，负了重伤，仍然舍命顶住敌人。被背进沟里后，他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牺牲了。"

黄寿发参谋长用沙哑的声音报告说。

"胡尚义？！小胡！"

我心里一震，痛惜地喊出了声。

二十多具烈士的遗体，被并排放在铺满落叶的小洼地里。

人们望着他们，泪水都涌出了眼眶。

"白校"的女同志不忍看，掩着脸哭出了声。

我脱下军帽，依次在每位烈士的跟前伫立片刻。

他们都那么年轻，不少人不满二十岁。

仅仅一个小时前，他们还在厮杀，还在呐喊，可现在，就象一群劳累过度的兄弟，一动不动地依靠着躺在一起。

他们伤口上的血迹还未干啊！

为了抗日，为了战友，他们把一腔热血洒在梯子沟。

一张熟悉的、清瘦苍白的脸出现在我面前———啊！胡尚义，我的好同志，我在危急中给你下了死命令，然而我多么盼望你活着归来呀！

但你却双目紧闭，不能再看一眼你用生命掩护突围出来的战友，不能再看一眼你曾经战斗过的祖国大地了！

起风了。

一阵阵秋风掠过梯子沟口，凋零的黄叶在秋风里漫天打旋。

我用手捧起一杯夹杂着落叶的黄土，轻轻地撒在胡尚义的胸口上。

为了尽快掩埋烈士，同志们都飞快地用双手挖土，有的人十个指头都出了血……

在最短的时间里，一排新坟出现在梯子沟外的山岬口上。

梯子沟突围烈士纪念碑

便衣侦察班的同志回来了，向我报告说，大平地没有发现敌人。

我立即找来冀中军区后勤部和"白校"的负责同志，告诉他们，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们准备到大平地村搞饭吃，然后连续行军一百多里，跳到狼牙山北面去，问他们是不是跟我们一起行动。

王文波政委说：

"如果不是在花塔北山上巧遇你们，今天我们是别想突出来了。"

现在，他们准备南下，向完县方向分散转移，因为他们对狼牙山那一带不熟。

"白校"的俞忠良政委也对我说，他们女同志太多，实在走不动了，好在这一带没有敌人，准备休息一下，暂时不走了。

我劝他们还是跟我们再走一段，哪怕走到水泉也好，免得敌人再来纠缠。

他们听了，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可是看到那些疲惫已极，满地坐着、躺着、趴着的女学员，又犹豫了。

最后，他们还是决定不到狼牙山去，而是慢慢向南边转移。

我只好嘱咐几句，叫他们不要拖延，稍缓过劲来就赶紧离开这里。

然后，我带着一分区的人员走了。

与此同时，跟我们一起突围出来的乡亲们，也各自离去。

大平地是群峰之上的一个自然村，我们在崎岖的山径上向它赶去。

同志们已相当疲劳，但是看到我们分区领导同志走在队伍前头，便一个个紧跟着，谁也不愿落下。

到达大平地，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

我通过情报站一了解，水泉和狼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一团和几个游击支队从狼牙山突出去后，猛攻平汉路、狼牙山的敌人便都撤了。

我说："休息一下吧。"

大家一听，一屁股就坐下了。

我也跟着坐下，身子刚着地，一阵空落落的饥饿感猛地向我袭来。

这下可不得了啦，头晕眼花，腰痛腿酸，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想起从昨天下午四时一直跑到现在，已经近二十四小时，粒米未进，滴水未喝，便扭头向警卫员李旺仁说：

"小李，昨天你不是装了一盒饭吗？拿出来让大家都吃一点吧。"

"哎呀，没啦！"

李旺仁同志苦笑着从挂包里掏出那个空饭盒，带着歉意说，"在花塔北山上，高副司令说把饭都拿出来，吃了好突围，我问你吃不吃，你摆了摆手，结果他们就把饭吃光了。"

我想起来了，在花塔北山时，李旺仁同志好象跟我讲了句什么，我只是摆了摆手，没答腔。

当时我的思想很紧张，完全集中到怎样组织这么多人突围，哪还顾得上吃饭！

奇怪的是，在一天一夜的突围过程中，一点也不觉得饿，不觉得疲劳，只是现在才觉得难受极了。

大平地的老百姓都跑得光光的，什么吃的东西也找不到。

我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笑：

"小李，找个桶，打桶井水上来，喝一点充充饥吧。"

井水打上来了，清亮清亮的。

饥饿的人们一见，都围了过来，每人打了一瓷缸。

正喝着，供给部长董永清从挂包里掏出个小瓶子，在手中晃了晃，得意地说：

"啊哈！我这儿还有半瓶味之素呢！"

"味之素"就是味精。

用味之素调味的菜格外可口，那么，用它来调一调井水，肯定也挺有滋味。

"董部长，给我来一点！"

"咱也来点味之素，嘿嘿！开开洋荤。"

同志们乐不可支，争先恐后地把缸子递到董永清同志面前。

我看得出，董永清同志心里很得意，可脸上却现出庄严的表情，双手捏着那个小瓶子，轻轻抖动着，象倒仙药似的给每个搪瓷缸都洒了一点。

我喝了一口水，还不错，有些味道，于是一仰脖，把一缸子水叽哩咕噜全都喝了下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我的肚子一阵阵发痛，那滋味真难受。

看看周围，刚才喝了味之素拌井水的同志们，全都捂着肚子。

我心里一惊，莫非井水被敌人下了毒？

大家紧张极了，董永清同志忍着痛，蹒跚着走到井边，趴在井口用鼻子一个劲地嗅着，好象这么一嗅，就能嗅出井水有没有毒。

敌人下毒的事，时有传闻。

在我们一分区内，也发现过敌人将毒药投入井内，企图毒死我抗日军民之类的事。

这几天，日军到过大平地，是不是在井里下了毒，那是很难说的。

我真后悔刚才太轻率，没有先叫有关人员检查一下井水。

难道说，日军拉大网，筑"铁壁"，没能把我们消灭，而现在，我们却要毫无价值地死在这口下过毒的井边吗！?

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水用不着化验，就知道是没有毒的———有几个喝了没有拌入味之素的井水的人，好好的。

而我们的肚子也慢慢地不那么痛了。

可见，问题就出在董永清同志的那瓶味之素上。

"对，味之素！"

我恍然大悟，大声说，"咱们一天一夜没吃啥东西，肚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消化的了，再来个凉水拌味之素，那肚里不是有戏唱了么？"

大家都笑了，你一言，我一语，拿味之素跟董永清同志开玩笑。

这倒好，在说说笑笑中，不知不觉地又走了三十多里路。

到了甘河净，我下令在两个小时内做饭、吃饭、休息完毕。

甘河净乡旺家台村.

时间一到，部队就出发。

乘着月色，我们一口气又跑了七八十里路，跳到了狼牙山北面的九莲山，远远地甩掉了敌人。

这下可好了，可以安安稳稳地休息了。

我一看，天已经亮了，当即就命令部队：派出警戒，休息三天！

同志们一片欢呼。

有的忙着解背包，有的背包还背在身上，就一头倒了下去，顷刻之间便发出了鼾声。

曹凌同志不知从哪里搞到一点枣子酒，心满意足地小口呷着，咂了咂嘴，闭起眼睛，自言自语地说：

"香！香死我啦！"

周自为同志年轻，连续突围那么累，还不休息，这时候又与司号长张生荣、老干事胡安吉他们几个玩球的活跃分子在一块略为平整的山坡上打排球呢。

我生气了，把他们轰回来，说：

"都回去睡觉！"

同志们都睡下了，我叫电话员接通大平地情报站，请他们派人去了解一下"白校"的情况，然后向我报告。

不一会，一团长邱蔚给我来了电话。

他说，当日军从狼牙山撤走，急忙赶去救援平汉路时，一团和几个游击支队则虚晃一枪，又返回了狼牙山。

我问：

"听说跳崖的五个同志中，有两个被挂在悬崖小树上，救下来了没有？牺牲了还是活着？另外三个同志呢？"

邱蔚同志声音沉重：

"我们连夜派人去营救，没有找到。今天天不亮，他们又出发寻找去了。

那地方山势太险峻，下到崖底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我们一定把他们找到……

昨晚山风好大，呼呼地刮，估计挂在树上的两位同志也掉下去了。如果掉下去了的话，肯定也牺牲了。"

我沉默了。

从那么高的悬崖绝壁上跳下来，是万难生还的。

少顷，我痛惜地低声问道：

"七连六班的五位同志叫什么名字？"

"班长马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福才、胡德林。"

"他们是狼牙山上的五壮士！"

我激动地说，"是我们全分区的光荣，是我们八路军的骄傲！"

打完电话，我又累又困，便昏昏沉沉睡了一觉。

谁知醒来后，一个惨痛的消息，通过悬在空中的"飞线"，从大平地情报站报来了：

今天下午，白求恩军医学校被突然扑来的一千多名日军包围，经过一场抵挡，当时仅有五六十人突了出来。

原来，昨天合围花塔北山的敌人扑空之后，今天一个反包围，把道士观和张家庄一带全都围住了。

日军把机枪架在山头上，对准正在吃饭的"白校"男女学员疯狂扫射。

枪一响，学员们把碗一扔就跑散了。

有的小女兵吓懵了，反而对着敌人机枪跑，一下子就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

政委俞忠良和队长丁一———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女干部，凭借着数量有限的枪支，赶紧组织学员们突围。

躲在大石头缝里幸存下来的乡亲，亲眼看到了惨烈的战斗场面：

"白校"的男女同志互相呼唤着，互相搀扶着，在几支步枪的掩护下，冒着纷飞的弹雨，拼死拼活地冲开一条血路突围。

有的女同志负了伤，实在跑不动了，怕拖累战友，便给了自己一枪。

突不出去的男学员为了保护女同志，与敌人扭成一团，最后被敌人用刺刀捅穿了胸膛。

更多的女同志，则与扑上身来的日本侵略军作殊死的搏斗，她们用手抓，用脚踢，用牙咬……

白求恩学校党总支书记左克烈士

听完了"白校"学员遭受惨重损失的报告，我痛心极了！

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也往往是最关键的时候，千万不能松劲！千万不要怕疲劳！

他们若是咬咬牙坚持走下去，也不致如此啊！

在沉痛哀悼遇难的"白校"战友时，我隐隐地有一种内疚感：

我虽然曾经带着他们从虎口里突了出来，也劝说他们要跳得离敌人远一些，却未能说服他们随我们继续行动，我为此深感痛心。

我举起电话筒，布置大平地情报站的民兵，立即前去掩埋遇难同志的遗体。

大平地的民兵完成任务后，如实地向我叙述了那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上的惨状：

山野里到处丢弃着被刺刀挑破的背包，乱纷纷的医学讲义，破碎的锅碗和女同志的头梳、发夹。

遇难者的遗体，横七竖八地躺在石头间、草丛中。

男同志的脑袋被敌人的大皮靴踩扁了。

女同志被敌人野蛮地糟蹋后，胸部被刺刀割得乱七八糟，惨不忍睹！

日本法西斯———披着人皮的野兽，又欠下了我们一笔血债！

负责掩埋遇难者遗体的民兵，全都哭了。

大平地情报站的同志在向我汇报情况时，说着说着，也哭了。

我立即将梯子沟突围和"白校"学员的情况向军区作了汇报。

并向聂司令员报告：狼牙山五位勇士与敌激战，弹尽粮绝，舍身跳崖，壮烈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