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达赖喇嘛（一）

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土登嘉措是西藏近代政治舞台上一个极为特殊和复杂的历史人物，其一生坎坷多变的经历是那个暗流汹涌、风云变幻的时代的真实写照。如何评价这位西藏政教领袖的功过是非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也是涉及到如何解释和阐明辛亥革命之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很早起，我就对这位被某些人称为“伟大的第十三世”的达赖喇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基本上形成了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现将一己管见杂陈于此，以为投石引玉，嘤其友声之意。

　　在正式论述之前需要特别声明的一点是，这篇文章的资料来源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我对西藏一些贵族、官员及学者所作的私人访谈，包括拉鲁·次旺多吉、恰白·次旦平措、朗顿·贡噶旺秋、土登贡培、邦达多吉、夏扎·班觉多杰等人，部分源于我在西藏工作时所接触到的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官方档案，故于文中不再一一注释说明，谨在此一并致谢。

　　十三世达赖喇嘛原名罗布藏塔布克甲木措，1876年6月27日出生于塔布地区朗顿村，1877年被确认为十二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并经阖藏僧俗官员经驻藏大臣公请光绪皇帝对其免予金瓶掣签而认定为十三世达赖喇嘛。

　　十二世达赖喇嘛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从1840年起，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下，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处于中国西南边疆一隅的西藏，由于其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遂成为当时两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沙俄的争夺目标。在清朝与英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有多项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西藏的通商贸易、传教、旅行考察等方面的事宜。与英国为上述权益处于尖锐对抗之中的沙皇俄国，在1907年《英俄条约》签订之前，也一直试图将西藏作为其势力向南亚扩张的突破口，使得西藏成为英俄两国在中亚和南亚次大陆争夺霸权的重要战场。由于西藏与英属印度近在咫尺，1855年，英国人唆使尼泊尔的亲英统治者发动侵藏战争，强迫中方签订了直接损害西藏权益的不平等条约，此后，西藏传统的近邻、受到藏文化强烈影响的地区，从西部的拉达克、锡金到东部的不丹，都逐一落入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使西藏失去了阻止外来势力入侵的屏障。在这样的情况下，1888年、1904年由英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已成为必然，西藏同中国内地一样，正处于严重的外患侵扰之中。

　　与此同时，在西藏政权内部，封建农奴制之下的教政合一制度使得西藏社会的发展陷入了长期停滞的局面，加之在西藏政治制度的“怪胎”——摄政制度的影响下，西藏僧俗官员内部长期陷于拉帮结派、相互倾轧的权力争斗之中，各种形式的内讧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这一现象对于西藏社会及藏民族的发展而言，起到了严重的破坏和阻碍作用，对于宗教思想的行善和利他精神而言，也是一种极大的亵渎。在这样的内外因素的双重影响之下，西藏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思想明显地暴露出其弱点和弊端，封建统治者们找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只能对一切新生事物采取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而对于外来的威胁无法作出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举动。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来看，以1719年驱逐准噶尔军队扰藏事件为起点，清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大加强了对西藏的直接治理，稍后时期驻藏大臣制度的确立则是这种统治趋于顶峰的标志。然而，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败，藏边诸事也逐步转向了无暇顾及或是穷于应付的局面，派驻西藏的官员由过去高头衔的有为之士变为昏庸无能之辈，或是戴罪立功、类似受惩贬之人，藏事衰颓已成为必然。而随之而至的清朝官场上的种种弊习与噶丹颇章政权自身滋生的腐败结合在一起，使得西藏政局完全被陈腐的官场积习所左右，即便有个别官员试图挽救这种颓势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西藏的僧俗统治者们开始采取尾大不掉的办法对付中央政府。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辛亥革命之后西藏政治局势的全面逆转可以说也具有着一定的必然性。1870年左右，西藏政坛上曾出现过一名叫班旦东顿的流氓喇嘛担任基巧堪布，并把持西藏政要、称雄一时的现象，此事恐怕应从清代中央政府和西藏社会本身滋生的腐败中去找寻原因，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事实上，对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往往需要我们从文化角度去加以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到更为完整和合理的解释。我个人认为，由于西藏独特的文化形态，这一普遍性的规律对于西藏历史研究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