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商业社会里的生育困境：为什么生活越好，反而越不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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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在过去当然也是问题，但这类问题通常都伴随着战争、饥荒或病毒导致的人口锐减，这个时候就会刺激一代人加剧生育繁殖。

但在现代商业社会里，和平时期越来越长，反过来人们的生活收入也都越来越好，但取而代之的是，生育率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反过来，一些经济体的生育率甚至比战争、饥荒年代还要低。

而这样的现象，应该是从未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现代商业社会给了个体更多自由和选择，人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而公共保障体系的完善，也让不生育成为了一种可能性，当养儿防老这样的机制逐渐瓦解甚至是失灵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刺激人类生育的原动力，从何而来？

人口是一个大问题，关乎我们现代商业社会组织的一切形式的存续，但商业社会塑造了这一切，也在某种意义上，瓦解了这一切。

经济越好，人均收入越高，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生育的需求越大，反过来，这还可能导致生育率走低。

以发达经济体为例，这可能是现代商业社会的组织形式的天花板，但所有的发达国家，不出意外生育率都远低于维持世代交替的2.1之下，反而是在那些偏远贫穷落后的地方，例如非洲等地，生育率较高。

这样的经验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整体生活水平还处在一个较低线，当时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在当时也非常流行，而在那个年代，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为一般，但这样反而导致对生育的高需求。

一部分原因是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在起作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措施，更没有养老体系，因此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多生孩子，其实就是自己以后的养老保障。

另一方面，那个年代的人们普遍对于未来也没有那么远的期望。

正如《稀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当一个社会群体长期处于对温饱的渴望之中的时候，大脑的带宽其实都被这部分填满了，能够吃饱饭，就是当时很多人的最大愿望。

因此，对温饱的需求超过了一切，而生育之外的，这些在今天被我们视为责任、教育等方面的因素，考虑的则并不多。

这是一个时代的局限性导致的。

到了今天，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一万美元，尽管我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随之而来的反而是更大的压力，因为可能性越多、越高，理论上人们就想要的更多、更好。

所以，尽管基本的温饱需求被解决了，但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上，我们今天的重担其实比以前要高多了，尽管这些东西不是生存必需的，但随着一个经济体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一件事情“标准”的定义，自然也就越高。

所以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过去只生一个好，人们迫切想要多生来养儿防老，但今天人们生育的标准早已经变了，不再是单纯的多一双筷子那么简单的问题，于是乎压力又反过来给到了父母，在这种高压之下，父母的生育意愿自然也就无限坍缩。

发达国家也是类似的情况，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口形势比我们还要严峻。

韩国是世界上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该国生育率持续下降，年复一年地打破最低记录，根据2月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的生育率再下降8%，降至0.72，若要保持韩国人口稳定，这一数字原本应该为2.1。

如果韩国的人口形势不改变，那么到2100年，韩国人口将再次减少一半。

人口的减少，尤其是新生儿的减少，将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养老金储备和安全都构成挑战，这也导致韩国宣布人口下降已经构成了“国家紧急情况”。

但韩国也并非什么都没有做。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韩国在人口问题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达到了惊人的上万亿人民币，韩国有孩子的夫妇会得到大量现金，从每月发放的补助金到住房补贴和免费出租车，住院费甚至是试管婴儿都可以报销。

但这些经济上的补助，并没有解决韩国的人口问题。

尽管，尽管在刺激生育意愿上，现金激励的确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除了收入上给父母制造的压力之外，在促进生育上，有时候还会牵扯到其他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职场环境、男女意识、社会观念等等。

在动物界，当宏观环境不适宜生存的时候，动物就会迁移；而在人类社会，当环境不再适宜繁殖的时候，人们的繁殖意愿就会减少。

这里的“不适宜繁殖”，指的不仅仅是各种成本的增长，也包括不需要生育来养老、更多的娱乐方式让没有孩子的生活成为可能等等。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商业社会的繁荣发展，也让人类的自私、贪欲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有限发展，过去一个家庭生育，吃不饱穿不暖，就必然需要做出取舍，父母少吃一点，孩子多吃一点。

但今天，随着个人主义的不断崛起，许多00后父母甚至已经被形容为，给孩子吃的要父母先吃，给孩子玩的要父母先玩，这种育儿观念的变化，背后反映的也是作为个体，孩子对一个家庭的必要性正在逐步降低。

这是商业社会带来的繁荣和多样化，同样也是商业社会所催化出来的弊端。

在发达国家，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一变化，韩国和日本都是发达国家，但韩国和日本的低生育率是全球最低，而这两个国家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除了儒家文化的男女思维差异之外，我们还很容易发现，韩国和日本的工作时间都非常长，这就导致许多年轻人根本没时间找伴侣，或者没时间谈恋爱。

这一点，我们也面临类似的处境。

韩国、日本和我们，除了工作时间很长之外，女性在职场中也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大部分的女性在生完孩子后，都会担心能否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以及自己是否会被他人替代掉。

一些女性在职场中，休完产假被迫离职、或者不被允许晋升等等，这些都让今天的生育变成了女性的一种取舍，是要孩子，还是要自己的事业。

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二者平衡。

除此之外，男女之间的薪酬差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经合组织中，韩国女性受教育程度是最高的，但韩国的男女薪酬差距也是最严重的，女性平均失业率也高于男性。

经济收入水平越好，人们对自己的期望值越高，同时能够忍受的下限也更少，在过去看起来司空见惯的东西，例如为了孩子舍弃事业，但放在今天，都是不可被接受的。

商业社会催生了一批更有责任感，更具备自我意识的人，这些人对生育有着更高的要求，当环境并不足以提供这些的时候，他们就会减少生育意愿。

尽管这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换个角度来看，这可能也是促进社会向着更好转变的力量或因素，我们的生活更好了，生育意愿却开始下降，有问题的不一定是我们自己，而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生育意愿，有时候也是需要去塑造的，它不是一蹴而就才造成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