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暴力、党争、游行，古罗马执政官为了得到选票究竟有多拼

作为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政治暴力几乎成为共和国政治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现象与话题。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谢尔文—怀特所言，“讨论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而不涉及暴力问题几乎不可能”。

因此，对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层面的暴力现象的考察，可以揭示选举制度运作的具体状态。

为回答上述争论提供具体支撑，增进对共和国政治生活复杂性与立体性的认识。

基于此，本文试图系统梳理古典史料与近代学者通常所定性的执政官选举暴力事件。

通过分类分析与量化考察，探索并呈现政治暴力在执政官选举领域的具体图景。

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暴力爆发频仍？

“行政长官的选举是利用金钱，利用党派斗争，利用不正当的热忱，利用石头，甚至利用刀剑来取得的”。

“从此以后，廉耻心或法律，制度或国家对于暴行都失去了约束力”。

基于阿庇安的上述描述，许多现代学者形成了下述认识：

即共和国后期政治陷入全面失控状态，执政官选举领域概莫能外，已形同闹剧。

譬如王以铸写道：

“这时的选举没有一次不是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的，受到政敌的武装威胁和人身伤害已经是家常便饭。”

综合梳理古代史家与近现代史家对共和国后期执政官选举暴力的记载与论断。

公元前100年、前88年、前71年、前67年、前66年、前63年、前56年、前54年、前53与前52年等10个年度的执政官选举会议通常被认为受到了暴力干扰与扭曲。

具体情况如下：

1.在公元前100年的执政官选举中，候选人梅密阿斯被格劳西亚与萨图尔尼乌斯派遣的暴徒杀死。

2.在公元前88年的执政官选举中，斯特拉波试图以市政官资历竞选执政官。

苏尔皮西乌斯先使用合法途径反对，后采用武力手段阻挠。

3.在公元前71年的执政官选举被认为受到暴力威胁。

4.在公元前67年的执政官选举期间，据说发生了暴力与谋杀事件。

5.在公元前66年的执政官补选会议中，小苏拉被认为出于维护喀提林的利益而运用暴力威胁托尔夸图斯。

6.在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选举中，喀提林被认为组建帮派，意在以武力干涉选举，而执政官西塞罗则针锋相对，穿上铠甲、组织贴身护卫队防范。

7.在公元前56年的执政官选举期间，候选人多米提乌斯遭到庞培党派人士攻击，随从人员一位被杀害，数位受伤。

8.公元前54年，小苏拉声称为防范选举暴力，将组建一支300人的私人护卫队。

9.公元前53年，暴力致使原应于上一年度7月份举行的会议，拖延至当年8月份方才举行。

10.公元前52年，执政官候选人米罗在罗马城外杀死了副执政官候选人克劳狄乌斯。

上述内容显示，共和国后期共计发生10次执政官选举暴力事件。

这一数据似乎验证了该段时期执政官选举为暴力裹挟及选举秩序备受干扰的一般印象。

也与阿庇安所描绘的共和国后期政治生活陷入全面混乱与完全失控的图景大致相符。

暴力的分散与转移：立法会议成为政治竞争关键领域

事实上，作为罗马政治生活的重要舞台，执政官选举会议得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暴力的肆虐，源于政治竞争领域在共和国后期的变化。

尤其是立法会议地位的显著提升，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与分散了政治暴力，降低了执政官选举暴力发生的可能性。

选举机构的特质：

对暴力的抑制与规避作为执政官选举机构，百人团大会具有浓厚的寡头与军事色彩。

在运作中较少涉及具体政策问题，这些特质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与规避了暴力的发生。

根据西塞罗的描述，政治暴力通常有三大来源：

“来自某位顽固或拒不妥协的保民官，或来自应该受到谴责的、狂妄地以利益许诺来赢得无知大众的提案，或来自官员之间的竞争”。

显而易见，这三大来源皆直接或者间接指向部落大会，而非百人团大会。

换言之，执政官选举会议能够较少遭遇暴力侵扰，与百人团大会的特质密切相关。

首先，百人团大会的寡头特质具有抑制暴力的效用。

在共和国时期四种类型的民众大会中，百人团大会向来以寡头色彩浓厚著称。

即便历经中后期带有民主倾向的变革后，大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与运行机制的寡头特征依然鲜明。

确保了富人的主导地位与普通民众的劣势地位。

可以推测，一方面，富人作为现存制度的受益者与维护者，通常政治立场保守。

对于他们来说，“任何变革都意味着权利、特权或财富的丧失”。

因此，他们往往是现存制度最坚定的捍卫者，难以轻易被激进分子煽动。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百人团大会中具有重要的政治话语权与决策权，可以通过现行机制表达诉求，运用暴力的必要性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在百人团大会中缺乏发言权，这意味着他们既难以通过投票实现诉求，也不太可能靠着骚乱或者暴力来扭转选举结果。

“当执政官和副执政官的选举以及宣战权掌握在公民大会即百人团大会手中，其中下层阶级的百人团甚至很少被召集投票之时。

如果我们说罗马人民不是通过对正式的政府机制的参与，通过其投票权来施加影响，而是通过上街、骚动、游行和暴乱来发挥影响，也许离真相不远”。

选举机构的特质：对暴力的抑制与规避

换言之，普通民众的劣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在大会中难以通过暴力或骚乱等极端手段实现诉求。

因此，百人团大会的寡头色彩有助于选举暴力的抑制与秩序的维系。

在共和国后期，百人团大会虽早已从标准意义上的军事组织转化为行政大会，但其固有的军事特质并未褪去，其主持官身份尤为特殊。

根据共和国会议“谁主持，谁负责”的原则，百人团大会的主持官拥有筛选申请人、确定会召开日期、监察投票过程，以及宣布投票结果等一系列权力。

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涉与操控选举的任一环节。

更重要的是，仅有现任执政官可担任百人团选举会议的主持官，且会议召集地点为城界之外。

按照罗马法制，作为国家领袖的执政官在城界之内拥有的是权限较小的“城内治权”，出城界后便会升级为更为专断的“军事治权”。

而百人团大会惯常召集地点正是城界之外的马尔斯广场。

由此，从理论上而言，作为百人团大会主持官的执政官，不仅是罗马最高民政领袖，更是握有“军事治权”的军事首脑，与战场上最高指挥官的权限完全等同。

与此相应，参与会议的选民的法理身份则为士兵。

尽管会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场，选民也非士兵，但是长期以来，罗马人对军事统帅权威的尊重和顺从早已渗透进其意识形态之中，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因此，借助百人团大会体制、军事统帅的权威和罗马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百人团大会主持官可以加强对大会的掌控，遏制暴力行为的发生。

公元前56年的执政官选举可从侧面证明这一点。

该年，由于抱有敌意的时任执政官坚决反对，尽管庞培和克拉苏获得了恺撒的鼎力支持，但是对成功当选执政官依然没有十足把握，只好设法推迟会议日期。

直到反对他们的执政官任期结束，本派元老得以作为摄政主持选举会议之时，方才促成会议的召集，最终成功当选。

该事例从侧面印证了主持官影响力的强大，即便前三巨头也不敢贸然避其锋芒。

最后，百人团大会选举较少涉及施政纲领问题，从而具有规避暴力的可能。

虽然执政官职位面向全体公民开放，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竞选仅是精英阶层内部的事务。

与主要依靠施政纲领动员民众的现代西方政党政治全然不同。

罗马共和国时代百人团大会竞选中，除个别且罕有的情况外，公职候选人极少为吸引选民投票而明确表达自身的政治观点或立场，更不可能提出个人的政治纲领。

也就是说，执政官选举关涉的更多是竞选者个人及其家族或派别的利益，很少涉及不同政策的选择，从而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关联较少。

鉴于此，不难推测：

一方面，选举会议对具体政策的回避，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政策路线问题而引发的分歧与暴力冲突。

另一方面，选举仅在于解决精英集团公职分配问题，而不在于对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界定与维护。

这一状况决定了即便普通大众并非完全处于芬利所言的“政治冷漠”状态，但仍难以产生选举参与的热情是不争的事实，客观上有利于政治暴力的规避。

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问题的规避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暴力爆发的风险依然存在，只不过从百人团大会中转移到立法会议、法庭甚至是广场街头之中了。

参考文献

[1] 科瓦略夫著，王以铸译：《古代罗马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

[2] 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3页

[3]卡洛斯·诺瑞尼亚著，李志涛译：《古罗马的共和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历史评论》，2022年第4期，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