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历史！日本占领下的南京

南京大屠杀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暴行，持续了数月之久，但最为恶劣的暴行主要集中在最初的6至8周内。在这段时间里，无辜的南京人民遭受了极其残忍的屠杀和迫害。然而，到1938年春天，南京人民逐渐意识到大屠杀已经结束，尽管他们仍然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但他们不再面临被全部杀掉的危险。

在南京陷入日本统治者之手后，日军开始采取措施降服全体南京人民。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对南京人民进行思想控制、文化压制和强制劳动等。通过这些手段，日军试图让南京人民屈服于他们的统治，成为他们的傀儡和附庸。

起初，南京城内并无多少值得征服的财物。据一位外籍人士所述：“此城的破败程度，实难用言语形容，随处可见随意堆放的污秽之物与杂乱无章的废弃物。”民众无奈目睹垃圾与遗体在街头腐烂，因未得日本人之许可，竟连清理垃圾与遗体的权力都被剥夺。甚至，日本军车连续多日自挹江门驶过，车轮从数英尺厚的遗体堆上碾压而过，借以展示反抗者的悲惨下场，企图以此震慑南京的民众。

据观察家估算，以1939年的美元价值为基准，日军所造成的公共财产损失总额高达8.36亿美元，私人财产损失亦不低于1.36亿美元。这一统计甚至尚未涵盖日军掠夺的珍稀文物所代表的巨大价值。

在社会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刘易斯·史迈士的指导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南京地区遭受的损害进行了详尽的实地调研。调研团队深入南京城内1/50的住户，并覆盖农村地区1/3的村庄，对其中1/10的农户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分析。史迈士教授于1938年6月发布了这份详尽且深刻的60页调查报告，他在其中深刻总结，南京城历经的120天空袭和随后的4天围困所遭受的损失，仅仅相当于日军进城后肆意破坏所造成的损失的1%。这一数据不仅揭示了日军暴行的残酷程度，也凸显了战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深远影响。

多数破坏行为源于日本士兵的纵火行径。自南京沦陷之日起，城内的火灾持续燃烧了六个多星期之久。在这些士兵的军官指挥下，他们肆意放火焚烧建筑物，甚至不惜使用特殊化学物质以助燃。无论是庄严的教堂、大使馆，还是繁忙的百货公司、商店、大厦，乃至简陋的茅屋，无一幸免于难。令人震惊的是，连本应用于保护平民的安全区内的建筑也未能逃脱这场火劫。安全区的负责人面对熊熊大火束手无策，因为水泵和消防设备均被日本士兵盗窃一空。在南京大屠杀开始的几周后，日军已将全城三分之一的地区和四分之三的商店化为灰烬。

他们罔顾国际法规与人道主义精神，不仅对苏联公使馆、美国大使馆实施了焚烧与破坏，更对几乎所有外国人的寓所进行了洗劫，即便那些显眼地悬挂着本国国旗或展示着本国徽章的建筑也未能幸免于难。日军的暴行甚至延伸到了对外国人财产的侮辱上，他们公然六次扯下金陵大学悬挂的美国国旗，践踏在泥地上，并以极端的威胁手段阻止任何人重新升起这面旗帜。尽管纳粹德国与日本结成了同盟，但德国人在南京的财产损失同样惨重，与美国人相比毫不逊色。日军不仅对纳粹旗帜进行扯除，还肆意烧毁德国人的住宅和商铺，甚至偷窃了希特勒和兴登堡的画像。一位德国人深感震惊地写道：“考虑到日本人对天皇画像的尊崇程度，他们对我们领袖画像的偷窃行为显得尤为令人费解和非同寻常。”这一连串的暴行不仅是对个人财产的侵犯，更是对国际秩序和人类文明的公然践踏。

日军的劫掠行为并不仅限于南京城墙之内，其恶行更是蔓延至周边乡村。日本士兵以极端残忍的方式摧毁南京周边的乡村，他们常常选择将整个村庄付之一炬。这种残忍行为的具体过程令人发指：士兵们首先放火烧毁村庄中的茅草屋，随后将家具、生活用具以及农具等物品一股脑儿地扔进砖房内，再将其点燃，以此确保所有物品一次性化为灰烬，不留任何痕迹。城市周边地区的所有农场动物，无论是家畜还是其他生物，也都未能幸免于日军的劫掠。

日军不仅使用乙炔枪、手枪和手榴弹等暴力工具强行打开银行的保险库，甚至侵入了德国官员和居民在银行的个人保险箱，肆意劫掠其中的财物。令人震惊的是，日本士兵还被授权将部分赃物寄回日本，而大部分物品则被没收并充公，成为官方享用的物资。这些被劫掠的物品中，珍稀的玉器、瓷器、地毯、字画以及金银财宝等不计其数，仅在一间仓库内就堆积了200多架钢琴，足见劫掠规模之庞大。到了1937年12月底，日本人开始将这些偷来的赃物——包括珠宝、工艺品、家具、金属制品和古玩等——汇集到码头，准备将其运回日本。

1938年1月，南京城内除了极少数军用商店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米店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商店正式开门营业，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动几乎陷入停滞。南京港口内也是一片萧条，几乎看不到船只的踪影。由于日军之前对当地电厂的员工进行了围捕并处决，导致南京城内大部分区域停水、断电，电话服务也中断，整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几乎陷入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居民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尤其是在缺乏自来水的情况下，洗澡变得异常困难。一些妇女甚至选择不洗澡，希望通过自己肮脏的身体来打消日军强奸的念头，这无疑是日军暴行给南京人民带来的残酷现实和深深的痛苦。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在南京扶植成立了所谓的“南京自治委员会”，这一机构被一些西方人士也称作“自治政府”。这个自治委员会实质上是由中国傀儡官员所组成的，他们被赋予了控制南京市政管理、社会福利、财政、警察、商业和交通事务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春季，南京表面上似乎恢复了正常的城市运转。自来水供应、电力照明和邮政服务得以重新建立，为人们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与此同时，日本人的城市公交服务也开始运营，人力车重新出现在街头，人们还能够乘坐火车前往上海。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日本人为了战争需要而进行的物资转运。南京迅速成为了日本人繁忙的航运中心，每天可见大量的小火车、马匹、野战炮、卡车和其他物资从南京运往附近的浦口，以满足战争的不断需求。这一时期的南京，尽管表面上恢复了城市的日常运转，但实际上却成为了日本战争机器的一个重要节点。

相较于沉重的税收盘剥和财产的没收，更为令人忧虑的是鸦片在南京的泛滥成灾。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鸦片在南京属于地下毒品，其吸食行为被限制在隐秘的场合，主要由南京的权贵和商人参与。那时，无人敢于明目张胆地在大街上公开销售鸦片，更不敢在年轻人面前炫耀。然而，随着南京的陷落，鸦片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可以自由地出入这些鸦片馆，而不再受到警察的干预。更为刺眼的是，这些鸦片馆公然使用写有“官土”（即鸦片的代名词）字样的中文招牌进行广告宣传，明目张胆地引诱民众吸食鸦片。

为了诱导和加剧南京人民的依赖性，进而加强对其的奴役，日本人竟不择手段地利用毒品作为支付劳务报酬或嫖资的手段。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竟向年仅10岁的儿童提供含有海洛因的香烟，企图将他们拉入毒品的深渊。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令人痛心的结论：南京地区约有5万人沉迷于毒品，这一数字占当时南京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南京市民遭受压迫和苦难的环境中，毒品成为了一种暂时的避风港，许多人沉溺其中，试图逃避现实的残酷。然而，这种逃避只是短暂的，毒品带来的快感过后，他们仍然要面对生活的困境。有些人在绝望中甚至试图通过吞食大量鸦片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无疑是对个人和社会的一种巨大悲剧。同时，毒品也诱使一些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南京城内盗匪猖獗，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日本占领者却利用这种犯罪现象来为其占领行为辩护，声称其统治下的法律和秩序是必要的，以此来鼓吹其帝国的合法性。

日本雇主对待本地中国劳工的态度极为残暴，远超奴隶的待遇，常因微小过失而对他们实施极端杀戮。幸存者回忆，日本人为维持工作场所的严酷氛围，故意制定变幻莫测的惩罚措施，使中国雇员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一位曾在被日本侵占的工厂工作的中国男子详细叙述了数月间目睹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曾有一次，一名日本监工无端指控一名中国雇员偷窃其毛衣，结果该雇员被绳索紧紧捆绑，从脚部一直缠绕至喉咙，随后被日本人用砖头活活砸死。砸击过后，雇员的身体已严重变形，血肉模糊，与绳索紧紧纠缠，最终竟被日本人残忍地丢弃给狗群撕咬。另一次，因工厂少了四个小垫肩，后发现被用作厕纸，一位年仅22岁的妇女因承认当日如厕而被拖到工厂后方，惨遭斩首。同日下午，同一日本刽子手还杀害了一名十几岁的少年，仅因指控其偷了一双拖鞋。

日本人在南京开设了名为“荣字第1644部队”的传染病研究实验室，其真实面目是将人类作为实验对象的残酷机构。他们称呼被实验的人为“圆木”，将他们视为毫无尊严的试验品。该实验室位于中山路上，临近长江，原本是一所六层楼的中国医院。尽管周围环绕着军用机场、艺妓区、电影院和日本人的重要活动中心，但实验室却极度隐秘，被高高的砖墙和带刺的铁丝网重重包围，并有警卫严密巡逻。日本科学家在这里对中国囚犯进行各种极端实验，注射或喂食有毒物质、细菌和致命气体，如丙酮、砷酸盐、氰化物、亚硝酸盐以及各种蛇毒。这些实验导致每周有10名甚至更多的中国人被残忍杀害，他们的尸体被送往“荣字第1644部队”的焚化炉中处理。

在南京沦陷期间，那些逃脱了日本人的肉体迫害、医学实验和毒品诱惑的中国人，仍然在日本军事压迫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庞大的人口，日本当局借用了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度，并将其改良为一套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这种制度下，每十户人家被编为一甲，并设有一名甲长；每十甲则组成一保，设有保长。这一制度逐级递进，直至最高层。每个南京居民都必须持有一张登记卡，上面载有各级官员的签名，以此证明他们对新政权的忠诚。此外，任何家庭中出现陌生人或未登记的人，居民都有义务立即上报给甲长，随后消息会层层上报，最终到达市政府的区级官员手中。

在占领南京期间，日本人经常对保甲制度进行实际测试，以评估其有效性和居民的忠诚度。他们有时会故意将没有通行证的人放入城内，暗中观察这些人是否能够找到藏身之处。如果这些人未能在短短两小时内被抓获或上报，那么他们所在地区的甲长、保长等官员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高压政策不仅体现了日本人对保甲制度的严格执行，也揭示了他们通过恐怖手段迫使南京居民对新政权忠诚的意图。

金陵大学的美籍教授史德蔚，作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一员，在1939年的日记中记录下了这一情景。他写道：“这应该就是日本人迫使南京人忠于新政权的办法。”这句话不仅揭示了日本人的统治策略，也反映了南京居民在恐怖统治下的无奈与屈从。史德蔚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展现了当时南京城内居民的生存状态和日本人的残酷统治。在这样的环境下，保甲制度不仅是一个管理工具，更成为了南京人民生活的沉重枷锁。

1945年夏天，南京的苦难终于迎来了终结。在8月6日，美国对日本的第八大城市广岛投下了一颗未经测试的原子弹，仅第一天就造成了该城市24.5万居民中的10万人丧生。尽管遭受了如此巨大的打击，日本仍然拒绝无条件投降。于是，美国在8月9日对日本另一座城市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这两次原子弹的投下，无疑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有力打击，同时也向世界展示了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在此后的不到一周时间里，即8月14日，日本最终决定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侵华战争的结束和南京苦难的终结。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是对南京人民的巨大慰藉，也是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