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的故事，在我国哪怕是幼儿园的孩子应该都听说过。

在传说中，大禹和由他开启的夏朝，也成为了华夏千年历史的起点。然而多年来在历史考古等学术界领域，大禹和夏朝是否真实存在，却产生了无数争议。

那么，这些争议都集中在什么地方？大禹究竟是神话传说还是真实人物，以及夏王朝是否存在，又该如何去看待呢？

禹：兽、神、人

清代成书的《子不语》中，有禹王碑杀蛇的故事。彼时距离禹治水的年代已有数千年之久，神怪小说中的这个段子，也只是将禹神迹化的一个缩影。

如果翻看年代更久远的书籍，不管是史料还是文艺创作，围绕禹的各种传说，几千年来都已彻底的神格化。

什么意思呢？比如现在提到秦始皇亦或刘邦和项羽，人们都会自然而然认为他们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而不是神。

禹则不同，后世的各种记载中，他看起来更像是神而不是人。春秋之时，人们就已经将禹神格化了，当时人们对禹的评价是：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并且还明确将其位列社神，后世所说的“社稷”，其中之一便是禹。

治水功劳大，古人将其神格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然而这样一来，时间越是久远，蒙在禹身上的神秘面纱就越厚重，现代或者将来的人想了解真实的禹，就会越来越变得困难。

有人会说，这有什么神秘的，司马迁所著《史记》，就有关于禹和其治水的详细记载。此外，成书更早的《尚书》、《左传》和《山海经》里，也有关于禹的记载。有这些记载就足够了，何必还要去纠结禹是神还是人，以及他究竟有没有治过水呢？

大众可以这样去想，不管禹是神还是人，经过数千年来的沉淀，都不妨碍后世的中国人将其视为中华民族的先贤神明。

然而从历史学的角度看，神话和真实之间还是有界限的。正因为如此，进入20世纪后，历史学界重新回望我们数千年前的这段旧事，就产生了很多思考和无数种观点。

1923年，顾颉刚将写给钱玄同的一封长信公开发表，由此在学术界开启了一场很大的辩论。

钱玄同

在一些学者看来，历史越是久远，神话传说和真实事件之间的界限就越模糊。顾颉刚认为禹是神话中的存在而非真实，甚至认为禹或许是远古的兽类。之后顾虽说修正自己的观点，可依旧认为禹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神话传说。

这种观点的抛出，就等于动摇了夏朝存在的根基。禹虽然是靠禅让成为天下之主，但他的后人正是在这基础上，开启了家天下的夏王朝，自此也引领中国历史进入了王朝国家时代。

可如果禹是神话传说，夏朝又该如何解释？顾颉刚虽然质疑禹存在的真实性，但是他没有否认夏朝的存在。

可在学术界，还是有其他人受到了他这个观点的影响，并由此认为夏朝不存在。当年的这场争论，此后便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其影响范围都走出了国门。时至今日，国外历史学界，还是有学者对夏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

不过在1925年的时候，王国维认为，虽然上古时期史实和神话混淆，但传说中也有真实的成分，不能一概否定。

王国维

围绕禹和夏朝的争论，由此就诞生了信古、疑古和释古三个流派。顾名思义，信古是相信历史记载的，疑古是怀疑相关记述的，释古位于前两者之间。

就在争论毫无头绪的时候，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殷墟遗址。事情立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学者们此后研究发现，《史记》中记载殷商部分的内容，包括历代的君王，在出土的甲骨文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之处。

《史记》记载殷商部分的内容是真的，那么关于夏朝的记载部分，也应该能找到实物遗址。

可惜，当年参与辩论的学者，都未能看到夏朝的实物，以及围绕禹更早的实物记载。因为这些东西，要在几十年后才重见天日了。

西周时期记载的禹的事迹

时间来到本世纪初，当年古董市场突然出现了一件青铜器，年代虽然很久远，但由于整体锈蚀严重，且上面的文字相当生涩，这件文物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

随后这件青铜器到了北京，经过学界的一番考证，确定是西周早期的一件食器，也就是现在吃饭的餐具。

更为关键的是，这件名为“豳公盨”的文物上，有关于禹治水的记载。这就说明，在3000年前，就有禹治水事迹的记载。

而且不同于史料中的记录，日常生活器具上的铭文记载更具有真实性。至少能表明，围绕禹和他治水的事迹，还在西周早期就已经在传颂了。

此后，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批竹简，经过测定为战国时期的遗物，而竹简上的内容，则是《尚书》中遗失的部分。

经过研究，竹简上同样有关于禹的记载，这些竹简本身，比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还要更早几百年。

现代学者研究这些内容发现，上面记载的禹有神性，具有改造山川大河的神力。这似乎又能表明，部分观点认为禹是神的说法似乎也没错。

关于禹和治水的事迹记载，虽然历史学界发现了更早的记录。不过截至到目前，禹是人还是神，他是何时被人逐渐神格化的，亦或他起初就是口口相传的神，依然没有确切结论。

但是，禹身后的夏朝，还在半个世纪之前，考古学界就有了重大发现。

二里头遗址现世

徐旭生当年也参与过围绕禹夏的辩论，他对于疑古一派颇不以为然，古稀之年走向田野，决心在豫晋找到夏的蛛丝马迹。

此前虽然发现了殷商的遗址，可惜出土文献中没有找寻到关于夏的内容。所以走向田野的徐旭生，将目光瞄向了传说和文献记录中夏朝最为集中的区域——河南中部和山西南部一带。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20多处遗址和遗物逐渐浮出了水面，最为集中或者说最为可信的，便是二里头村的遗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此处遗址的总面积超过了4万平方米。

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遗址被发掘的前20年，这里还是继续姓“商”而不姓“夏”，彼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该处遗址应该是殷商时代的都城。

直到70年代后期，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判定才逐步转变。首先遗址年代更早，测定的年代在3500年到3800年之间，这跟史书中记载的夏朝所处中晚期吻合。

其次，二里头遗址所处位置在豫西，史书中记载夏王朝的活动区域，也位于河南西部一带。时至今日，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后期的实证遗存，在学界已经成为了普遍共识。

不过有一点或许还会让人疑惑，夏朝作为在殷商之前，存续了数百年的王朝，为何殷商时期的文献史料中，却没有夏的哪怕一点蛛丝马迹呢？

夏和西邑

记载还是有的，只是年代久远很多记录早已散失。直到2008年，清华大学整理的一系列竹简文献中，收录的失传文献《尹至》和《尹诰》，其中有关于商灭夏的记载。

尹就是商早期的知名政治家伊尹，文献中记录了商灭夏的大致情况，其中有“西邑夏”这样的方位描述。

与此前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对照发现，其中常有“西邑”一词。因此互证之下，西邑夏可知就是西邑乃至是夏。此后考古学界进一步确认，西邑就是夏早期的王城。

通过确认西邑和夏的关系，实际考古中又有二里头遗址的互证，再加上各种史料里有关商灭夏的记载，这便可以基本确认，夏朝的存在是一定的。

然而还有一点，那便是迄今为止，所发掘的关于夏朝的遗址中，没有发现夏朝时期的文字。

文字和王朝国家有必然关系吗

殷商之所以能百分百被认可为存在，一方面有史料记载，另一方面是发现了历史遗址，还有一方面是发现了甲骨文。这些文字可以跟史料中的记载互为佐证。

还在20世纪初，王国维就已经成功解读了甲骨文，此后随着殷墟被发现，所有史书中的记录就成了可信的存在。

因此在一些观点看来，下一步要想进一步明确夏朝的存在，也得发现相关的文字记录才更有可信度。遗憾的是，现在围绕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系统性的文字还没有被发现。

不过有观点就认为，将文字和一个国家王朝联系起来，实际上是最大的误区。因为文字并非王朝出现的必然产物，纵观世界历史，没有文字的文明也是有的。

比如位于美洲的印加帝国，疆域超过了万里之遥，然而这个文明不要说文字记载，就连冶金术都不存在。同样，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哈拉帕文明，考古发掘只发现了一些符号，并不能确认是文字。

所以在这个观点上，夏朝有没有被发现文字，亦或说有没有文字，都不能否定其本身存在过。

结语

综上所述，围绕禹和身后夏朝的辩论，从史料到实证，从历史学判定文明的标准，再到考古领域对史料的阐释，相关研究持续了几十年。

时间就是最好的尘土，它越久，对更早时代的覆盖也就越厚。回望和考证工作，就像对前朝进行拼接。

史料可以为我们提供大致的轮廓，但不能自证内容的真伪。也因此，史料越庞杂，后人验证的步骤也就越繁琐。

或许，对历史回望，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清除厚重的黄土。就像面对大禹王，不管他是人还是神，时间越久，后人就越会将其定格为神明。

参考资料：

《在文献与传说中寻找夏朝》 中国新闻周刊 2023年10月31日

《考古第一现场：神秘夏朝是否真实存在？真相只有一个》 中国新闻网 2021年2月22日

《二里头发掘60年︱考古学家们找到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了吗？》 澎湃新闻 2019年12月20日

《求解中国考古学“哥德巴赫猜想”——跨越60年的夏朝探寻》 新华网 2019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