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老队长突然安排他去牛棚打更，原来是早就谋划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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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勇是留守在陕北为数不多的北京知青，他之所以至今还生活在陕北没能回北京，一是因为他娶了陕北婆姨，两个娃娃都在延安工作。二是北京已经没有了他的住所，他父母留下的房产都成了弟弟一个人的产权。

说起自己的知青往事和情感生活经历，张大勇很感慨也很激动，他说当年要不是老队长为他操心，他有可能就打光棍了。这辈子，他永远都要感激老队长，永远也不会忘记乡亲们的恩德。

据张大勇师傅回忆，他是1969年1月15日乘坐知青专列离开北京的，当时同行的基本都是西城区的初中学生，也有高中生，但很少。张大勇说，他只有小学文化，根本算不上知青。何况他当时都二十二岁了，整个车厢里，除了列车员，数他的年龄大，他感觉自己就像跑进羊群里的一头骆驼，格外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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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铜川车站后，大家在铜川住了一晚，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坐上了解放牌大卡车继续进行，最终来到了陕北延安地区的延长县，他们十二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延长县刘家坬大队第三生产小队插队落户，大家临时住在了队里的两孔破窑里。

靠外边的一孔窑里有土炕，也有锅灶，五名女生住在了外边的那孔土窑里。靠里面的那孔窑洞很宽敞，窑洞的窗户还算完好，只是两扇门板都破损了，外面挂了一个草帘子，窑里黑乎乎的，还有一股子臊臭味。地上铺了秫秸和谷草，男知青睡的是地铺。后来男知青们才知道，他们居住的那孔窑洞，是队里的羊圈。

三队的刘山窑队长很和善，他和乡亲们帮男知青摆放好了行李。不好意思地说：“你们先住下，等来年开春天暖和了，就给你们搭炕。”“队长，我们咋吃饭啊？”张大勇问道。

刘队长笑了笑说：“外边那孔窑里有锅灶，哦（我）安排一个婆姨帮你们做饭。丑话可要说到前头，半月二十天的你们要学会做饭，到时你们就得自己做饭吃。”刘队长说完，又问张大勇：“你个后生多大啦，叫个啥名字？我看你能顶事，干脆你就来当大家的组长，你们这帮娃娃，总得有个当家主事的嘛。”“队长，我是问题青年，我有案底，我不能担任这个组长，你还是安排别人吧。”张大勇坦诚地说道。

原来，张大勇三年前就到酱菜厂当了工人，因为看不惯酱菜师傅的专横跋扈，一气之下，他把酱菜师傅揍了一顿，按进了酱菜缸里，差点出了人命。张大勇在派出所关了一天，批评教育后被他父母领回家，从此也就失去了工作，还留下了案底，成了问题青年。也是因为那次打架，张大勇的嘴巴子上留下了一道疤痕。

听了张大勇的讲述，刘队长笑着说：“你们以前的事情我管不着，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案底，那是你们北京的事情。在咱这，我是队长，我说了算，我说你能当这个组长你就能当。”

就这样，张大勇成了刘家坬大队三队知青小组的组长。

张大勇担任了知青小组的组长，他首先承包了大家的吃水问题，一天三担水，谁也不许和他抢。关键是其他知青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冷不丁让他们去陡峭的沟坡下挑水，他们还真有点费劲。

帮知青们做饭的是一位年轻婆姨，叫刘改玲，当年二十三岁，是个寡妇，带着一个一岁半的女娃。要说这个刘改玲吧，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长得很漂亮，却红颜命薄。结婚不久，她男人马有根为了让她过上好日子，就利用早晚的时间，去山后的那家小煤窑挖煤挣外快。他只在煤窑干了三个月，就在煤窑遇难了，当时刘改玲刚怀孕五个月。

刘改玲生下娃娃还没出满月，她公婆就发话了，说刘改玲愿意改嫁就改嫁，他们不干涉，这个娃娃他家也不认。马有根的抚恤金归他父母所有，刘改玲居住的那两孔土窑，他老马家就不要了。

刘改玲的娃娃叫马兰，很乖巧，刘改玲来帮知青们做饭，就把娃娃带到队部来。知青们都很喜欢马兰，给她糖果吃，还抱着她玩耍。知青们也很同情刘改玲，帮她烧火，帮她推磨，也主动跟她学做饭，知青们很快就跟刘改玲熟悉起来了。

有时候刘改玲也抢着去挑水，她说她来做饭队里给她记工分，她应该去挑水。张大勇却说：“我是组长，我是个男人，咋能让一个妇女去挑水，这不是让乡亲们笑话我们北京知青吗？”刘改玲很感激张大勇，也感激知青们。在刘家坬大队，年轻后生见了刘改玲都躲着走，很少有年轻后生和她打招呼，因为结婚不久她男人就死了，村里人都说她妨男人，是个扫把星。

一直到了春节过后，春耕备耕生产要开始了，地里的农活该忙了，知青们也学会了做饭，刘改玲才不帮知青们做饭了。

春耕春播生产开始以后，刘改玲也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农活，有时把马兰一个人放在家里，有时带她下地干活，有时把马兰送到姥姥家。马兰的爷爷奶奶不让进门，刘改玲只好一个人承担起了养育娃娃的责任，乡亲们都很同情她，也都指责马兰的爷爷奶奶不像话。

当时刘家坬大队没有磨坊，知青们磨面也要推碾子拉磨，推磨倒是没啥，大家有的是力气。可他们不会罗面，也没人愿意学罗面，因为罗面弄的满身都是面粉，太脏了。每当知青们推磨的时候，刘改玲就来帮知青们罗面，为此，大家都很感激刘改玲。她家有什么事情，大家也都去帮忙。

北京知青丁爱迪和陕北农民在一起

一晃就到了1973年春天，因为张大勇经常帮刘改玲挑水干零杂活，村里渐渐也就有了闲话，吓得张大勇不敢帮她挑水干活了，刘改玲也不好意思去知青点串门了。

有一次刘队长问刘改玲：“张大勇这个人到底咋样？你最近咋不去知青点哩？是不是他……”“队长，张大勇好着哩，人勤快心眼也好，我不去知青点是怕旁人说闲话，人家可是知青哩，我是个寡妇，不能坏了人家的名声……”刘改玲说着，竟然抹起了眼泪。

知道了刘改玲的心事，刘队长心里就有谱了。第二天出工劳动时，刘队长问张大勇：“大勇，不忙的时候你就帮帮改玲，他带着娃娃多可怜啊。人家改玲可是个好女人，也没少帮你们知青，我看她经常帮你们罗面，还帮你们缝补衣裳。”“队、队长，不是我不想帮她，可我是个大男人，人家孤儿寡母的，你没听见别人说闲话吗？我怕对她影响不好。”张大勇不好意思地说道。

其实，刘队长也知道张大勇的心事，张大勇是个问题青年，年龄也大了，他父母给他写信也说过，有合适的，就在陕北找个对象，别等年龄大了打了光棍。他也看出了张大勇喜欢刘改玲，只是知青点十多个人，刘改玲来了他也不好意思和刘改玲说话。知青点离刘改玲家又远，张大勇也不方便去帮助刘改玲。

那年夏天，县邮电局招投递员，刘家坬大队把唯一一个招工名额给了张大勇，主要是考虑他的年龄最大，怕他耽误了婚姻大事。可当时招工需要政审，张大勇打架斗殴有案底，他也就没能去县里当工人。张大勇没能去当工人倒也没闹啥情绪，就是觉得白瞎了一个招工名额，害的旁人也没能去当工人。

那年秋后，刘队长突然找到张大勇说：“大勇，马老二这几天闹腿疼，你去牛棚替他打更吧，队里一晚给你记三分工，不耽误白天出山劳动。”

三队的牛棚就在刘改玲家的东边，隔着一条泄洪沟，从刘改玲家去牛棚，也就三五分钟的时间。张大勇到牛棚打更以后，每天一大早他都帮刘改玲挑一担水，等他挑来了水，刘改玲才刚好起床。接连挑了十几天的水，也没有社员遇到过张大勇，张大勇心里也就踏实了，他也怕有人再说闲话。

一天晚饭后，刘改玲煮了五个鸡蛋，留下一个给马兰吃，她端着四个鸡蛋去了牛棚。牛棚里就张大勇一个人，等张大勇吃完了煮鸡蛋，刘改玲突然从背后搂住了张大勇……

过了不久，张大勇和刘改玲领取了结婚证，知青们帮忙把张大勇的行李和生活用品都搬到了刘改玲家。新婚的第一个晚上，张大勇吃过晚饭就来到牛棚，只见刘队长已经躺在土炕上打起了呼噜。

张大勇叫醒了刘队长，让他回家睡觉，刘队长坐起来生气地说：“你真是个糊脑松哩，都结婚了还想着挣这三分工呀，赶紧回去当你的新郎官，这打更的好事以后就捞不着你哩，马老二的腿早就不疼了，赶明他就来牛棚打更哩。你打更的这些日子，队里也给马老二记着工分哩，他的婆姨是个残疾，马老二家的光景可是一烂包哩。”

这时张大勇才恍然大悟，原来刘队长安排他来牛棚打更，是早就谋划好的事情，就是为了促成他和刘改玲的婚事，这个事情可真是让老队长费心了，张大勇发自内心地感激老队长。

婚后第二年，刘改玲生下了一个男娃，起名张二成，在刘家坬大队插队落户当了五年多知青，张大勇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婚姻问题，还儿女双全了。

1980年春天，张大勇被招工到县卷烟厂当了车间工人，转成了非农业户口，端起了公家饭碗。1988年，刘改玲的大女子马兰也被招工到卷烟厂，当了临时工。张二成十八岁那年，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延安一所中学当了老师。

张大勇退休后，又回到刘家坬，和他婆姨一起养羊种责任田，生活虽然算不上很富裕，倒也是丰衣足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前几年张大勇也有过回北京生活的打算，可到北京一看，父母留下的两间房子动迁后，回迁房成了弟弟一个人的产权。弟弟倒是想给他一些补偿，弟媳却离婚要挟。刘改玲说算了吧，都是亲兄弟，不能因为钱财拆散了弟弟的家庭。

知青们当年居住的土窑

目前，张大勇夫妻俩还生活在陕北，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在延安生活，这辈子他也就不打算离开陕北了。老队长去世好多年了，张大勇年年清明都去给老队长上坟，他说当年要不是老队长操心，他和刘改玲的婚事也不会这么顺利，自己有可能就得打光棍，老队长和乡亲们的恩情，张大勇师傅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张大勇师傅提供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