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是清朝末年最重大的变革之一。科举考试始于隋朝，持续了近1300年，已融入中华文化传统，成为士人仕途的唯一途径。一时之间，科举的废除让广大读书人“举业已绝，欲图他途又无门”，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那么，在科举这条千年不变的皇道被堵死后，广大读书人又将走向何方？他们又将通过何种途径谋求出路？本文拟以科举废止后读书人的不同选择为线索，探讨科举制度废除给读书人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他们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策应之举。

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西方科学文化大量输入，新式学堂纷纷在中国兴建。这为部分读书人提供了从事教育的机会。

首先，一些读书人进入新建的官立学堂任教。新式学堂要求课程从经学向西学转变，读书人中也出现了分化。生活在沿海和城市的读书人更容易接受新思想，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成为新学堂的教员;而生活在内陆乡村的读书人更守旧，难以适应新学堂的要求。尽管如此，总体来说，仍有大批读书人成为了新学堂的教师。

其次，一些读书人继续在乡村私塾任教。尽管清政府多次下令取缔私塾，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私塾仍以半开放的形式存在。这为许多未能进入新学堂的乡村读书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表面上改称新学堂，实际上仍保留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这批读书人成了新旧交替时期乡村教育的主要从业者。

最后，个别优秀读书人进入官办师范学堂担任教员。师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新式学堂的师资力量。一些有学问和品德的读书人顺应时代发展，进入师范学堂学习先进教育理念。毕业后，他们成为新学堂的种子教师，推动了教育体制的变革。

综上所述，科举废止后，教育成为读书人谋生的一个重要出路。一部分读书人积极适应时代，将传统教育转变为新式教育，成为了教育变革的参与者；另一部分读书人则固守旧学，通过传统方式维系生计。两种选择共同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在科举制度终结后，海外留学蔚然成风。

出国深造成为读书人晋身仕途、谋求出路的新途径。留学生涌向以美国和日本为主的西方国家，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熏陶。归国后，他们成为推动现代化的生力军。

清政府积极资助和组织留学生出国深造。

1901年，清政府颁布《格致士使节章程》，开始有组织地选派留学生。随后，又颁布《广派游学》和《外交部学部会奏遣派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折》，进一步扩大和制度化留学规模。到1910年，清政府已经累计选派了近500名留学生赴美深造。

个人自费留学现象也十分普遍。

一些家境优越的读书人，也纷纷凭借家族财力前往外国留学。日本由于地理、语言等方面的优势，成为除美国外最主要的留学目的地。据统计，从1912年到1937年，中国赴日留学生总数高达近10万人。

回国留学生获得了优厚的待遇。

清政府规定留学生归国后可免试授官，并可获得进士出身等荣誉。民国政府也对回国留学生实行激励政策。这些政策极大鼓舞了读书人的留学热情。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在政治、外交、教育等领域中成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科举制度的终结，解除了士人不能经商的传统观念束缚。

一些读书人开始弃儒从商，通过实业救国。他们的商业创业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加速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

部分读书人直接投身商界，成为职业商人。

以张謇为代表的读书人，不再将商业视为末业，而是将其视为增强国力、救国图强的重要途径。他们投资创办了大量民族工商企业，如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这些企业为振兴中华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些读书人成为地方绅商，介于士大夫和商人之间。

他们既保留着传统士绅的社会地位，又积极投身商业活动。如河南的王锡彤，科举废止后不再专心科场，而是投资入木材、煤矿等行业，被称为“中国水泥大王”。这类绅商既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也加速了士大夫阶层向资本主义商人阶层的转换。

清政府也采取扶持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为读书人创业提供政策支持。

各地纷纷成立商会组织，鼓励士人投资实业。仅不完全统计就有140余家士人创办的民族企业。这些政策为读书人提供了从商的外部环境，也推动了早期民族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

随着近代报刊事业的兴起，新闻传媒也成为读书人谋生的新出路。

一方面，许多读书人进入报社担任编辑、记者等职务；另一方面，也有读书人通过写作通俗小说来赚取稿费。

不少读书人加入了报刊编辑部。

早在科举被废除之前，一些读书人如包天笑就已经从事报业。科举被废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许多传统士人转投报刊业，成为记者或编辑。以民国初年一家重要报社为例，在其48名编辑、记者中，有42人拥有过功名。

一些读书人转向写作通俗小说。

通俗小说在近代城市兴起，深受市民阶层欢迎。一些失意文人为谋生计，瞄准通俗小说的市场需求，大量撰写各类作品。这既满足了城市居民的阅读需求，也成为读书人获取稿费的方式。

个别读书人将报刊作为自己的事业。

以包天笑为代表的这部分读书人，不仅为报刊撰稿，还创办自己的报刊，成为近代新闻事业的推动者。他们的努力奠定了近代中国新闻传媒的基础。

新闻媒体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新的文化传播平台。作为传统文人的他们，也推动了近代报刊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成为新闻传播的重要力量。

尽管科举制度被废除，但传统士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还远未消失。在清末新政改革中，大量读书人依靠过去的功名，进入了新政机构担任要职。

在地方自治体系中，传统士人成为自治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举废止后，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建立了从省到县的议事机构。这些机构中的议员、董事等职位，绝大多数由具有功名的士绅担任。

在中央政府改革中，旧式读书人也扮演关键角色。

许多有功名的士人进入新设的谘议局，担任议长、议员等领导职务。谘议局是清末政治体制变革的重要平台，传统士人的大量介入使改革维持了某种连续性。

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活动中，拥有功名依然是进入政界的资本。

各级议会中的议员要依靠地方士绅的选举产生。这为传统读书人转入新型政治系统提供了通道。

尽管科举已废，但传统士人的社会影响力还在。依靠过去的功名，许多读书人得以在新政时期继续从政，使政治变革保持了某种程度的连续性。

清末新军的兴起，也让一些读书人走上了当兵的道路。他们中的大多数先进入新式军校学习，然后加入新军，成为清末新军的骨干。

一些贫苦读书人直接参军谋生。科举的废除让他们举业无门，加入军队成为摆脱贫困的一条新出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普通士兵，直接从事军务工作。

较多读书人选择先入学军校。在科举废止后进入了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等军事学校深造，毕业后以军官身份加入新军。

个别读书人凭借过去的功名直接获得军官职务。他们没有系统军事教育，依靠文凭任职。这类直接“文官化”的军官比例不高，且军事素质参差不齐。

科举的终结导致一部分读书人走上当兵的道路。他们既充实了新军的人员队伍，又推动了军队向新式化的转变。

科举制度的废除是晚清历史的重大分水岭。它终结了科举评功行仕的千年传统，也让广大读书人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与焦虑。面对这一挑战，他们作出了不同的选择：有的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寻求转型；有的固守旧学，在传统领域谋求出路；还有的则身陷迷雾，难以自拔。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广大读书人还是在这个时代剧烈变迁中找寻到了新的生存之道。

科举虽废，但读书之路仍在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