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芦哲：三重视角下的人口负增长，负增长后人口城镇化是供给端和需求侧的新亮点

核心观点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人口数据，总人口减少208万，连续两年负增长。如何理解人口负增长？我们建议从国内、东亚和全球三重视角来看人口问题。

一、国内视角：负增长时代还有哪些结构性亮点？

2023人口形势：结婚增加、出生人数降幅收窄。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继上年减少85万后，降幅扩大了123万，其中54万是来自于出生人口的减少， 69万是来自于死亡人口的增加。尽管总人口减少，但2023年疫情对婚育的影响明显减退，结婚登记数量增加，出生率降幅收窄。2023年前三季度，登记结婚的一共有569万对，较上年同期增加24.5万对；同时2023年出生人口减少54万人，是2017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以来的最低降幅，2020-2022年出生人口年均减少170万人。

负增长后，人口城镇化是供给端和需求侧的新亮点

在总量见顶、年龄结构恶化之后，未来供给侧的产出提升来自于城镇化率的增长。从人均产出来看，2022年第一产业只有第二产业的22%、第三产业的27%。过去几十年来，数亿人口从人均产出较低的初级部门，转移到人均产出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城镇化带来了人均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2022年我国仍有4.9亿人口在农村，从绝对规模来看，农村到城镇的人口转移仍有较大空间，这将持续带动人均产出效率的提升。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16%，较上年增长0.94个点，新增城镇人口从上年的650万增长至1189万，接近翻倍。

人口负增长对需求端的影响在实际中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人口负增长可能会带来总量层面的消费收缩。消费者总量的减少会带来总消费的收缩效应，并且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后收入大幅减少，也会导致消费随之减少。另一方面，负增长时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会带来储蓄的减少，在结构层面提高消费比重、降低投资比重，这一变化在我国得到了验证。

但中国和日韩等国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就提早迎来了人口负增长，这意味着总需求未必会随着人口负增长而下降。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但城乡出现分化，城镇人口增加1189万，农村人口减少1397万。城镇人口的消费支出大约是农村的1.8倍，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在总量红利晚期继续释放结构性人口红利。但与供给侧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并不是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之后，其消费支出就会快速增长，这仍取决于收入状况。这一论断背后的政策含义是，需要进一步消除户籍差异，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得益于城镇化仍在持续，人口负增长目前和未来几年不会带来商品房市场需求的减少。按住房结构来看，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地区46.5%的家庭户居住在商品房中，农村地区只有2.9%。可见，商品房市场不是全国性的城乡市场，而是一个城镇市场，农村住房在集体土地性质方面就与城镇住房天差地别。以城镇人口来看商品房市场的居住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持续增长，商品房销售的下降另有其他原因。

二、东亚视角：人口转型与经济转型

东亚模式的特点是人口转型快，很快进入人口红利晚期。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在70、80、90年代降至2以下，在此期间快速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型，2020年以来生育率均已经低于OECD国家水平。

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东亚国家利用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实现快速腾飞。日本是1963-2002年，韩国是1987-2028年。利用40年人口红利窗口，日本的人均GDP从700美元左右快速增长到高点的约44000美元，韩国人均GDP从3500美元左右增长到高点时超35000美元。

除了总量的人口红利外，东亚经济腾飞离不开另外三个人口要素：①较高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②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③居民收入提高。

三、全球视角：全球人口红利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

讨论单个国家的人口问题时，一定离不开全球人口转型，过去几十年的大背景是全球人口从“两高一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走向“三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在70年代跌破4、90年代跌破3之后，2021年仅为2.3。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全球总和生育率将在大约三十年后的2055年降至2.1，并在2069年降至2以下。当前正处于全球人口红利窗口期，全球人口抚养比正在经历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底部，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

四、三重视角的人口启示

很多人口问题不是某国独有，而是全球性的，世界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恐难逆转，未富先老更是后发国家都要直面的挑战。2022年越南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9.1%，人均GDP只有4163美元，我国在2010年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老龄化率只有8.6%，还要低于越南。2022年泰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更是达到15.2%，比我国高1.5个点，人均GDP为6900美元，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

从先发的东亚国家来看，在人口红利晚期，需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实现人口角色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型，以此实现从外需依赖到内需主导的切换。日韩在人口红利早期，均依靠低成本战略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但在人口红利后期，都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抛弃低成本战略，实现了经济转型。

与其他先发国家相比，我国处于城镇化早期，仍然能通过推进城镇化来对冲总人口下降带来的经济拖累。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6%，农村还有4.9亿人口，如果未来城镇化率达到70-75%，按年均1个点左右的增速，对应仍有5-10年的城镇化窗口期。因而短期内，总人口负增长并不会带来产出和需求的明显收缩。更重要的是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以释放转移人口红利。

风险提示：（1）出生人口降幅未能继续收窄；（2）结婚登记数据再次下降；（3）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人口数据与我国统计局人口数据有一定差异导致部分预测可能存在偏差。

正文目录

1 国内视角：负增长时代还有哪些结构性亮点？

1.1 2023人口形势：结婚增加、出生人数降幅收窄

1.2 负增长后，人口城镇化是供给端和需求侧的亮点

1.2.1 城镇化在供给侧带来人均产出效率的提高

1.2.2 城镇化在需求侧对消费、房地产等形成支撑

2 东亚视角：人口转型与经济转型

3 全球视角：全球人口红利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

4三重视角的人口启示

5 风险提示

正文如下

1国内视角：负增长时代还有哪些结构性亮点？

1.12023人口形势：结婚增加、出生人数降幅收窄

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继上年减少85万后，降幅扩大了123万，其中54万是来自于出生人口的减少，从956万减至902万；69万是来自于死亡人口的增加，从1041万增至1110万。

尽管总人口减少，但2023年疫情对婚育的影响明显减退，结婚登记数量增加，出生率降幅收窄。2023年前三季度，登记结婚的一共有569万对，较上年同期增加24.5万对，但仍比2021年同期低19.6万对。这说明疫情对结婚的影响在褪去，但仍较难回到此前水平，大趋势尚未改变。结婚回暖也传导到了生育端，2023年出生人口减少54万人，是2017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以来的最低降幅，2020-2022年出生人口年均减少170万人。

通过制造业投资增速数据的拆解也印证了制造业投资仍处于趋势改善的阶段。我们通过HP滤波法对2005年以来制造业投资的当月同比增速进行了拆解，将制造业投资增速拆解为了趋势部分和周期部分：从趋势部分来看，我国制造业投资长期来看整体处于回落的趋势，而在疫情以来制造业投资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边际回暖，虽然趋势修复的斜率较低但截止目前仍保持着一定修复韧性；而从周期部分来看，我国制造业投资的周期部分变动周期约为3~4年，与库存周期时长较为一致，同时也受到设备更新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而小幅波动。

1.2 负增长后，人口城镇化是供给端和需求侧的亮点

1.2.1 城镇化在供给侧带来人均产出效率的提高

从供给角度来看，人口负增长会拖累经济增速。首先，嵌入生产函数的劳动要素是劳动力人口，而非总人口；其次，直接参与生产的是劳动人口中的就业人口。从前一个含义来看，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负增长从2014 年就已经开始，2022年较2013年减少了4760万人。从后一个含义来看，就业人口从2015年开始下降，2022年较2014年减少了2969万人。

2010年是人口红利的第一个拐点，2035年是第二个拐点，2022年开始的人口负增长对生产的影响弱于两个拐点。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抚养比大约在1996-2035年位于50%以下。其中，又可以以2010年为界限分为人口红利早期和晚期，1996-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仍在增加，抚养比下降至低点；2010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抚养比回升，但直到2035年前的这25年间，抚养比都位于50%以下，整个社会劳动力人口大幅多于少年和老年人口，生产性人口多于非生产性人口，抚养压力较小。因此，从人口红利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2010、2035这两个拐点，2022年开始的人口负增长不改变劳动力变动趋势和年龄结构，在供给侧的实质影响相对有限，负增长带来的影响更多在需求侧。

从人口角度来看，在总量见顶、年龄结构恶化之后，未来供给侧的产出提升来自于城镇化率的增长。从人均产出来看，2022年第一产业只有第二产业的22%、第三产业的27%。过去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能之一，就是农村人口进城。数亿人口从人均产出较低的初级部门，转移到人均产出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城镇化带来了人均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2022年我国仍有4.9亿人口在农村，占总人口的35%左右；农村就业人员2.7亿，占总就业人员的37%左右。从绝对规模来看，农村到城镇的人口转移仍有较大空间，这将持续带动人均产出效率的提升。

从2023年数据来看，此前被疫情打断的城镇化趋势开始重新恢复，新增城镇人口接近翻倍。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6.16%，较上年增长0.94个点，新增城镇人口从上年的650万增长至1189万，接近翻倍。我国新增城镇人口在“十三五”期间年均2183万，2020年降至1794万，2022年一度降至650万，只有“十三五”的三分之一。

2023年城镇化进程回升最大的意义，在于确认了我国城镇化动能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前三年的新增城镇人口下降更多是来自于疫情冲击，而非城镇化动能的大幅减速。疫情结束后，城镇化率仍能保持每年约1个点的增长水平，对应超千万的增量城镇人口。旅客周转量的数据也能验证这一结论，近几年来旅客周转量和增量城镇人口变动基本一致，2023年都实现近乎翻倍的反弹，这代表在正常的人员流动之下，城镇化进程仍会持续。

1.2.2城镇化在需求侧对消费、房地产等形成支撑

人口负增长对需求端的影响在实际中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人口负增长可能会带来总量层面的消费收缩。消费者总量的减少会带来总消费的收缩效应，并且越来越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步入老年后收入大幅减少，也会导致消费随之减少。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为45%左右，即退休后领取养老金收入相当于退休前工资平均水平的45%。

另一方面，负增长时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会带来储蓄的减少，在结构层面提高消费比重、降低投资比重。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少儿时期，人口消费将大于其收入，为负储蓄；进入青年和中年（劳动年龄阶段），将通过工作而积累财富，到老年再消耗财富。因此，在该理论框架下，随着人口抚养比升高，积累储蓄的人口占比下降、消耗储蓄的人口占比上升，将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由于储蓄是消费的反面，储蓄率下降会带来总需求中消费相对于投资的比重增加。过去四十年，抚养比变动带来的储蓄、消费和投资变动，基本在我国得到了验证。

但中国和日韩等国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就提早迎来了人口负增长，这意味着总需求未必会随着人口负增长而下降。2023年总人口减少208万，但城乡出现分化，城镇人口增加1189万，农村人口减少1397万。与供给侧的逻辑相同，城镇人口的消费支出大约是农村的1.8倍，城镇化率的提高有助于在总量红利晚期继续释放结构性人口红利，即人口流动带来消费支出的增长。但与供给侧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并不是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之后，其消费支出就会快速增长，这仍取决于收入状况。这一论断背后的政策含义是，需要进一步消除户籍差异，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这样，我们才能充分释放城镇化所带来的消费红利，从而对冲总人口负增长带来的需求下降。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得益于城镇化仍在持续，人口负增长目前和未来几年不会带来商品房市场需求的减少。按照住房结构来看，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地区46.5%的家庭户居住在商品房中，而农村地区只有2.9%。可见，商品房市场不是全国性的城乡市场，而是一个城镇市场，农村住房在集体土地性质方面就与城镇住房天差地别。因此，2023年总人口相比2021年高点减少了293万人，但城镇人口增加了1840万人，商品房市场的居住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持续增长，商品房销售的下降另有其他原因。

2 东亚视角：人口转型与经济转型

东亚模式的特点是人口转型快，很快进入人口红利晚期。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分别在70、80、90年代降至2以下，在此期间快速完成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人口转型，2020年以来生育率均已经低于OECD国家水平。按自然增长率来看，日本在70年代跌至1%以下，2005年开始负增长；韩国在80年代首次跌至1%以下，后几年有所反弹，90年代再次跌破1%，2020年开始负增长；中国在90年代跌破1%，2022年开始负增长。

人口转型完成后，东亚国家快速步入老龄化。按照图表18的老龄化曲线来看，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在全球遥遥领先，65岁以上人口占比接近三分之一；韩国老龄化率目前已超过17%，中国老龄化率达到13.7%，而与中韩处于相近老龄化起点的印度、马来西亚，2022年分别为6.9%和7.5%。当然，东亚地区人口转型和老龄化并非都是自然变迁的结果，如中国和韩国都采取了一定的生育控制政策。

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东亚国家利用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窗口期实现快速腾飞。从人口抚养比来看，全球最低水平在50%上下，东亚国家的底部更低，日本最低为44%，韩国36%、中国37%。按照人口抚养比降至50%以下为标准，日韩大约有40年的人口红利期，日本是1963-2002年，韩国是1987-2028年。利用40年人口红利窗口，日本的人均GDP从700美元左右快速增长到高点的约44000美元，从美国的五分之一增长至其1.5倍；韩国人均GDP从3500美元左右增长到高点时超35000美元。

除了总量方面的人口红利外，东亚完成经济腾飞离不开另外三个人口要素：①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②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③居民收入的提高。

从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来看，东亚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勤奋。在人口红利结束之前，日本1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为63%左右，比OECD国家持续高3-5个点，2000年代后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劳动参与率有所下降。从年平均工作时间来看，日本从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持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韩国方面，其劳动参与率从90年代开始超过OECD国家。韩国人的工作时间远超全球平均水平，60-80年代期间韩国人年均工作时长在2900小时左右，而全球平均仅为2000小时上下，日本为2100小时左右。相比日韩，我国劳动参与率最高时超过75%，近年来有所下降，仍在70%上下。其中，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全球平均大约为50%上下，我国最高时达到73%，近些年有所下降但仍在60%以上。从工作时间来看，我国在90年代后明显提升，目前已超过日韩，2019年接近2200小时，比全球平均工作时间长17%左右。

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是另一特点。按照人力资本指数来看（Human Capital Index），发展较早的日本一直领先全球，韩国和中国则扮演追赶者的角色，特别是韩国人力资本指数已经超过日本。因此，人口红利的前半程，东亚国家以低成本的劳动力数量取胜；在人口红利晚期，高素养的劳动力质量开始发挥更大作用。

劳动力市场的转变在东亚的人口和经济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口红利前半程，东亚国家在总需求方面对出口依赖度高，因而低成本劳动力成为制造业优势。但到了人口红利晚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竞争优势削减，总需求方面更依赖于内需增长，因而旨在实现更高居民收入的政策能在这一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东亚模式的特点之一，早期更注重人口作为生产者的作用，后期则需要发挥人口作为消费者的作用，因而两个阶段对于劳动收入的要求是截然相反的，以此实现从外需依赖到内需主导的切换。

在日本，1960年池田内阁上台后推出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主要政策内容包括，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培育技术人才提高创新能力、加大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入、降低收入差距。收入倍增计划一方面缩小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比如1961年小型企业工资只相当于大型企业的65%，1970年提高至78%；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开始超过名义经济增速，1971-1975年连续五年日本制造业时薪增速超过名义GDP增速。

在韩国，80年代后期开始强调居民福利水平和收入水平。一方面，这一时期出台了诸多旨在实现收入公平的法案，如1986年的《最低工资法》，1987年的《均等就业法》，1990年的《促进残疾人就业法案》，1993年制定的《就业保险法》，1995年的《基本就业政策法》和1997年的《职业培训振兴法》等[1]。另一方面，劳工管制开始放松，工会数量从1987年的2700个增长到1989年的8900个[2]。居民收入和名义经济增速的差距明显缩小，1975-1985年，名义GDP增速比居民收入增速高3个点左右，1985-1995年二者差距缩小至1.1个点。

3全球视角：全球人口红利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

讨论单个国家的人口问题时，一定离不开全球人口转型，过去几十年的大背景是全球人口从“两高一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走向“三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全球人口粗出生率已经从战后36‰的高点降至2021年17‰的低点，死亡率相对稳定，对应人口增速从2021年开始跌破1%，2022年仅为0.79%。

全球生育率正在逐步滑向无法自然更替的人口警戒线。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在70年代跌破4、90年代跌破3之后，2021年仅为2.3。总和生育率的含义是育龄妇女的终生平均生育子女数，其假设是现有或今后的育龄妇女在整个生育期限内都按照当前的各年龄生育率度过其生育周期。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要在2.1以上，否则人口可能无法实现自然更替。简单的逻辑即是说一对父母一生至少要生2个以上的孩子，考虑到意外死亡和性别比例失衡，才能保障人口的代际稳定。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全球总和生育率将在大约三十年后的2055年降至2.1，并在2069年降至2以下。

当前正处于全球人口红利窗口期，全球人口抚养比正在经历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底部，拐点将在2028年到来。一般用人口抚养比衡量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0-14岁人口+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按照人口生命周期理论，少儿与老人是非生产人口，因此人口抚养比的含义是非生产性人口与生产性人口的比例，这一比例越高代表生产性人口占比越小。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人口抚养比在2005年前后降至55%附近，此后近30年时间里大致稳定在这一低位平台上下，直到2035年后逐步升破55%，其中回升的拐点位于2028年。长期来看，2005-2035的这30年是1950-2100年的150年间全球人口红利最显著的窗口期。

可以按照抚养比曲线的变动规律将当前全球人口红利情况分为四类，如图表31。前人口红利期对应在人口抚养比U型曲线尚未开始下降阶段。到人口红利早期，少儿占比在25%甚至30%以上，老年人占比一般在7%以下，对应在人口抚养比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东南亚、印度等地区均处于人口红利早期。人口红利晚期则是已经过了拐点，位于人口抚养比的上升期，但少儿加老人仍然远少于劳动力人口，如中国、泰国。后人口红利时期是非生产性人口占比大幅增长，人口抚养压力较大，典型是日本、欧盟。

伴随着人口抚养比触底，全球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2022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9.8%。一般认为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这说明全球范围来看已经普遍进入老龄社会。另外，我们看到中度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在过去几十年快速增长。1950年全球只有2个国家（0.8%）为中度老龄化，2000年已经有11.9%的国家达到这一标准，2020年则有近三分之一的国家（30.1%）步入中度老龄化。

4 三重视角的人口启示

很多人口问题都不是某国独有，而是全球性的，世界生育率下降的大趋势恐难逆转，未富先老更是后发国家都要直面的挑战。我国当前面临的许多人口问题都并非是一国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比如生育率下降，全球生育率过去几十年来持续下降，预计30年后也将降至2.1的代际更替线以下。再比如未富先老更是后发国家都不得不直面的问题。2022年越南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达到9.1%，人均GDP只有4163美元，我国在2010年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时，老龄化率只有8.6%，还要低于越南。2022年泰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更是达到15.2%，比我国高1.5个点，人均GDP为6900美元，大约只有我们的一半。

从先发的东亚国家来看，在人口红利晚期，需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实现人口角色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型，以此实现从外需依赖到内需主导的切换。日韩在人口红利早期，均依靠低成本战略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但在人口红利后期，都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抛弃低成本战略，实现了经济转型。面对当前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形势，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加居民收入是未来深化改革、释放红利的重点方向。

5. 风险提示

（1）出生人口降幅未能继续收窄；

（2）结婚登记数据再次下降；

（3）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人口数据与我国统计局人口数据有一定差异导致部分预测可能存在偏差。

以上为报告部分内容，完整报告请查看《三重视角下的人口负增长》。

本文源自券商研报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