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将军衔的杜聿明，为何会和一堆国军上将位列43名头号战犯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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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日，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惩处战争罪犯命令》。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

这份名单上的人，包括了国民党各领域的大员。位列前六的分别是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

老蒋是头等战犯名单中的一号，这是没有异议的。李宗仁是“副总统”，国民政府名义上的“二把手”；陈诚是老蒋的得力打手，曾任国民党军的“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等要职；白崇禧当过“国防部长”、时任华中“剿总”总司令；何应钦被视为黄埔系的二号人物，时任“国防部长”；顾祝同在陈诚承担战败责任后，取代了其“参谋总长”职务。

这六人，老蒋是国民党军的“特级上将”（仅次一人，为老蒋专设），李宗仁、白崇禧、陈诚、何应钦是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是陆军二级上将。

六人之后，除去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等党务、政务类人员外，有军衔和军职的，有十七人，即熊式辉、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

这十七人中，阎锡山、程潜是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熊式辉、刘峙、薛岳、卫立煌、傅作义、余汉谋是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汤恩伯、马鸿逵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其余人都是中将军衔。

算上老蒋在内，头等战犯的四十三人中，有军衔的为23人，其中6人为中将军衔，这六人是周至柔、王树铭、桂永清、杜聿明、孙立人、马步芳。

头等战犯名单公布的时候，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的杜聿明，正和邱清泉、李弥等兵团司令官，带着已不到二十万的残部，困守陈官庄地区。

从职务来看，杜聿明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的都是国民党战区级的副职，军衔在被俘前还是中将。在头等战犯名单中的六个有中将衔的人中，杜聿明的职务也就和孙立人（时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王叔铭（时任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相当。其余三人，马步芳是割据西北的军阀，后来加挂上将衔，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后转正）；周至柔和桂永清，一个是国民党空军总司令，一个是海军总司令，地位还是很高的，而且当时蒋军对空军将领、海军将领授予上将军衔，是到台湾后才开始的，此前像萨镇冰等闽系的海军上将早已被强制退役。

那么，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杜聿明，为何会和陈诚、顾祝同、阎锡山这类国民党军政大员同被列在战犯名单上呢？

这就要从杜聿明的经历说起了。抗战胜利后，老蒋派杜聿明去抢占东北。从部队数量来看，东北的蒋军不如在西北战场和华东战场优势大，但实际上，东北蒋军的精锐比例在各战场是最高的。杜聿明到东北后，先后归其指挥的部队主要有七个军，即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七十一军、六十军、九十三军。

关内蒋军，部队缺员严重，实有兵力只有一万多人的军（整编师）比比皆是，而杜聿明掌握的这七个军，齐装满员，兵力都在三万左右，像属于“五大主力”序列的新一军、新六军，在后来被到东北的陈诚拆分之前，每个军兵力都在三万五千人左右。

其他部队，十三军、五十二军、七十一军，也都是蒋军精锐，十三军是汤恩伯的起家部队，时任军长石觉是汤恩伯系统的骨干，据说还是汤的“干儿子”；五十二的老军长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生中，第二个升任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的，该军的战斗力很强，其基干部队25师有“千里驹师”之称；七十一军的老军长王敬久、宋希濂，也是黄埔一期生中，最早升任集团军总司令的几人，该军是1944年远征军滇西反攻的主力。

如果蒋军排个“十大主力”的话，十三军、五十二军、七十一军肯定会入选的。六十军、九十三军虽然是滇军，但滇军的装备向来在杂牌军中靠前，还在云南利用便利接受了部分美援，入越受降时有获取了不少的日械，这两个军的火力也是很强的。

杜聿明

可以看出，老蒋对杜聿明是极为偏爱和重用的，在蒋军的黄埔一期生中，极少有与其比及的。由于国民党军中论资排辈严重，一级上将、二级上将又有严格的数量限制，所以蒋军将领的黄埔生中，在1950年之前，无一人晋升上将军衔，“天子第一门生”的胡宗南所谓的“上将衔”，准确的叫法其实是是“中将加上将衔”，虽然挂的是三颗星，但铨叙军衔还是中将。

杜聿明虽无胡宗南这种待遇，但也大差不差，老蒋对他是有特殊照顾的。蒋军抢占东北时，在东北设立的最高军政机关是东北行辕，由老蒋的心腹熊式辉担任。

熊式辉当年从上海调任江西任省主席的时候，飞机降落在南昌时，发生故障，他的右腿摔断，虽经治疗，还是落下了残疾，左腿比右腿短了一点；杜聿明患有严重的脊柱结核病，压迫之下，右腿比左腿短一点。

当年熊式辉和杜聿明在东北搭班子时，两人进场时，一个左腿瘸，一个右腿瘸，被人暗中讥笑，称两人是“东北二瘸”。

为了便于杜聿明在东北指挥蒋军作战，老蒋在东北行辕之下，设立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这个机构，由杜聿明任司令官、郑洞国任副司令官（后来增加了孙立人为副长官）。由于上有东北行辕，所以杜聿明只能算是副职。

熊式辉此人，在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中，是出了名的不会打仗，可能还不如刘峙。不过熊式辉倒颇有自知之明，到东北后，对军事上不大过问，基本上全权交给了杜聿明。由于东北蒋军主要是由杜聿明指挥，所以熊式辉这个实际上的一把手，反而名气不大。

1947年6月，杜聿明飞去上海治病，由郑洞国代理保安司令长官职权。8月初，局势突变，熊式辉被免去东北行辕主任，由陈诚接任。陈诚有着“参谋总长”、“海军总司令”等诸多头衔，在国民党当时的军事体系中，“参谋总长”权力大于“国防部长”，直接对老蒋负责，那么在蒋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陈诚，为何要费尽心思，挤走熊式辉，非要去东北呢？

原来，国民党军在各大战场接连惨败，尤其是陈诚插手最多的华东战场，损兵折将，连“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都覆灭了。为了挽回颜面，打几个胜仗，陈诚反复考虑后，把目光放在了东北，他认为东北蒋军有数十万精锐，火力强大，是刷“战功”的好地方。

陈诚可不比熊式辉，他是不会允许杜聿明再像之前那样掌握东北军权的。到任后不到三天，陈诚下令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两个副长官，郑洞国调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孙立人调任陆军副总司令。

对郑洞国、孙立人而言，这次人事调整属于升职，因为东北行辕、陆军总司令部的架子是高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至于杜聿明，不知道老蒋怎么想的，突然就把这个学生给忘了。杜聿明极为尴尬，挂着中将军衔，变得无所事事。

杜聿明

1948年6月下旬，国民党组建徐州“剿总”，刘峙任总司令。这时老蒋终于想起杜聿明这个“好学生”了，委任其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8月初，国民党在军事检讨会上决定成立几个大的机动兵团，其中以邱清泉的整编第五军为基干，组建了第二兵团，杜聿明兼任司令官，邱清泉任副司令官（10月升任兵团司令）。

除了杜聿明，徐州“剿总”还有孙震、刘汝明、冯治安、韩德勤、李延年这五个副总司令，刘汝明、冯治安、李延年是以绥靖区司令官兼任副总司令的；孙震将原本的部队（整编四十七军，后扩编为第十六兵团）交给侄子孙元良指挥后，挂名副总司令，不问事务；韩德勤完全就是混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

杜聿明这个副总司令，老蒋赋予了其他副总司令所没有的权限，让其担任刘峙在军事上的副手。为了让杜聿明的指挥看起来名正言顺，老蒋又仿照在东北为其专设“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前例，设立了徐州前进指挥所，由杜聿明任主任。

老蒋指示，徐州“剿总”的四个机动兵团（第二兵团、黄百韬的第七兵团、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统归徐州前进指挥所统辖，如此一来，就将徐州蒋军的精锐，全部交到了杜聿明手里，对此刘峙这个总司令倒是没有异议，他乐得逍遥。

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集团在陈官庄覆灭，杜聿明被俘，三个兵团司令，一死(邱清泉）两逃走（李弥、孙元良）。杜聿明成为“头等战犯”名单上，唯一被我军在战场俘虏的。

杜聿明被俘时的身份是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所主任，看被俘时的身份，算是条“大鱼”，不过似乎却够不上“头号战犯”的资格，毕竟名单上不过四十多人，绝大部分的地位都非杜聿明可比。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杜聿明却是完全够资格上名单的，首先，他率蒋军进攻山海关，打响了蒋军抢占东北的第一枪，尽管上头有熊式辉，但实际上指挥东北几十万蒋军作战的是杜聿明，他完全是副职干的正职的活。

杜聿明就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任前进指挥所主任后，在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地位仅在刘峙之下。辽沈战役打响后，老蒋在乘飞机去北平、沈阳督战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杜聿明，让他跟着去。

老蒋对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不满，在辽沈战役前夕，委任范汉杰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这个锦州指挥所主任是老蒋为范汉杰特设的，范汉杰靠着这个头衔，可以指挥锦州地区的十几万蒋军，卫立煌难以插手。

锦州解放后，老蒋委任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准备让其随时取代卫立煌，主持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不过，由于蒋军在东北迅速溃败，杜聿明改为组织葫芦岛撤军，以保留残余的主力。

孙立人

辽沈战役硝烟未散，淮海战役又打响了。老蒋又将刚组织完撤军的杜聿明召回，让其去徐州指挥作战。杜聿明到徐州后，接手的是烂摊子了，因为此时黄百韬兵团已然被围，杜聿明能实际指挥的部队只有20余万（邱清泉兵团十二万，李弥兵团六万，孙元良兵团不到四万）。

12月25日，“特等战犯”名单公布后，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成为老蒋仅存的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在杜聿明集团覆灭后的十天，老蒋宣布下野。

杜聿明尽管只是中将军衔，担任的都是副手类职务，但他在东北指挥的七个军的蒋军精锐，论数量少于胡宗南集团，若看战斗力，是强过胡宗南的西安绥靖公署所辖的号称四十万众部队的。

三大战役，杜聿明参与了两个，在规模最大的淮海战役中，他在中后期取代刘峙，实际指挥作战。因此，杜聿明列入“头号战犯”名单，倒也是符合实际的。

孙立人与杜聿明的情况类似，蒋军抢占东北时，他是新一军军长，对我军造成不小的威胁。调离东北后，孙立人虽没有杜聿明那样受老蒋信任，也没有指挥过兵团以上部队和我军作战，但他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的身份，使得他被列入“头号战犯”名单。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主要是依靠陆军和我军作战的，空军和海军作用并不是很大，因此其陆军总司令部的主要官员，大都列入战犯名单，比如名单上的余汉谋，时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汤恩伯时任京沪警备总司令，但在此之前也当过陆军副总司令。

这里面关麟征比较特殊，他虽然挂名陆军副总司令，但主要职务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原黄埔军校）校长。抗战胜利后，关麟征很快被免去军职，去了军校，没有在前线和我军做过战，因此没有列入名单。

功德林改造的国民党战犯，只有杜聿明一人被列入“头等战犯”名单。其实这里面还有几人，是极有可能也进入名单的，比如在去锦州前，就当过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的范汉杰；大特务头子，有国民党中常委身份的康泽；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保安总司令、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等。由于他们都是在“头等战犯”名单公布前就被俘了，自然不会入列。

杜聿明和妻子曹秀清

还有黄埔一期的宋希濂，被俘前是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川湘鄂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老蒋当时想保住大西南，主要依靠的就是胡宗南集团和宋希濂掌握的二个兵团。宋希濂没进名单很好解释，他是直到1948年8月，才被老蒋从西北调到华中的，在名单公布时，他尚在组建部队，还没有和我军交过手呢。

解放战争中，作为老蒋“救火队长”杜聿明，在功德林改造期间，因其有“头号战犯”这个不光彩的身份，成为改造人员的“一号人物”。

在改造期间，杜聿明的思想发生了深刻改变。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人员，接到了特赦通知书，迎来了新生。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年77岁，临终前他对妻子曹秀清说：“我死以后，你哪里也不要去，不要去美国，更不要去台湾，就在大陆定居。共产党待我不薄，我们不能忘恩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