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亚洲异地搬迁球队：中国之外韩、泰最多，近年来几无搬迁案例

记者寒冰报道 中国足协重开俱乐部异地搬迁政策，引发整个亚洲足坛的关注。职业足球扎根本土的社区化是发展根本，不仅在职业足球历史悠久基础雄厚的欧洲和南美如此，在职业足球处于发展阶段的亚洲足坛，主要联赛近年也都基本保持了俱乐部扎根城市的稳定性，俱乐部跨城市搬迁的案例并不算多。

亚洲其他联赛俱乐部异地搬迁比较多的是韩国、泰国，西亚相对较少，虽然原因各异，但的确俱乐部异地搬迁基本都在职业化初期，目的也是为得到更多球迷和城市资源。这次中国足协虽然重开了俱乐部异地搬迁，但设置了比较严格的搬迁条件。除了需要迁出和迁入地足协和政府同意外，异地搬迁俱乐部5年内不得再次搬迁，同样是为尽可能稳定俱乐部的社区化，避免此前俱乐部频繁迁移带来的负面影响。

亚洲俱乐部搬迁较多的联赛，除了中国，韩国K联赛相对较多。不过韩国情况特殊，1996年为促进韩国职业足球在地域上发展更均衡，也是为承办2002年世界杯奠定基础，韩国政府和足协将聚集在汉城的一和天马、LG猎豹和油公大象3家俱乐部，分别迁到天安、安养和富川。

2002年世界杯后，韩国足协需向汉城政府支付建设世界杯球场的费用。韩国足协希望在首都新建一家俱乐部，由后者代付这笔费用，作为使用世界杯球场的成本。最终，安养LG猎豹在2004年迁回首尔，随后更名为FC首尔。

2006年，从汉城搬到富川的油公大象俱乐部又迁到济州岛，并更名为济州FC。当地球迷不满俱乐部放弃自己，次年就在富川组建了新的俱乐部。在这之后，韩国联赛基本确定了各自的城市，只有军队所属的尚武俱乐部和警察部门所属的警察俱乐部不断变换主场，2002年以来尚武俱乐部从光州（2002-2010）、尚州（2011-2020）迁到如今的金泉（2021至今）。1996年以来，警察俱乐部从首尔、安山再到牙山，直到2019年解散，由当地市民化的忠南牙山FC取代。

2000年从天安搬到城南的一和天马俱乐部，2013年被统一集团出售，虽然安山市有意收购，但在城南球迷的抗议下，最终还是由城南市政府接管，留在原地并更名为城南FC。

J联赛从1993年创办，就确立了俱乐部社区化的“主城”原则。俱乐部确定所在城市后，原则上不再允许搬迁。2021年底因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J联赛一度考虑过修改“主城”原则，允许俱乐部在邻近城市进行主场比赛，设立青训机构等。目前，虽然名古屋鲸在名古屋和丰田市有两个主场，但俱乐部仍然在名古屋没有搬迁。

1996年开始职业化的泰国联赛，2009年全面重组为泰超联赛。未能获得准入资格的泰京银行俱乐部被出售，最终由同在曼谷的胜狮啤酒收购泰超参赛资格，由旗下的曼谷玻璃俱乐部取代。当时泰国足总也要求一些俱乐部异地搬迁，确定主场城市，推进泰国足球区域发展的均衡性。

首都曼谷的Osotspa俱乐部搬到北标府，2017年被收购后又搬到龙仔厝府。泰国电信集团的足球俱乐部从暖武里府迁到北碧府，不过1年后又迁回暖武里府。海军俱乐部从罗勇府迁到春武里府，泰国烟草公司俱乐部从曼谷先后辗转龙仔厝府、披集府、清迈府、华富里府，又回到了曼谷。

在西亚主要联赛，俱乐部基本都锁定所在的城市。只是出于增强实力目的，合并更多于搬迁。2017年卡塔尔警方和军方俱乐部合并，成为全新的杜海勒俱乐部，也是锁定在首都多哈的杜海勒区。同年，同在迪拜的3家俱乐部迪拜国民、青年和文化俱乐部合并为迪拜青年国民，成为阿联酋联赛新的豪门。

澳大利亚和印度都是采用美式职业联赛的加盟制，俱乐部先锁定所在城市后才会进入联赛。但也有转让联赛牌照，迁移城市的案例。2014年创办的印度超联赛，德里迪纳摩就是在2019/20赛季前从德里迁到印度东部的奥里萨邦。加尔各答竞技俱乐部也在2020年与莫亨巴根合并，更名为莫亨巴根超人俱乐部，但依然留在加尔各答，只是两家原俱乐部主场均能主办比赛。

亚洲职业联赛近年也在不断进步，职业俱乐部扎根城市的社区化原则是大趋势。中超发展比较稳定的俱乐部，几乎都是长期“定居”单一城市，培养出稳定的球迷和俱乐部商业开发的基础。对于已经搬迁的俱乐部而言，也是像泰国俱乐部期望能在新的城市能有更大的球迷基础和商业开发潜力。只是稳定，始终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