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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清辉夜凝

编辑丨清辉夜凝

清代盛行的“宰白鸭”，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许多贫苦之家的孩子，被父母出卖，成为权贵们取乐的牺牲品。这些无辜的孩子，就像等待屠宰的白鸭，任人宰割。

他们经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屈辱。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世道，能让父母舍弃骨肉，将自己的孩子推向深渊？

清朝假案：权贵玩弄生命

在清朝，地方官员审理案件时时常发现真相不明的奇怪情况。例如某官员审理一起命案，案发现场留下凶手的大量血迹，而死者身材高大体型强健，但被抓来的嫌疑人竟是个瘦弱的十几岁孩子，完全不像是凶手。

官员私下询问后，孩子哭着辩称自己只是被亲人卖了五百两白银，被逼无奈成为“替死鬼”。他的父母为了钱早已把他送进大牢充数，孩子被迫按指示认罪。官员有意相救带他重新作证时，孩子却仍坚称自己是凶手。

得知原因之后才知道，真凶早已威胁孩子全家性命，如果翻供就灭口灭家。无计可施的孩子只能就范，最后被钉上“宰白鸭”的罪名。

这类假案在清朝较为多见，尤以远离京城的边远地区最为严重。据说仅两广、福建一年就发生上百起“宰白鸭”案，可见这种案件的泛滥程度。

这类假案背后常常隐藏着权贵的利益链条。富人为逃避法律制裁，不惜花重金收买穷人的性命。穷人为了暂时温饱，也只能出卖自己的骨肉。

一旦权钱交易完成，权贵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弄他人生命，置换方便的替罪羔羊。而正义与善良的官员，往往在这个利益链条前无能为力，最后只能选择离去。

这样的残忍的情况在清朝层出不穷。还有个例子是泉州一富商杀害竞争对手后，收买一农家人的儿子顶罪。这个孩子天生双目失明，家里也非常穷苦。为了糊口，他的父母将他卖了三百两白银，让他顶替杀人的罪名。

在公堂上，这个孩子对一切供认不讳，所言所语毫无破绽。虽然处理这件案子的知县看出蹊跷，但他自己也无能为力，只能红了眼眶，目送这个冤死的孩子被枉法处死。

“宰白鸭”之残忍令人发指，无辜者被迫牺牲，在利益驱动下，权贵与穷人都沾染了罪恶，而正义却只能被掩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悲剧上演。

清代吏治崩坏

这种腐败之风，与清朝的封建专制政体以及长期闭关锁国政策密不可分。清朝实行的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体制。在选拔官员上有明确的满汉之分，汉族官员晋升受限。

这直接削弱了汉官的廉政激励。一些汉官为谋私利，不惜收买上级，贪污枉法。而统治者为敛财公然出售官职，虚职基本上都了解难以出售，这就导致后来干脆什么官位都敢卖。这种买卖之风直接导致官场风气大变。

还有一点事和清朝实行世袭制有关。官场内充斥着富贵子弟，这些子弟依赖家族势力，即便知法犯法，也没有人敢追究到底。真正受罚的，往往都是替罪的穷人。这些替罪者的家人也只能忍气吞声，生怕遭到权贵报复。

清朝后期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朝堂失去对外部信息的接触，墨守陈规，创新乏力。中央对地方了解的更少，没办法打真正了解冤案的实情。地方官多讳言实情，只图讨好上级。吏治之弊，竟无力匡正。这导致地方官员们敢于随心所欲，为非作歹。

这种腐败氛围助长了诸如“宰白鸭”等阴暗产业的猖獗。真凶只要花钱打点，便可逍遥法外，由替死鬼顶罪。

正直的官员也只能依法处决明知是替死的人，因为供词就是证据。朝野上下勾结一气，百姓有苦难言，只能任这种风气猖獗。

这样的社会已经病入膏肓，腐败蔓延各个角落。当官场已经沦为撕咬搏斗的场所，当百姓成为蚂蟥螳螂的猎物。

一个朝代的兴衰，关键在于政体是否公正和明智。清朝这种以少数民族专制统治多数民族的政体，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缺陷。

长期封闭落后的政策更使统治者昏庸无能。这种极端腐败的吏治，便是这个政体必然的结果。当百官贪污，官场黑暗，民不聊生时，这个政权的覆灭也即在旦夕。

宰白鸭源于清末社会制度和生存困境

土地兼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是“宰白鸭”盛行的重要背景。以江苏泰州为例，当地富商通过经商积累的财富大多投资到土地上，逐渐导致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农民的生存状况却日益艰苦。

在那个时期佃农家庭种地为生，但每年上交地租和各种税收后，能留给自己的收成寥寥无几，常常伙食不继。这样的家庭还要养活老小六七口人，负担很重。

这家的幼子生来有残疾，不能做重活，成了多余的负担。正是这种家庭环境，使得孩子的父母在权贵开出高价收买人命时，为了减轻负担，毫不犹豫地将孩子卖了出去。

还有一点是买官制，导致官场政治黑暗，也为“宰白鸭”提供了土壤。很多官职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捐钱获取的。这些官员上任后迫切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收回成本。于是他们就和当地权贵勾结，进行权钱交易，以维系利益链。

如果案件涉及这些权贵，地方官员就会相互扶持，不愿深究。正如泰州案中，负责该案的县令本想为男孩翻案，却遭到上级的阻挠，因为案件牵涉到一个权贵家族。

最后就是刑法过分看重口供也为“宰白鸭”提供了制度基础。定案的关键在于犯人是否招认罪行，哪怕没有确凿证据，只要认罪就可以定案处刑。这使得权贵们可以通过收买人替罪，将罪名推到替死鬼头上。

“宰白鸭”的盛行源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种种深层矛盾。贫富悬殊导致生存困境，朝廷腐败导致官场黑暗，以及刑法的漏洞，都为这一丑闻的存在提供了存活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