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古代战争的硝烟弥漫之际，战士们需要面对各种考验，包括生理上的需求。然而，他们身处战场，又无法轻易离去。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却成为古代战士们需要巧妙解决的一大挑战。在这个方寸之间，有一招由勾践智慧所启发，竟然直接延续千年，成为解决古代战士生理问题的经典之道。

在这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勾践是如何在古代战争的艰难时刻，巧妙应对生理问题的？他的这一招是否成为古代战士们普遍采纳的生存法则？这个千年传承的秘密，又是如何影响后来的战士，成为一种生存的智慧？

女性悲惨命运的起源：勾践何以设置“营妓制”

公元前496年，强大的吴国灭亡了越国，君王勾践不得不出逃他国。流亡的艰辛岁月里，勾践念兹在兹故国故土，誓要东山再起。他明白想要复国，就必须要有一支坚定有力的军队作为后盾。然而此时的越国早已风雨飘摇，百姓流离失所，谈何重建军力?这使得勾践倍感忧心忡忡。

6年的流亡生涯让勾践见识到了人情冷暖。曾经的故交今朝已然渺无音讯，自己的脚步也无处安放。所幸，在最困难的时刻，楚国国君对勾践伸出了援手。最终，在楚国大力资助下，勾践凯旋归国重整旗鼓。当他目睹故国破败不堪的景象时，勾践的心都碎了。昔日繁华的国都已成瓦砾，百姓流离失所；曾经英勇的越军此刻士气全无，面对强大的吴国军队束手无策。

勾践心知肚明，想要战胜吴国必然要依靠高昂的军事士气。然而此时的越军明显已经丧失斗志，如何提振军心、收复国土，成为摆在勾践面前的难题。此时此刻，勾践想起了那些壮年男子们家中的母亲和妻子。这些将士远离家乡已久，定然思念亲人。也许邀请一些女性进入军营，能缓解他们的思乡之苦。

为了解决士气低落的问题，勾践灵机一动，设置了“营妓制”——选择寡妇进入军营，满足士兵生理需求的同时，代替家人照料他们的起居。勾践认为，这虽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举措，但是为了士气和最终的国家大业，是值得去做的。“性”对男性来说有天然的吸引力，通过这一招数可以极大满足士兵的生理需求；同时，妇女们温柔细致的照料也能舒缓将士们的思乡之苦，这对重建士气尤为关键。

虽然这一举措受到部分臣子的反对，认为其有辱妇德，但在勾践的坚持和雄辩说服下，这个当时颇具争议的措施还是得以实施。品德高尚、妇德严谨的女性进入军营，也让军营保有了一份宁静祥和。在寡妇们的照料下，士气大振的越军最终击败吴军，完成了伟大的复国大业。

汉武帝开创女性地狱：千年“卒妻制”

勾践“营妓制”的应急措施，在汉朝演变为恶名昭著的“卒妻制”。汉武帝时期频繁的战争，不仅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也让士兵们身心俱疲。一心向往家庭生活的汉军士兵已经失去战斗的勇气和意志。为了激励军心，汉武帝不惜让无辜的女性付出惨痛代价——他下令说，只要汉军士兵立下战功，就可以获得女性的身体，这就是著名的“卒妻制”。

起初，被选入军营的女性还仅限于犯罪和贱民之女。但渐渐地，选择标准丧失了底线，越来越多的无辜百姓也被抓去充当“卒妻”。成批女子被军队带走，她们像牲畜一样被剥夺人身自由，失去一切选择的权力。生理欲望，已经彻底凌驾于人性和道德之上。无论情愿与否，她们都要忍受屈辱与痛苦。

战争结束后，那些不幸的“卒妻”们更加凄惨——要么被亲人抛弃从此过着鄙夷的生活，要么继续沦为人娼妓，在肮脏的生活中挣扎求存。根据史料记载，那个年代“卒妻”人数之多，几乎占据了全国女性人口的半数。这意味着，差不多一半的女性都在制度魔掌下失去了基本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惶恐不安之中。

1800多年间，千百万名女子成为“卒妻制”的牺牲品。直到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登基后，这桩罪恶才得以终结。那一段混乱而黑暗的历史才为新的希望黎明所打破。

皇明开国，朱元璋正本清源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結束了元朝的统治。在武装夺权和建国的进程中，朱元璋切身感受到了动荡社会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需要充满阳刚之气的同时，也需要温柔醇厚的阴柔之美。“卒妻制”的存在，有辱人性本善、有损国体民德，为了根本扭转这一乱象，建立心安理得的太平盛世，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废止“卒妻制”了。

与此同时，在充满动荡与痛苦的人生经历中，朱元璋也深谙民间疾苦。他的成长经历中，不仅经历过惨无人道的连年荒/凉灾难，也背井离乡来到龙场/寺为僧，过着手足无措的贫困生活。种种命运跌宕让他对人世疾苦有更为深刻的体会，这激发了他勇于革除旧弊、积极谋民福祉的政治抱负。

于是第一时间，朱元璋颁布诏书，废止千年卒妻制度。“卒妻制”的废除，为那些曾在战争中遭遇惨无人道罪行的女子们带来了希望。她们不再是权力争夺中的牺牲品，而是作为独立人格被国家真正对待和重视。

作为明朝的开国之主，朱元璋在位期间政绩优秀。他以仁政和责任为民为己任，努力消弭战乱之害。废除卒妻制度只是朱元璋整饬吏治、反对腐败的诸多举措中的一次，它标志着封建专制皇权对女性个体的基本尊重。这一步具有重大的历史社会进步意义。

古代封建社会中的女性：扼杀自由的“三从四德”

在“卒妻制”废止后，女性的命运并未因此而好转，她们依然像牢笼中的囚徒一样生活，处于等级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中。“三从四德”的礼教纲常约束了她们的一生，将女性定义为柔弱乖顺的附属品。

这里最关键的“三从”，即从父、从夫、从子，代表了女性一生都被男性亲属支配、利用的宿命。女性并没有作为独立个体待遇，而只是一个父权制血脉承传的工具。反抗或者违背长辈和丈夫的权威，是妇女的大忌讳，会遭到残酷的家庭暴力和社会舆论谴责。这样的历史积淀造就了中国几千年来家长制的顽固根基。

所谓的“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也严苛地要求女性在各个层面成为男性或社会需要的“典范”。妇女不仅要管教好子女以承袭家业，还要严守礼仪言语、保持端庄体面、劳心劳力地操持各种杂事。这些品质要求背后是封建社会对女性徒有其表、盲目顺从的刻板期许。

这样的环境下，女子几乎没有接受过完整教育，很多人一生也没机会学习文字，更遑论参与社会教育和文化传承。由夫妻定义的婚姻中的女性也只能处于被动地位，主导权和选择权几乎为零。丈夫去世后改嫁会被视为罪过，再婚的女性要忍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指责。这些束缚让女性活得像笼中困兽，终其一生也无法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

我们还记得小脚女性那痛不欲生的命运。缠足就是扼杀女性行动自由的一种残忍手段，它反映的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恶意操控。然而即便如此，女性也要强打精神接受这种折磨并心怀感激——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符合当时的审美，才能得到“赏识”，获得稍许好的归宿。

纵观古代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女性的人生被严格定义，她们要么是家族的延续工具，要么是男性享乐对象，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幸福追求的权利也没有。直至今日，仍有部分遗留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消弭。

结语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男女地位悬殊的恶果有多么叫人扼腕——这不单单只是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更使男性产生了优越感和“所有权”，助长了男权至上的陋习。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的男性往往会默认女性低人一等，应该服务于男性。于是种种践踏女性尊严的野蛮行径就此产生，并代代相传。

长期反复的性别歧视导致女性群体长期承受屈辱与苦难，但同样也让男性丧失了同理心、宽容心和正义感。在这样扭曲变态的环境中，没有人是幸福的。因此，历史的教训意义重大——它揭示了性别不平等的弊端，也让我们认识到应该怎样做才能弥合差异，实现真正的两性平等。

历史发展至今，法律已经确立男女平等原则，但实质性别歧视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女性就业难、职场地位低人一等的现象随处可见。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复杂，既有选择的个人因素，也有被动的外界环境压力。改变这一现状，靠的是每一个人的觉醒、努力和执着。

当下最为关键的，或许就是要打破传统框架，树立平等互敬、差异包容的理念。这不仅需要男性界面的自觉，也需要女性的自信；这不仅需要对“弱势群体”的容忍开导，也需要充分调动她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当男女真正达到互通有无、互敬互爱的时候，我们才迈向真正的性别平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