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编辑：nirvana

前言

汉源，古称笮都，位于大渡河中游，历史上以地处西陲，山关险峻，曾为“南控夷獠，西拒吐蕃”的经边要地，重兵戍守。

明神宗时期将东南部彝族聚居区授予松坪土司，隶属于四川布政使司，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后，合并当地两大千户所称黎大所，雍正七年，将黎大所及松坪土司治地一并设置为清溪县，属雅州府。

因地处边地，此地历来是汉、彝、藏民族杂居之处，在古时候的官方记录中该地人民多被统称为“笮都夷”、“牦牛夷”等。

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因为长期受到高压与歧视政策，导致该地自汉唐到满清时期，多次发生诸如“牦牛夷叛”、“夷匪滋扰”、“野裸不靖”甚至有“兴兵攻城夺印”的事件。

今天我们所要讲述的事件，发生在清道光十二年至十三年间，四川汉源松坪、黎州土司及大树堡黄大五武装叛乱的旧事。

壹

道光十二年(1832)冬月，白岩河(今属汉源县顺河彝族乡)万民安等人房屋无故起火，在证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一口咬定是彝民衣物基麻寿纵火所为，于是纠结族人将其捉拿送往县衙。

县令郑金榜也是糊涂官办糊涂案，当时就不问青红皂白，对衣物基麻寿一顿棍棒枷责，衣物基麻寿没有扛过这顿毒打，当场死于杖下。

其子沙哈则四处申诉无门，不得不求救于土司头人，并联络族人寻谋复仇。此时松坪土千户马林和族弟马龙（住安乐水桶沟寨子）同黎州副土百户罗木则、大田土司马奇英等早不满于官府改土归流，密谋发难，因担心兵力不够，于是便暗中联络凉山大土司邛部宣抚司岭凤云等密谋发难，歃血为盟，誓同进退。

此时，有富林的居民听得风声，于是急忙到清溪县衙密告，称“水桶沟马龙将要造反”。县令郑金榜不以为然，蔑笑称“水桶中的龙，能成得了气？？”所以对密告的事情一笑置之。

结果到了年底，两土司所属的百姓从皇木、马烈而下，沿路纵火毁房，大渡河南岸彝人闻风响应，富林、万工、片马、桂贤、麻家山等地烟火冲天，昼夜不灭。

这时，正好大树堡有一个叫黄大五的人也在晒经关帝庙竖起了反抗官府的大旗，因其为人仗义有谋略，因此在当地多有附从者，于是两名叛乱土司也去联络了黄大五，双方一拍即合，顿时声威大震。

这时清溪县署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县令郑金榜颤颤巍巍的书写“番倮俱反”的密信，八百里加急向上反馈，请求“告急请兵”。

清廷听闻消息后，立即派四川提督桂涵、布政使花杰率军昼夜兼程前往清溪弹压。

贰

道光十三年正月初三，清军先锋抵达富林白岩岗，与土司兵遭遇，土司兵本来以为随即要展开一场血战，谁知清军居然一触即溃，守备杨彪被彝人当场打死，溃兵连通当地逃难的百姓急忙向清溪县城逃窜。

清军副将古奎在跟随溃兵逃窜之际，战马被拥挤至伤，古奎到了清溪后，不为溃败自责，反而第一件事是要县署赶紧查处出伤马之人，索要赔偿银两，清溪县署不得不急忙调查，但是当时混乱逃命之际，又哪里找得到伤马的人，不得不株连了一批逃入城中的百姓，大家筹钱才把古大人的战马损失费给赔偿了。。。

而另一边，提督桂涵率领的另一部分清军清剿大渡河南岸，同样遭到了惨败，古奎还只是战马受伤了，提督桂涵就惨了，竟然在鬼皮罗（今桂贤乡）被彝兵给杀死了（一说为“讨越巂夷匪，连战皆捷。忽遘疾，卒于军。”）。

几名土司加上黄大五的武装见清军不过尔尔，士气大涨，趁势大举进攻。黄大五沿山而下，几逼大渡河。土司兵则攻占了唐家、汉源街两场，焚毁大量房屋，清军躲在清溪县城中只能严守，不敢出战，一边慌忙向上汇报战况，请求增加支援。

二月，清廷从甘肃调果勇侯杨芳驰授清溪。

杨芳，贵州松桃人，在平定回疆张格尔叛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正是他在道光七年在喀尔铁盖山（今喀拉铁克山）创下了生擒了张格尔之奇功，被封为果勇侯。

叁

杨至清溪后，分析局势，采取了“稳南打北”的部署，首先分两路攻取大渡河以北诸地。

一路出今丰厚乡攻取沙坪堡(万里乡境)杀民300 余人。继攻安乐水桶沟彝寨，枪炮齐放，房寨尽毁，击杀无辜 200 余人。

另一路沿汉源街至富林驿官道南进，顺势搜剿香树顶寨(今富泉镇香树村)，恢复了官道的畅通。

此时有阿吾一支彝人在大红山凭险据守，奋勇争夺官军枪炮，败退后深藏不出。

清军在武力镇压的同时，对没有参与和放下武器的彝民分别发给“良夷”或“盛世良夷”的红黄布旗，以示怀柔。

在平定了北岸战乱后，杨芳方始纵兵过了大渡河，在狮子山扎营。

随即派遣两军，一支前往晒经关阻滞黄大五，一支前往料林坪阻挡马龙。

在完成军事部署后，杨芳随即派人传话邛部宣抚司岭凤云，一方面是打探明观望，暗附和的岭凤云的动向，一方面是要他敢做到哪个程度。

杨芳首先要岭土司将附从松坪土司的曲曲鸟部落从叛军中撤走，最好是能够临阵反戈。岭凤云不敢不从，只得派人密往曲曲鸟部落处联络反戈一事。

杨芳在谋划好计策后，方出兵攻取马龙阵地，此时清军枪炮齐发，马龙以箭矢礌石抵抗，黄大五听闻马龙方面战事紧急，急忙率军前往支援，被游击张富率军阻挡，不能前进。

这边清军与马龙激战之时，曲曲鸟诸部蜂拥而至，马龙还以为是援军，未及提防，猝遭袭击，阵地顿失。

次日复战于鬼皮罗，官军四面包围，忽黄大五突出重围从后山杀出，马龙突围，急渡大渡河，官军穷追不舍，复战于白岩河。

马龙部下损失八九，随人潜邛部而去。黄大五终因寡不敌众，遭伏击而被擒。

三月底，邛部宣抚司岭土司擒获马龙。

四月初，岭凤云部押解马林、马龙、罗木则、黄大五、阿立基、杨文斌等六人过河，旋同其他人犯押解至成都，被省督凌迟处死，其首级被发回清溪县示众。

黎州土司马奇英因暗中参与此事，也被告发，被发配新疆充军。

三土司所辖彝民，俱令“改土归流。”

旧《汉源县志》载，“猓夷改装者，他徙者，县境内无复夷匪踪迹。”

这场战役，官军号称“万兵三帅”，如驱虎狼于羊群，凡彝寨堡子，经兵之道尸体横陈，狼烟遍野，各处犬食人肉，目不忍睹，后于汉源五谷寺侧挖万人坑，收埋尸骸。

至夏，粮价陡涨，斗米千钱，穷人惟以糠菜度日。

事后杨芳奏称“各处野夷闻风震慑”、“纷起缴械投首”“全境扩清”。

但事隔不久，城边境内又生事端。清廷斥责杨芳“办理不善，以致夷人复出。将杨芳交部里严加议处”。

后记

土司制度源于羁縻之治，其基本的理念是“以夷制夷”和“因俗而治”，基本做法是授予“内附”的地方首领以土司名号并允许世袭。

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土司纳入王朝的中央集权，赋予土司在辖区内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治等权力，只在朝贡、征调、承袭、入学等方面作出一定的规定。

在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交通极为不便、民族文化差异大的条件下，无疑是适合当时西南地区实际情况的一种合理的制度设计。

也正是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总体上确保了西南边疆的稳定。

但是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权力无法到达基层，土司家族集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于一身，具有明显的地方割据政权性质，因此在明及清际，开始大规模改土归流，在这个进程中，也就出现了诸如今天我们所写到的汉源土司叛乱。

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在边疆地区，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待边民所采取的盘剥和高压态势，也造成了边民的反抗，就像黄大五，本属汉民，但是同样采取了反抗的态势与朝廷对抗。

我们知道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历史、文化、利益、生存条件、政策等都能影响民族关系的发展，站在不同的立场，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但是总体来说，随着土司代理阶层被废除和国家权力的深入，王朝国家疆域得以稳固、意志得以贯彻、对改流区民众的教化得以推行，与之相应的则是民众与国家的联系加深、国家认同意识增强，以及各民族汇聚交融与和谐关系的形成。

参考文献：

汉源县志：三土司及黄大五事件

清史稿：杨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