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西子诗：凉山是一张巨大的网

莫西子诗在米地书屋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孟依依

山谷回音，荒原留声

对于非一二线城市来说，2019年底伊始的新冠疫情某种意义上或许算是一条缝隙。期间人口回流带动的劳动力、财富、文化流动，使回乡的人对旧生活产生一种期待，他们试图让小城容纳一些日常以外的事物。

莫西子诗就是在那时候回到西昌的。在机场落地，沿着狭长地形由北向南驶向市中心，和中国的大多数县城一样——即使这里是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府——会路过城郊一大片汽车商铺、仍在翻修的老城区、几块高大楼盘，然后到达邛海边的火把广场，一个城市地标。2006年他离开这里去上海的时候，火把广场正要竣工，56根将近十米的巨柱火炬渐次立起来，意寓民族团结。

扇形广场边缘有一条弧线街区，入口第一间是300平米的排练厅，疫情期间空置着。莫西子诗回来后听说可以使用，想做点什么。

他稍微有点头绪的是开一家书店。他喜欢书店，让人平静，在去过北京的单向街空间、南京的先锋书店、成都的新山书屋之后，他发现包含书店的多功能空间也很好玩。开书店的本意是把更多文化带入偏远的凉山，因此莫西子诗起初想开在白庙村，距离西昌市中心十余公里的小村子，他的出生地。但白庙村实在鲜有人至，而他又不想开死掉，于是决定先在排练厅落脚。还没开始装修，摩瑟伊萝来找他。

伊萝就读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全球在地化发展专业，是莫西子诗的大家族亲戚，因为疫情回国后在家上网课。那段时间，她和朋友都觉得家乡缺乏文化活动，有些无聊。她们想办点活动，于是来找莫西子诗。

几个人碰头，合计，决定从自己感兴趣的事入手。以火把广场这间空置排练厅为主要据点的一场场活动很快就拉开了序幕。2020年4月25日，第一场活动落地，“婚姻与性别”主题文化沙龙，讨论了凉山社会中高额彩礼现象以及不同性别在婚姻中的角色等话题，接着是“赶场拉咯”复古集市、“坝坝电影”观影会、“盛装Party”分享会、电影马拉松。

两个星期左右他们就能想出一个新点子，然后策划、实施，从4月持续到8月。这些小型的自发的活动没有借助任何公开渠道宣传，仅在朋友之间流传。

“那个时候乐此不疲，每天都很开心，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做一些事情了。”莫西子诗很高兴，回到故乡是他多年的“终极梦想”，“我们自己觉得很有意义的，各种各样的年轻人来参与。虽然人不多，但是终于可以在这里发声了，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一回来就吃吃喝喝。”

人最多的是一场观影会，五六十个人一起来看导演万玛才旦的《撞死了一只羊》。伊萝的妈妈是退休医生，就拿来医院旧的白床单给他们做幕布。排练厅由于顶上加装了泡沫墙而显得低矮、压抑，但“心血来潮的时候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

在旧排练厅的观影活动 图/受访者提供

莫西子诗还想过，等这个空间运转良好了，再开一间到白庙村去。

2020年是全国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年，在此之前的五年，西昌市财政每年投入1亿元以上，推行“修路不停、建房不止、产业发展”。凉山很多地方开始拆迁，旧房改造，夯土房推翻，大量旧物件混在废墟里。莫西和朋友们到布拖、昭觉、美姑这些周边县去玩时，就会顺便捡一些回来。

莫西子诗用这些捡回来的旧物件做过一次展览。“老旧的羊皮鼓，枯槁的簸箕，漆色暗淡的锅，浑身褶皱的锅，生锈的铁管，虫蛀腐蚀的木梁，竹席，铃铛，木水桶，以及再也不会拿来夯土的木锤。然后用木头搭建起简易的木架，再用细线把这些物件悬挂在上面。”敲击旧物，发出声响，以此唤起在加速发展之时对本源和来处的记忆。莫西子诗把它叫作“荒原留声器物展”。

关于这次展览，包括他们的其他所有活动，留存下来的资料非常少，偶尔能从莫西子诗这两年的采访或者早已不再更新的公众号里看到一些片段。它们跳跃地延续着，上一次活动来的人有时候会成为下一次活动的发起人，比如团队核心成员果基伊辛。

他们后来把整个系列命名为山谷回音，并延展成一个平台。“我们居于山谷，外界的东西到来跟我们产生碰撞，所以产生了回音。”伊萝解释说，“我们想做的是表达凉山青年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是必须经过外在力量的冲击和互动之后才能产生的。”

荒原留声器物展 图/受访者提供

非常好，但也略有苦恼

2020年8月，伊萝离开西昌，上学去了。9月，伊辛也去了成都。团队成员陆续离乡，莫西子诗开始动手装修书店。

室内装修时旧家具都要挪到院子里去，院子原先是泥地，种满了树。旧家具堆在树下，用篷布勉强盖住。结果一个雨季之后大部分还是烂了，太阳一晒，又全变形。

对植物的狂热则有增无减，莫西子诗沉迷在寻找、挖掘、照料植物当中。他花30块钱从一户拆迁户手里买了一颗巨大的金刚纂，壮硕得像个守卫，龙舌兰和昙花种在同一个水泥方盆里，将近两米的龟背竹栽在墙根，长势太好结果爬到了银杏树上。

如今成型的店里，旧家具、植物占山为王。300平米空间分隔为阅览室、陈列间、咖啡馆、吧台和院子，内外通透，动静相宜。门口的灯箱和夯土墙上都挂着“米地”二字。米地，有米有地，土地肥沃之地，彝语“非常好”的音译。

米地书屋在2022年4月30日正式开业。开业那天很热闹，好朋友野孩子乐队开车500公里从大理到了西昌，院子里撑开两把大阳伞，点灯，唱了一晚上的歌。

“我的精神家园。”2023年12月初，一个周二店休的下午，莫西子诗坐在院子里环顾四周，“我可以在这里坐上三天三夜。”

如他所说，这儿确实是一个精神的家园，一个精心搭建的自己的小庭院。阅览室里有各路友人们捐赠的书，陈列间一盏昏黄灯光，照着口弦、克西竹尔、陶布舒尔、鼓等乐器和淘来的小物件，咖啡馆里摆着唱片、杂志，还有FIRST青年电影展、金鸡国际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的手册、票根。这两年兴趣使然，莫西子诗参与拍摄了三部电影，《断·桥》《河边的错误》《带彩球的帐篷》，饰演正直到迂腐的桥梁设计师、道貌岸然的诗歌爱好者、逐花而居的养蜂人。

米地闹中取静，书不算少，院子里太阳也好，只是免不了落下如今书店的通病，“看书的人不多，自习的人多，就在那安静地工作，或者准备考研。”“荒原留声”四个字被装框裱起来，摆在阅览室的显眼位置，满墙绘本大多数时候无人问津。

坐在米地的院子里，能听到外头火把广场的声音，有一阵是为晚上演出而做的调音，有一阵是市集摊位上循环播放的招揽顾客的背景音，所谓民族风的通俗乐曲。

有时候莫西子诗也想，这么多年念兹在兹的故乡，是不是不在此地时才有的甜美梦境。一旦成真，虽然安逸，但也乏味。

“真正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他想了想，比如经常有人喊他喝酒聊天，但他酒精过敏，也不太爱说话，“喝酒的场合太嗨了，我不太适应，我嗨的方式是到野外去。”

2023年12月，第五届大凉山戏剧节在西昌举办，这儿稍显热闹。“但戏剧节一年才一次。平时基本上是一个小城镇的生活方式，很少有外来的东西。我会回到自己的舒适圈，在这个舒适圈里容易慢慢变得懒惰，我觉得这特别可怕。比如在北京的时候，思想一直处于在转的状态，但是到了这里，我觉得好像不转了，应该说是想转也转不起来。”

而试图让米地成为不断往外走的青年人回来时能够栖身的地方，和彝族传统文化保育的空间，也显现出力有不逮的状况。“这里是很偏远的地方，偏远是说文化上面，比云南还远很多。本地文化也没有办法流到其他土地上去，停滞在这里。”五年前莫西子诗就提到过很多孩子不会讲彝语了，现在又讲到，会制作传统乐器的人很难以此为生，大多还是出去打工，“传统的歌谣、乐器传到这一代，少了一半，再传到下一代，只有几个了。学的人少，更重要的是学了之后还要变成自己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都能够生根发芽。”

路让树有了路，路让树没了路。拍摄于西昌大箐俄鸠坝 图/莫西子诗

2020年之后，莫西子诗从北京搬回西昌，一边欣喜于看到了那条缝隙，一边又沮丧地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主理人，无法持续地策展、打理店铺，甚至摆放每一棵树。日常被琐碎的主次不分的事务占据着。

不能忘了他的主业是做音乐，这段时间，他要给一首新的电影配乐录试唱、准备演出歌单，还要修改摄影集《自然的孩子》文字部分。除此之外，还要发愁下一张专辑的方向，是民谣还是纯音乐还是乐队专辑。“我还在这几个里面纠结。”他挠挠头，还有一个仍旧困扰他的问题是——清晰地看见自己身上彝族的东西太重了，他想可能的话再次离开这里，去跟更多的东西发生碰撞。

在来回的穿梭中

小学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大讲汉语，所以即使西昌市大箐乡的老师用汉语授课，学生用汉语简单作答，莫西子诗和其他孩子还是说彝语。初中他到凉山州民族中学上学，发现周围一下子全是汉语讲得好的同学，讲得不好会被取笑。莫西子诗的彝腔很重，更不敢说话了。

有一天他坐在校园里，看到越野车上下来三个长头发的青年，坐在草地上弹琴唱歌。他看到的是“金丝鸟”合唱团。次年，他们一炮而红，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彝族流行音乐组合，副州长将他们的名字定为山鹰组合，鹰是彝族的图腾。彝族音乐人多使用传统乐器，清唱，但山鹰组合弹吉他、唱和声，莫西子诗觉得眼前一亮。

他和同班好友每天跟在有吉他的学长后面，吵着要学，每个人弹几分钟就轮到下一个。他也去买唱片、CD，上面写着“北京”、“环球”、“京文”这些字样。

“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去北京，其实不是偶然，”莫西子诗说，“永远有未知的事情，让你生下来总是要往外面去走的，当然每个个体不一样，但是大多数人生下来都是要去看一下的。”

不过那时他倒没有想过要成为音乐人。大学毕业他去了上海，每天在住处和公司之间两点一线往返，周末到徐家汇看看，连外滩都没去过。徐家汇有上海音乐学院，他在汾阳路的一家琴行买下了自己的第一把吉他。总的来说，生活状态更像是“在边缘徘徊”。听说北京的音乐节多，一年之后他辞职北上，在幼儿园做老师，到鼓楼一带当导游。

“那个时候我们还去做‘群演’。”傍晚，莫西子诗买了两根烤苞米，我们站在路边一边啃一边闲聊在北京的事，他说的是刚去北京时，“也不是群演，就是有人结婚，用的是清朝八抬大轿的形式，我们就穿那种衣服去抬轿子，凑人数。一天20块钱。然后撒一把糖，都争啊抢啊，好像这辈子没见过糖一样。现在想想好可怜哦。”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过那时候觉得是在外面打拼嘛，从来不觉得苦。”

当完“群演”大家坐一辆中巴车回家，同车妇女说起自己在北京五年了。那会儿，莫西子诗觉得五年好久，他只打算待一年，赚到两万块钱然后回家开店。

“那时候是住在地下室。”子枫也想起来这些事，他和莫西子诗因为都曾在西昌的酒吧驻唱而认识，退伍后，他也跑去北京，两个人又聚在一起，一起当“群演”，“地下室信号还不太好，它有一个小窗户，但是比较高，所以每次都要踩到床上把手机伸到那个窗户，才有一点信号。”

工作之余，两个人骑自行车到处逛。有一回骑了一整天，从马甸桥骑到昌平、怀柔的村子里，村里人看到他们，“觉得我们还挺稀奇，有点像城里来的，反而他们成了乡下人。”子枫笑说。

或者到郊区水库、河流游泳，爬山，在路边淘旧物件——子枫每次搬家都会丢掉，莫西子诗则堆起了这些旧东西，“快乐在于放松，就挺自由的。”

一年之后，莫西子诗没有回家开店，他在北京待了14年。子枫每年都会回家过年，莫西不一定，可能两三年都不回，“北京离西昌特别远，就像另外一个国度。”子枫看他有空就摸吉他，经常把自己唱哭。“后来录音也是，唱着唱着，从录音棚出来，门一开，还擦着眼泪。”

2009年，莫西子诗和子枫组成了乐队“两块铜皮”。莫西身上经常带着一个彝族口弦琴，由两块铜皮组成，二人组合，方便出行，自在原始。

刚开始，子枫每次吹唢呐热身，搓热双手，开润哨片，冷不丁“咘——”，出来就是婚丧嫁娶的调调。莫西说，你能不能吹点不一样的？子枫一点就通，把唢呐的哨片和信子都拔了，直接对着唢呐杆吹，声音变小变柔，显得内敛许多。

“他不喜欢太常规的，我们都一样。后来我们对所有乐器都用自己的理解去重新玩它，就像小孩玩玩具一样，怎么好玩怎么好听怎么来，不管那些定义啊已有的东西啊，我们都不管了，都不在框架内的。”子枫说，“对自然的酷爱，研究这些树、花草，跟音乐其实是相通的。”

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的礼堂里举办彝族新年活动。“两块铜皮”乐队上台唱了《知了只叫三天》。子枫吹奏彝族的传统乐器口弦，莫西子诗唱彝语词。

果基伊辛就是在这次彝族年晚会上第一次见到莫西子诗的。“他的音乐本身有实验的一面，在那个场合又是家乡的一面，两个东西凑在一起了，挺奇妙的。”

也就是说到了北京，莫西子诗开始用彝语写歌、唱歌，他才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唱彝语歌很好听，才反应过来：难道这才是我的优点？他在彝族年小聚会上唱过的歌后来被山鹰组合的瓦其依合收录在专辑《黑鹰之梦》里，他自认并不美妙的歌喉被认为充满了原生态之美，他逐年减轻的彝腔也不会再被嘲笑了，反而是一种淳朴的、民族式的标识。

2014年，36岁的莫西子诗因在《中国好歌曲》节目中演唱了《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而走红。同年发布第一张专辑《原野》。四年后又发布第二张专辑《月光白得很》。他的创作和诗歌亲近，彝族史诗、腔调、乐器演奏的节奏很像诗的节奏，诗和彝语都是他的身体经验；也和自然亲近，在对自然和故乡的歌唱中蕴藏着孤独、忧伤、快乐。

2014年，莫西子诗（左一）和郑钧（左二）在《中国好歌曲》节目中合作演唱 图/视觉中国

在彝族现代音乐发展序列中，莫西子诗可以被划为第三代。经过凉山歌舞团对现代艺术表现的探索，山鹰组合、彝人制造对流行音乐的概念和制作形式的使用，包括莫西子诗在内的新一代彝族音乐人，有意识地要去尝试更多文化样式，比如吉杰在专辑《自深深处》中用了爵士、灵魂乐谱曲，而莫西则更多选择的是民谣，更重要的是，这些并不是削足适履般的塞入，而是融合。

2023年12月北京下了一场暴雪，前一天晚上，莫西子诗和他的乐队成员准备飞来北京参加活动。这个乐队在他2014年巡演时有了雏形，几经流动，如今固定在五人，但因为大家散居北京、上海、西安等地，一个月才碰头一两回。子枫是这里面和莫西子诗认识最久的，“莫西是接受度比较广的，以前他有一个电声乐队梦，尤其惦记民谣摇滚，这是他北漂时候的梦想。而现在他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释怀或者释然，不再执着于某一个形式。”

“我们为什么那么多年还在不停的往宇宙去，各种发射卫星，去探索？”还是站在街边啃烤苞米那会儿，莫西子诗说，“我觉得其实这是我们在寻找自己，我是这么认为的。就像我跑了那么多圈，才开始找到自己，才发现用母语创作这件事情，还挺适合自己，而且觉得可以一直做到老做到死，我之前从来不会有这种想法。”

山谷回音的最后一次正式活动是在2020年底，他们在北京望京举办了一场共创展。出于身在异乡而对故乡凉山产生的熟悉与陌生感，他们发起了一次征集，面向所有人征集关于凉山的创作。凉山的青年，他们外出又回归，在来来回回的穿梭中，探索家乡和外界、自我身份和外界身份之间的关系。

“凉山是一张巨大的网。”伊萝说，“对家乡山水的眷恋、传统文化和观念，一直把我往回收，把我拉回凉山的情境中。我在外面的生活、学习，又把我带入另一种运作逻辑里。在外面遇到困惑的时候，我会怀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我的亲人和他们带给我的温暖，但是在家乡，又没有办法满足我内心的一些想法，需要去外面寻找更多可能性。这张网是无形的，既是我前行的力量，同时又是束缚我的东西，是一个动态状态。”

仪式的天才

法国学者魏明德从1995年到2007年每年去两次凉山，每次待两到三个月，他称彝族人是“仪式天才”。

“诺苏（彝族中人数最多的一支，莫西子诗即属诺苏）艺术与宗教仪式的表现密不可分，从没有永久存续的打算，只想以此形式度过人生的某些痛苦的阶段。”魏明德写道，死亡也好，艺术创作也好，“共同的表现都是在指示道路、引领如何涉水而过”；“（死亡）其实就是一部指示‘白色之路’（灵魂通往祖界的道路）的丧礼创作，已逝者将藉由这条先人们行经的路线来与祖先团聚。”

这条白色的路即出现在莫西子诗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山魈》中，黑夜的鬼诱使人们去走黑色的路，而偏离了白色的路。莫西子诗要选择的，是这条白色的路。

这两年去演戏，他也经常把这种自己向往的特质带到角色里。他在《河边的错误》中要演的角色王宏看似老实，实则想甩脱情人，他不愿意，觉得这人“猥琐”。后来听说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演，他就老在心里给王宏找些优点，好对得起姑娘的喜欢。

于是王宏出现的第一场戏，一个模糊而看不清人脸的远景镜头里，爱好诗歌的工人在礼堂读诗，因为口音引起哄笑，莫西子诗用自己稍加改动的台词和语气说：“我觉得刚才这段用方言很好，诗歌是非常严肃非常纯粹的事情，就是真诚地直面自己。”导演魏书钧也说，因为他的真诚，当他有这样一段关系又想摆脱的时候，那个摆脱本身也显得有信服力。

采访的前一天晚上，莫西子诗和亲友们一起去看戏剧《千里走单骑》。那是一出独角木偶戏，二十余个形态各异的木偶在演员洪金雕的牵引下演了一出故事，以洪金雕本人如何拜师学艺、苦练冥思以及辞去公职从泉州骑行到深圳并在沿途为福利院儿童演出为主线，串联起好几场提线木偶、布袋木偶、杖头木偶、铁枝木偶和皮影戏表演，其中包括经典剧目之一，《千里走单骑》。

莫西子诗说，看完之后，他自己在台下偷偷掉眼泪。

“如果一个人能够一直按着自己内心的喜好，去走一条路，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的事情。”他又讲看了很多次的胡金铨的《侠女》，“怎么拍这么好，就像那个木偶剧一样，把古人的忠肝义胆拍出来了，就觉得，人间还是有真情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会麻木，再加上现在信息太碎片化，人会有点飘忽，所以像《侠女》这样的电影和昨天的木偶剧，这种东西在给人温暖的同时也可以来剂猛药，让人清醒一下。”

“我很向往，或者说是我觉得很对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会那么……那么有仪式感。”他很认同另一位观众对整出戏和演员评价时使用的一个词，“匠人”。

莫西子诗在米地书屋，墙上是诗歌与龙舌兰的倒影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孟依依

后来我们采访结束，走出米地，莫西子诗回头去把玻璃移门关上，又往外走的时候流露出一种幸福和满足的神情，说：“开一家书店还是很好的是吧？有一点点匠人的精神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责编 杨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