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云南起义之后（1）身陷囹圄 （下）

有一次，我在狱中见到了一个刚从台湾派来昆明的特务郑世勋，他告诉我：

毛人凤对我事前不能防阻卢汉起义，事后没能以身殉职，反而参加了起义，非常痛恨。

他说毛人凤曾经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说：“军统的高级骨干都是忠于领袖的，决不会公开反叛的。”

但是，他却万万没有想到，全国20几个省、市解放之后，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根据地上，军统局的将级特务、地方负责人公开起义的，居然会是我这个18岁参加军统、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毛人凤认为，这太给他丢人了，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当蒋介石派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飞来昆明，指挥两个中央军攻打昆明时，毛人凤特意委托汤尧，在打下昆明之后，立即用专机将我押送台湾，如果昆明没有攻下，他还准备秘密派特务到昆明来暗杀我。

得悉这个情况后，我心里恐惧不安。最担心的是，居住在香港的老母、妻儿会遭到军统的暗害，因为，我知道军统特务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所以，我很希望能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系，求得台湾方面的谅解。由于有了这种想法，我便开始对共产党采取了抵抗行动，拒不接受改造。

当时，监狱制度虽然严格，但对我还是比较优待的。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伙食也比一般犯人好。还让我参加了狱中成立的技术研究室，每天领着几个过去的报务员收听西南方面的各种电台，看是否有潜伏电台。

可是，我不但不帮助辨别，而且当看守人员不在场时，便收听 “美国之音”。一天，我听到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并接近鸭绿江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高兴，忍不住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犯人，暗示他们不久就会有出头之日了。

我过去在中美合作所时，认识许多美国人，对美国有着一种非常崇拜的心理，总认为美国人一定能打胜，更希望他们打胜。心想，只要美国一出兵，共产党肯定会垮台，蒋介石又会卷土重来的。

在高兴之余，我又有点担心，万一美国人打到云南，共产党会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在逃跑之前搞一次大屠杀，把我们都干掉呢？

如果共产党不干掉我，国民党回来之后，毛人凤会不会饶恕我呢？思前想后，内心矛盾重重，不禁感到前途茫然。

为了提防国民党打回来以后，自己无法交代，我一方面将几个大资本家送的钱物，按月分给我的旧部下；另一方面，决心在狱中与共产党对抗到底，决不再干一件对共产党有利的事。

1950年2月2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个时期，昆明军管会公安部的刘部长经常找我谈话，进行开导、教育。我表面上应付，心里却想：“不放我出去，说什么都是空头支票，再也不上你们的当了。”

一次，刘部长让我在狱中，向几千犯人讲述军统的罪行，我只挑一些众所周知的事讲了讲，有人多次问到戴笠的罪恶，我总是一带而过地说：“戴笠虽是军统的创办人，但他已经死了，不用讲他了。”

实际上，我从心里不愿说戴笠一个 “不” 字。

还有一次，刘部长让我在云南省公安人员会议上，讲一讲特务活动情况和特务行动技术，我很不情愿，但又不能不讲，只好简单地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谈了谈。

最后，还不无讽刺地说：“你们是依靠人民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军统特务那一套东西是搞不过你们的。”

一天夜里，刘部长又找我谈话，只派一个小通讯员押送我，从看守所到市公安局有一小段距离，当我被押着走到街口时，突然停电了。我立即想到：这是一个多好的逃跑机会啊！

昆明的地形我很熟悉，而且，这里刚解放，群众觉悟还不高，只要把小通讯员打倒，我就可以逃之夭夭了。

在昆明，我的熟人很多，自己身上又带着五两黄金，只要找个地方躲几天，就可从小路逃往边境，偷越国境，去香港或台湾了。

昆明圆通寺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可是，又转念一想，到香港或台湾后，若得不到军统的谅解，反而怀疑我是被共产党收买后，派出来工作的，那不是自讨没趣吗？

同时，自己既然通电起义了，何必再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呢？万一被捉回来，事情就更不好办了。由于这一瞬间的闪念，才没有逃走，没有造成终身大恨，但是，思想上的抵触并没有消除。

当看到同狱的犯人认真接受改造时，我便深有感叹地写道：

对镜无言只自伤，懒从邻院学新装。承恩怕问前朝事，未启朱唇自断肠。

我这是借诗来表示对蒋家王朝的怀念，不愿像别人那样去接受改造，揭发国民党的罪行。

当看到有人向政府交出贪污的财物时，我则认为，他们是在向共产党献媚取宠，又用旧官词的形式写了一首诗：

佳丽三千入六宫，自怜倾国与人同。君王未许承颜色，不惜金钗赠画工。

把监狱比成旧式的宫廷，将犯人比成宫女，借以讽刺挖苦那些向政府交出财物的犯人。并且认为，这种诗即使让人看见，也只会当作是写汉元帝时宫女贿赂画师、向皇帝求宠的故事。

当看到西监一些态度顽固的犯人，戴着手铐脚镣到院子里活动，排着队艰难行走的姿态时，我表示非常同情。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苦闷和怨恨，我这样写道：

环珮声飘逐队来，西宫遥见禁门开。跚跚莲步轻移缓，知是庭前献舞回。

这首诗看起来好像是在描写宫女们佩戴着金玉装饰，去庭前献舞后，排着队莲步轻移，缓缓而来的情况，实际上，却是对戴着手铐脚镣行动艰难的西监犯人寄予深切的同情。

还有一次，当听到一个刚从南京押来的犯人被拉出去处决，我心里非常难过，整夜不能合眼，提笔写道：

孤芳自赏立深宫，来自姑苏倍有情。一夜朔风吹折尽，隔帘愁煞惜花人。

在我的心目中，这些被镇压的人才是英雄好汉，他们像花一样的美好，而现在却似冷酷无情的寒风，把这样好的花都毁坏了。

我讽刺那些认真学习、改造思想的人是：

新诗御制竞相传，日向君王诵百遍。堪笑杜鹃空泣血，衰颜何事博人怜。

我还挖苦那些对我们进行耐心细致思想工作的管理人员是：“东风枉费吹嘘力，不及前朝雨露多。”

不仅如此，我还经常以看相的方式，进行反动宣传活动，暗示别人说：“这是临时的灾难，只要坚持忍受，必有出头之日。” 让他们不要靠拢政府，不要靠拢共产党。

不久，镇反运动开始，监狱里看不到报纸了，外面的情况也不知道了。可是，关于镇反的事倒听了不少。

有些没有撤换的旧看守，常常告诉我说：“今天又枪毙了人。” “报纸上登了，又有一批反革命被镇压。” 我听到这些消息，心里惴惴不安。

有时，我就偷偷地问旧看守：“你们听说共产党准备怎样处置我们吗？” 有的回答说：“不知道。” 有的却答非所问地说：“像你这样的人，让共产党拉出去枪毙了，实在太不光彩。”

有的还莫明其妙地说：“你如果需要刀片、绳子，我可以给你送去。” 我反复琢磨他们话中的意思：

到底是怕我被拉出去公开枪毙不光彩呢，还是让我自杀，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有一次，两个旧看守押着我和另一个因有特务活动嫌疑而被捕的商人，到牢房外的监狱办公室照相。

在走过牢房外那长长的甬道时，我问看守：“给我们照相干什么？” 两个看守互相看了一眼说：“一般地说，第一天照了相，第二天就会被拉出去枪毙。”

“哦！这倒不错。我死了还会有张照片留下来，这倒是值得庆幸的事。” 我故作镇静地说。

没想到，与我同行的那个犯人，听到对话，吓得面无人色。他结结巴巴地说：“为什么……为什么要枪毙我？……”

两个看守也不理他，一边一个缠着我说：“现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厉害得很，你可别说出我们过去帮你送过信、买过东西的事，你要是说出来，我们可就没命了。”

听到他们的话，看到他们那副紧张的样子，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们一再暗示我的那些话，无非是想让我自杀，让我早点死，免得揭发他们。

我心里不免有点不痛快，便想拿他们开开玩笑，于是一本正经地说：“那怎么行？你们不是说要对共产党忠诚吗？我也要向你们学习，把过去的事告诉政府。”

这两个看守一听，都吓坏了，小声地央求我说：“你就当没那回事，不就行了吗？” “那怎么行？每件事我都记在日记本上了。” 我继续开着玩笑。

此时，这两个看守和那个犯人都面色苍白，走不动了，一个看守建议，坐下来歇会儿，他要小便去。

谁知，等我照了相回到牢房时，发现我的日记本被人偷走了许多。我分析：这肯定是那个借故小便的看守干的。

实际上，那些事我根本没记在日记本上，更没有揭发他们的意思，只不过开个玩笑罢了。既然要枪毙我了，日记本丢就丢了吧，我也懒得再追问。

当天夜里，我对于第二天要被枪毙的事想了很多。我想，让我自杀，我决不会干的。我倒希望能把我拉出去，公开枪毙。只要我被共产党杀死的消息一登出去，台湾方面一定会谅解我的。

这样的死，既能表现自己所谓的 “军人气节”，又能说明自己对国民党的忠诚，同时，还能起一个反宣传的作用，这就等于是告诫其他特务：共产党对特务是不会留情的。这样，即使我死了，香港的老母妻儿也就不会受到军统的迫害了。

想是这么想，但这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特别是想起妻儿老小无人照顾的情景，心里就感到一阵阵的酸楚。一个人在牢房里踱来踱去，悲愤之极，即提笔作诗，以表自己临死前对老母、妻儿的怀念：

终宵坐立听更残，今日方知一死难。险讯频传心欲裂，危言不信胆能寒。

夜焚积稿诗同劫，晓看遗书血未干。含泪临窗遥拜母，长怜老幼倍难安。

思亲欲哭泪先枯，怒斥苍天有眼无？万念俱灰拼一死，满腔悲愤欲三呼。

红颜未老怜妻寡，白骨抛荒叹我孤。料得人亡情更冷，哀哀八口倩谁扶？

离魂夜夜绕天涯，世事茫茫只自嗟。死若有灵长佑汝，生无一刻不思家。

难分昼夜人如梦，不辨晨昏眼渐花。怕听杜鹃惊坐起，一轮寒月又西斜。

当时，只有二三天的时间，我就写了十首这样的律诗。由此可见，人之将死，真是思绪万千啊！

后来，我才知道，让我们照相，原是为了监狱里存档备案，并不是拿我们去枪毙，完全是一场虚惊。

尽管当时没有枪毙我，但我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并没有丝毫减少。我想，枪毙我是必然的，无非是个迟早问题。

有一次，刘部长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说：“现在正在镇反高潮中，过去许多被你关过的人，以及亲人被你杀害的人，天天找到公安部来，要求镇压你，特别是你过去几个学生的家属，经常来找我们。我们想把你转移到重庆去……”

说实话，当时我对刘部长的话，是半信半疑的，他所说的那几个学生我是知道的。

原来，在军统局举办的参谋训练班里，有几个学生毕业后，被军统派到东北的云南部队 （卢汉的部队） 做情报工作。

后来，云南部队在东北打了败仗，这几个学生被共产党俘虏了，进行教育后又放回云南。

这几个人回来后，有人向我汇报说：“他们投靠了共产党。” 还有的说：“这几个人被卢汉收买了，现在派回来，是了解你的情况的。”

听到这些，我非常气愤，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派人，把他们骗到昆明郊外枪毙了。现在，可能是这几个人的家属来找我要人的。

不过，我不相信，共产党真的是因为怕别人找我的麻烦，而把我转移到重庆去。我认为，一定是把我押到重庆以后再处决我。

于是，我在临走之前，将我在狱中写的诗稿卷在一支毛笔杆上，用两缕白棉线缠在上面，交给我的一个亲信，让他替我保管，免得离开昆明时，被监狱没收。

1950年代昆明街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这是1950年12月底的一个早晨，我刚刚起床，看守就通知我去钉脚镣。我知道是要押我去重庆了。

当时，为了怕昆明的人认出我来，便在我头上罩了一个棉口袋，只露出了两只眼睛。我看见几个曾经认识的熟人，想让他们知道我被押走了，但有看守在旁，无法同他们说话。

上飞机后，我见斜对面坐着一个曾经认识的商人，便故意把头靠在机座靠背上，把棉口袋弄歪，露出半边脸来。商人一见是我，吓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不敢说。我想，只要让人知道我离开昆明就行了，自己的这套行装就等于告诉了对方的一切，无须说话。

记得当时我乘坐的那架客机是 “上海号”。飞机起飞了，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酸楚：

两年前，我从这里送走了妻儿老小，她们日日夜夜在盼望我从这里飞到她们身边去。而今，我离开这里却是飞往重庆，何时能再见到亲人！此去重庆，是凶是吉？真是未可预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