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流芳百世吗？”在一次醉酒后，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曾这样问部下。

2017年10月，他刚从王健林手中夺得中国首富的接力棒，成为历年来财富最高的首富。从一个河南农村的孤儿，到如今的中国首富，许家印不可谓不是一个传奇。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对自己的“身后名”产生了浓浓的担忧。

商人曾经被打压上千年

许家印的担心似乎是中国商人群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挥之不去的心头乌云。只有极少的成功商人能够善终，甚至留下好名声。

“商品”、“商人”等称谓始于贸易发达的商部落，也就是后来的商朝。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认为殷商之亡，就是亡于民众热衷工商而荒废农业，因此推行重农政策。在此后的绝大多数朝代，“重农抑商”都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尤其在商鞅变法之后，商人开始了上千年的被抑制的命运，直到两宋才出现缓解。

“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国家绝大部分人力和土地绑定，确保了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有利于巩固统治。但造成商人地位低下的原因，离不开“重义轻利”思想的作祟，正所谓“商人重利亲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

红顶商人难逃被清算的命运

即便如此，被抑制的商人群体还是创造了很多商业的辉煌。其中又有很多人发现“抑商”政策有漏洞可钻：“抑商”的核心思想并不是“禁商”，而是通过抑制私营商业来保护、扶持官营商业，使国家有足够的经济力实力来治理社会。

既然经商受到各种制约，那不如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去。所以在历朝历代，“学而优则仕”一直被全国各阶层人民视为发财致富的康庄大道。而相较于普通老百姓，有钱的商人更有实力将后代送进庙堂。

至于那些成不了“大腿”的，就只能抱紧大腿。渐渐地，商人讲政治成为一种新潮流。在晚清时期，商人地位普遍提高，但那些能够左右逢源的仍然是胡雪岩、盛宣怀这类官商结合的商人，俗称“红顶商人”。对于这种商人来说，经商才能并不是主要素养，通过政治权力获得资源才是发展壮大的王道。

但这种模式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政治势力的变化日新月异，今天的靠山往往就是明天的火山。这也是古代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的重要原因。

商人到底怎样才能流芳百世？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些案例中一窥究竟：吕不韦虽坐拥千金家产，官至秦国丞相，但还是靠主持编纂《吕氏春秋》，留下“一字千金”的美名；范蠡辅助勾践复国后转而经商，三成巨富，又三散家财，后专注公益事业，成为中国儒商鼻祖。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兴起，而昔日戴头巾、穿黑白鞋的商人，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被政府与社会尊为“民营企业家”。伴随着他们得到了越来越高的社会地位，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也随之增加。

有人曾经指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有钱人能流芳百世，唯有教（教育）、科（科学）、书（好书）才能千古留名。

以社会为己任的是企业家，以企业为己任的是实业家，以赚钱为己任的是资本家。但凡要在青史留名，必须在企业经营成功的同时做好利益共享，承担社会责任。这既是给企业家的一个定位，也是企业家成长、成熟、成功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