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L的崛起之路(1986-1987)：“花钱大王”与关键的1987

幸福感

在1986年年初，ASML的美国销售团队在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把PAS 2400成功卖给了一家小型芯片制造商MMI。本地团队和本地技术支持成功说服这家公司要信任ASML。在凤凰城的ASML实验室有1台步进光刻机，还有3名销售工程师和2名服务工程师：他们都是前GCA员工。

MMI制造相对小的芯片，所以它对光刻机的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因此，PAS 2400的较小的曝光光场对MMI来说并不是问题，这意味着这家公司可以充分利用PAS 2400的一些优秀特性，比如高产量、高精度和极高的可靠性等。此外，电动晶圆台对MMI来说也特别有用，所以这个客户帮助ASML挺过了这个特殊阶段。从那时起，ASML不再是纸老虎，而是真正成为一家拥有装机量的新晋竞争者。

员工们在位于维尔德霍芬的ASML新工厂为MMI组装PAS 2400

实际上，PAS 2400只是一个仓促完成的解决方案，它只是一台用干净的电动晶圆台取代油压驱动的PAS 2000。但在MMI，PAS 2400运行完全正常。事实上，这家小型芯片制造商对这台机器非常满意，MMI的生产负责人乔治·科恩（George Kern）允许ASML在1986年年初投放的广告中使用他的照片。

在广告中科恩说：“荷兰的步进光刻机大大提高了芯片的良率，套刻精度和产量都比我们以前的光刻机增加了50%。”由于PAS 2400的产能和可靠性更高，MMI的实际产量提高了1/3。“更重要的是，这台机器的正常运行时间超过90%。”科恩感慨地补充道，表示他又多买了4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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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ASML充满了幸福感。他们不仅成功获得了一家客户，而且PAS 2500的最后期限又被延后了几个月，这给了工程师们极大的喘息空间。时间仍然很紧张，尽管每天都要召开危机处理会议，并付出大量血汗和泪水，但工程师们知道他们会成功的。

毫无疑问，他们知道自己将为4月的Megachip项目和5月的SEMICON West展会交付设备。连续几个月的加班已经是常事，整个团队都沉浸在已经看到终点线并知道他们终将冲过终点线的激动的情绪之中。

ASML已经拥有300多名员工，有几台PAS 2400已经在客户的工厂中运行。虽然胜利还有点远，但是曙光已经在前方。ASML已经是一家真正的公司。工程师们坚信：他们正在制造一台征服世界的机器。经过两年的拼搏，他们终于有了一个最终产品，一个市场一直在等待的产品。他们要在这个行业立足，要站在成功者领奖台上的愿景将不再是梦想，而是即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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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2500即将完成并不是大家保持乐观态度的唯一原因。几个月前，竞争对手GCA的股价暴跌，这是命运逆转的第一个迹象。这位以前的市场佼佼者遇到了大麻烦，其几名员工甚至跳槽到了ASML。

2月下旬，贾特·斯密特宣布了一个颇有胜利意味的消息：他已经说服GCA的服务经理肯·皮恩（Ken Pynn）跳槽来ASML工作。当皮恩抵达维尔德霍芬时，斯密特和他的团队终于明白，他们的竞争对手的问题有多严重。1986年5月初，斯密特向他的管理团队总结了出现问题的原因：GCA的技术创新太慢，公司没有足够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家都知道GCA注定失败，这意味着ASML等到了好机会。

GCA并不是唯一一家陷入“光刻泥淖”的公司。继Censor业绩严重下滑后，Perkin-Elmer也失去了大部分信誉，该公司也放弃了欧洲步进光刻机业务。

对ASML来说，另一个好消息是：市场复苏的最初迹象在1986年春天出现。斯密特在1986年5月初的运营计划中写道：“商业环境和竞争对手地位的意外变化（市场领导者GCA濒临破产）要求我们调整战略和计划。”几周后，ASML将第一批PAS 2500运送到Natlab，而该机器已经引起了美国芯片制造商的极大关注。赛普拉斯对此很感兴趣，AMD已经签署了购买2台PAS 2500的意向书，VTI也希望购买2台。斯密特预计MMI还将加购2台PAS 2400。所有这些订单，他认为都能在3个月内完成。

此外，中国还订购了一台旧式油压驱动的PAS 2000，而且其他东亚国家也有意购买。斯密特感受到了执行下一步计划的紧迫性：他需要让公司为随后增长的需求做好准备。他在运营计划中写道：“现在的市场情况，特别是最近时机迅速成熟，迫使我们在1987年而不能再等到之前预测的1988年占领美国市场。”

斯密特描述了眼前的这些机会：准备开始生产VLSI芯片的芯片制造商开始对非日本设备感兴趣。他在运营计划中写道：“ASML正在开发一款新产品，这款产品将极大地提升客户的信任度。”该产品采用欧洲镜头，蔡司将制作其中的9个。这些镜头具有较大的投影光场，能够对细节小于1微米的芯片进行成像。这些镜头将用于制造定于1987年年初交付给飞利浦和西门子的Megachip项目的9台PAS 2500。

事实上，大多数客户都将其视为迄今为止用于制造1微米以下芯片细节的最佳机器。尽管如此，斯密特的运营计划也带来了一个负面问题：ASML本应在8月之后的5个月内，每月向Elcoma运送4台PAS 2500，但这个飞利浦的部门已将这20台机器的订单推迟到了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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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L现在制造出了一台出色的设备，而主要竞争对手在一个接一个倒下，市场环境非常有利。斯密特想尽快品尝到胜利的味道，于是他决心加快速度。他想扩大批量生产的规模，并提议他的管理团队将公司的销售目标设为1987年的125台和1988年的250台。为此，他希望在1986年生产40台步进光刻机。

斯密特认为，全球步进光刻机市场在1985年跌至500台以下已是低点。1986年市场将有望回暖。事实上，1985年全世界只售出了250台机器，尽管1986年春季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但当年只交付了125～150台步进光刻机。但ASML的首席执行官还不知道这个信息。

他乐观地在5月的计划中写道，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1987年的订单量将相当可观。他怀揣着雄心壮志：“我们预计，我们今年售出的每台机器都将成为明年翻5～10倍的基数。”斯密特尚未制订扩建工厂的计划，但很明显他认为现有的生产空间不足。到1987年年底，ASML将需要大幅扩张以生产届时飞利浦和西门子将在其Megachip项目生产线上使用的新光刻机。

斯密特认为，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是在美国市场建立主导地位的“第一和绝对先决条件”。如果不能大批量生产，ASML就没法利用芯片市场复苏所带来的机遇。“为了在1986年实现PAS 2500的批量生产，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精力。”他在写给他的管理团队的信中写道。

为了实现专业且高质量的生产，公司必须大幅提高在工程和生产方面的能力。斯密特意识到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1986年再次投入大量资金，这比预计的要多得多，但是他对此并不在乎，因为他看到行业领导者的地位在召唤着他。如果这意味着耗费数百万美元，那也在所不惜。

斯密特是一个致力于完成使命的领导者，他热情洋溢，势不可当，但他的雄心与ASML的囊中羞涩以及公司的技术水平形成鲜明对比。PAS 2500将在几周内运送到Natlab用于Megachip项目，但它只是一个原型，仍需要完成大量的后期工作。

事实上，PAS 2500能按时交付给Natlab已经是个奇迹。这台机器是由一支两年前从未听说过光刻机的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开发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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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特激动地认为，他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让股东和投资者掏腰包。他可以向他们展示ASML为什么需要这笔钱。经过与管理团队长时间的讨论，他立即记录下他的结论和理由。最终的计划显示，ASML可以在当年再生产并交付40台光刻机，预算约为2,850万美元。

斯密特通过计算得出ASML在1986年将亏损580万美元，但他也确信ASML在1987年净利润将达到610万美元。但这样的利润额仍然无法使ASML在1987年变得富有。因为1987年，公司不得不偿还荷兰政府经济事务部810万美元的贷款。为了不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斯密特使用了“保守的损益表，1987年能销售100台机器”的说法，而他自己相信ASML将实际交付135台机器。他指出，在不包括日本市场的情况下，1987年这些步进光刻机应该能带来9,600万美元的收入。ASML总部对设备的销售量非常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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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L当时没有意识到半导体行业的衰退将在1986年进一步深化。那一年，公司最终的销售量不是40台机器，而是12台机器。不光如此，其中大部分还是折价出售的，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为了避免破产都在倾销他们的库存。

但是，当斯密特在5月制订运营计划时，他仍然感到欢欣鼓舞。他亲自在给管理层的文件中划出了重点词：“ASML能否实行上述所有组织措施，以交付足够数量的可靠产品，需要密集的专业支持。换句话说，如果公司能管理并控制它所面临的极快增长和变化，那么其他对手们在这方面已经失败！”

美国最强硬的老板

1986年5月7日，第一台PAS 2500终于离开维尔德霍芬的超净室。对于ASML的工程师来说，这是一项来之不易的成就，即使已经晚了几个月。首台PAS 2500的目的地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马特奥。从5月21日至23日，它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SEMICON West展会上大放异彩。第二台PAS 2500已准备运送给飞利浦和西门子用于Megachip项目。

在圣马特奥，ASML展示的是一个成熟的光刻系统：一个将PAS 2500与晶圆轨道相结合的生产单元。第二个装置能够在晶圆进入光刻机之前，在晶圆上涂抹一层光刻胶。这是ASML的工程师首次将晶圆轨道连接到PAS 2500。

第一天，PAS 2500就曝光了500个晶圆。软件工程师本·斯拉格克（Ben Slaghekke）每天都会打电话给他的上司维姆·亨德里克森汇报最新情况。他说，ASML的展位上总是人声鼎沸。一天后，斯拉格克看了看竞争对手的展位并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调查。他的第一个问题：哪家拥有最好的光刻机？对手都回答：我们。下一个问题：谁家有第二好的机器？对手都回答：ASML。

ASML展示的产品看起来都很完备。晶圆从晶圆轨道滑到光刻机中，经过自动曝光后，晶圆被转移到一个盒子中。这个自动化过程的秘密隐藏在几个控制面板的后面。在那里，一个摄像头系统显示了PAS 2500内部的状况，供莱因·梅耶时刻监测。他用键盘把正确的命令输入终端，使一切平稳运行。

当梅耶在SEMICON West展会的最后一天进入操作间时，回到维尔德霍芬的同事正准备将第二台PAS 2500送到飞利浦园区的Megachip项目试验工厂。

乔斯·维克（Jos Veeker）有幸在未来几个月里维护这台机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维克一直在努力突破PAS 2500的各种限制。公司的内部通讯刊物从那个时候开始吹嘘他们惊人的先进技术。这里面至少有一部分是事实，毕竟机器在曝光晶圆方面表现完美。

但其他方面却是一团糟。第一台PAS 2500有3个不同的终端，分别控制3个不同的组件，但都做不到自动化。想要曝光晶圆的操作员必须执行梅耶在SEMICON West展会上所做的那种操作：手动输入每个步骤的命令。维克打开350瓦汞蒸气灯时发现机器没有电磁屏蔽功能。它发出的电磁脉冲太大了，导致它旁边的TRE光刻机每次都发生宕机。

事实上，PAS 2500仍处于开发阶段，只是地点不是ASML的超净室，而是飞利浦的Megachip项目试验工厂。3个月来，ASML的工程师不断前往工厂调试机器，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为Elcoma和其他客户安装的机器都能成功启动并运行得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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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家公司在SEMICON West展会后向ASML询单，其中赛普拉斯公司是最热情的。其首席执行官瑟曼·约翰·罗杰斯（Thurman John Rogers）（外号TJ）亲自来到展位，看PAS 2500如何运转。他立刻察觉到这台机器的优点，这项技术可能会让他的前雇主AMD大赚一笔。他当场决定购买ASML的机器。

不久之后，斯密特亲自飞往硅谷敲定了合同。斯密特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美国团队发给他大量关于赛普拉斯公司的文章，赛普拉斯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海岸的几十家初创公司之一。在日本企业以优异的质量碾压美国公司之后，这些初创公司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新希望。

这些新公司被誉为20世纪50年代芯片产业诞生后的第三波浪潮，第二波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有充分理由的，除了赛普拉斯公司，第三波浪潮中还包括凌力尔特、巨积、美信和Sierra等公司。它们都专注于利基市场，即以小型规模制造应用型的芯片，有时这些芯片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他们的客户有惠普、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EC）和美国通用数据公司等。这些公司正急切地购买初创公司的芯片，以此来改进其设备的性能并降低成本。

赛普拉斯公司是以AMD为榜样而创建的。罗杰斯在1983年（34岁）成立了赛普拉斯公司。1986年5月，赛普拉斯在SEMICON West展会上遇到ASML时，距离其在纳斯达克上市只有几周的时间了，此次首次公开募股（IPO）将为公司筹集7,300万美元。

1986年5月，ASML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的SEMICON West展会上演示了它的第一台成熟的步进光刻机PAS 2500/10

1986年6月20日，在SEMICON West展会结束后一个月，约普·范凯塞尔与ASML的人员进行了一次令人振奋的谈话。该公司预计，在圣诞节前机器订单总额将达到2,500万美元，因此是时候卷起袖子大干一场了。在当年剩下的时间里，公司每周都要交付一台光刻机，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赛普拉斯公司是排在第一的客户，该公司希望在秋季收到两台PAS 2500。这将是ASML首批交付的两台成熟机器。原型阶段的所有更改都已完成，现在的生产是与时间赛跑。前两台PAS 2500必须在8月15日进行测试，然后是接下来的两批各4台机器，最后是另一批的8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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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特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对股东的管理。他把注意力集中放在对ASML有价值的人的身上，市场分析师里克·鲁德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ASML的首席执行官听了鲁德尔对公司的批评后设法说服他，自己的这家荷兰制造商不是一般的老式欧洲公司。他还问鲁德尔是否认识任何想为ASML工作的美国专家。重要的是，这使得ASML从竞争对手GCA处挖来了几名优秀的员工。

从早先与鲁德尔的交往中，斯密特知道这位美国人喜爱古典音乐。当这名分析师第二次访问ASML时，首席执行官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欣赏音乐会。

抵达荷兰后，鲁德尔参观了ASML在维尔德霍芬的极其现代的园区，这有助于说服这位分析师，这家年轻的荷兰制造商是光刻行业中的一支主力军。“我们期望ASML获得巨大成功。”鲁德尔在1986年的行业报告中写道。

鲁德尔确实看到了一些需要改进之处。他认为，PAS 2500中的蔡司镜头比不上佳能的光学元件。德国镜头只能曝光14毫米×14毫米的光场，这确实有点小。

但鲁德尔写道，ASML的对准系统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晶圆台的定位和对准精度比竞争对手高很多。总之，这位分析师期望ASML能在套刻精度方面超过佳能。日本的镜头更先进，但荷兰更好的对准系统弥补了他们光学上的不足。

鲁德尔写道，在访问维尔德霍芬期间，他确信ASML这家公司已成功立足，并且能够每年生产100～125套系统。他写道：“他们年轻的工程师团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忘强调其母公司飞利浦是第一家制造步进光刻机的公司。他称赞公司对GCA员工的吸引力，他说道：“ASML通过聘用经验丰富的美国老手做市场营销、销售和服务，巧妙地建立了其技术质量高的声誉。”

该分析师注意到飞利浦的财务稳定性，并得出结论：这家电子产品制造商的高级别管理层对客户有长期承诺。鲁德尔咨询公司的报告还指出，如有必要，ASML将免费更换客户购买的前10套系统。这位美国分析师赞扬了此举背后的含义：荷兰公司不想让客户为ASML通过新系统而积累的经验付费。他写道：“为ASML喝彩！”

业内权威分析师的这一积极评价为ASML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鲁德尔对斯密特表示肯定：“我对欧洲公司反应迟缓和极端保守的做法一直有些担忧，但迄今为止我还没在ASML看到这些缺点。按照欧洲的标准，贾特·斯密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按照硅谷的标准，他是一个有着企业家精神和坚定决心的人，这些是成功的必要品质。”

1986年9月8日，荷兰女王的特使德里斯·范·阿格特（Dries van Agt）参观了ASML的超净室。照片中从左至右依次为：维姆·特罗斯特，德里斯·范·阿格特的秘书，德里斯·范·阿格特，贾特·斯密特，约普·范凯塞尔，哈里·丹尼尔（Harry Daniëls），乔治·德·克鲁伊夫

碎梦大道

经济持续衰退，ASML最重要的潜在客户推迟了订单。游戏看起来快要结束了。

1986年夏末，ASML在坚实的技术基础上勉强制造出了一台真正的、可用的光刻机。这台机器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它的工作原理和所包含的光刻技术，将使芯片制造商在未来几年都感到满意。

在收到Natlab的评估报告后，斯特夫·维特科克向PAS 2500团队表示了祝贺。当然也有相当多的负面因素，但所有ASML的工程师都可以为已经获得的成功感到自豪。最重要的指标都在客户商定的规格范围内。这支队伍在这里完成了一件大事：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为新一代VLSI芯片制造了光刻机。

在技术方面，ASML脱颖而出，这一点毫无疑问。这家光刻公司利用了Natlab的经验和专业技术，以及一系列技术创新。飞利浦的一个研究团队和ASML专门的产品开发团队的组合看起来像是成功的秘诀。ASML的机器连续曝光的套刻精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它生产的芯片非常精密而且浪费的材料少。

客户的初步反馈也是正面的。PAS 2500的前身PAS 2400正忙于为MMI制造芯片。这台机器证明ASML的技术是可靠的，设备很少出现故障。与此同时，赛普拉斯已被说服购买PAS 2500，AMD似乎也准备下单了。

交付能正常工作的PAS 2500使ASML的工程师信心大增，他们自愿加班，有时甚至昼夜不停地工作。董事会成员乔治·德·克鲁伊夫自豪地说，ASML的灯光总是亮着，即使飞利浦大厦每天晚上6点准时变得一片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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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斯密特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欢欣鼓舞的情绪，尤其是对待研发团队担心的问题。在拿到订单之前，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他从经验中知道，工程师的自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斯密特警告管理团队要警惕自满和傲慢。他不仅说了这些，他还告诉管理层，我们的员工需要作为一个团队而工作，而不是像独唱家那样爱出风头。

他的研发经理们也不能有所懈怠。斯密特告诉他们，他们只关注周围环境还不够：“你们很少与外界有接触，而且对我们的客户和竞争对手的情况了解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邀请分析师里克·鲁德尔来公司办一个讲座，讨论行业现状。

作为公司总教练的斯密特越来越为缺少资金所困扰。工程师们的工作成果为他们赢得了一次很棒的“助攻”，但他的销售和营销团队还没有“扣篮”。同时，他还得向董事会和投资者德尔·普拉多做出承诺。

斯密特不会让员工们背负财务压力。高级管理层了解盈亏情况，但只有首席执行官斯密特和首席财务官杰拉德·韦尔登肖特知道ASML的财务状况，他们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偶尔有几位试图获取信息的开发人员询问韦尔登肖特，但他们得到的都是相同的令人放心的答案：“不要担心，请放心，去继续制造机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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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全世界所有芯片厂的步进光刻机总数达到1,500台。先进的芯片工艺，已对带投影对准系统的1︰1投影扫描光刻机完全没有需求。步进光刻机已成为制造芯片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半导体危机使芯片设备市场陷入一场血战。1986年，全球芯片光刻机市场的销量创下新低。那一年，芯片制造商只购买了125～150台步进光刻机，这是他们前一年购买量的一半，是两年前的1/4。1986年，10家光刻机供应商中有3家退出了这个领域，然而消耗战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斯密特在1986年11月初给他的管理团队的一份文件中写道：“（几乎）所有美国步进光刻机供应商都很有可能被淘汰，如GCA、Optimetrix、ASET、PE-Censor，或许还有优特。剩下的将会是尼康和佳能，也许还有ASML。市场预期将在1987年反弹，销量约为450台，但是没有人能肯定。”

维尔德霍芬总部的压力越来越大。开发PAS 2500并建立物流、销售和服务系统的成本越来越高，更不用说建造生产线了。维持这家年轻公司的数百万美元资金来自ASM、飞利浦、NMB银行、政府的贷款和赠款。目前还不清楚经济衰退给其他光刻设备商造成了多大损失，但ASML从与GCA的接触中知道，这家前市场领导者已经奄奄一息。

ASML在1984年和1985年几乎没有任何机器可供出售。但是现在，它在1986年下半年终于有了一台机器，他们的“演出”就要开始了。公司能成功地向客户推销其光刻机吗？然而事情看起来有所不同。

“芯片行业处于危机之中，预计在1987年中期之前不会恢复。”斯密特写信给他的管理团队。那时几乎没有任何芯片厂和设备制造商盈利。只有大客户仍在购买机器，并且只有新一代芯片需要尖端技术。光刻机制造商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他们开始倾销他们的库存，这使得价格跌到了谷底。

1986年12月12日，维姆·特罗斯特和贾特·斯密特欢迎80岁的弗里茨·飞利浦到ASML共进午餐。弗里茨是飞利浦创始人安东·飞利浦的儿子，但这不是人们知道他名字的唯一原因，他还以这家跨国公司的社会良知而闻名。在飞利浦的家乡埃因霍温，他备受尊敬

斯密特再次问他的管理团队ASML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在竞争对手倾销机器和凭前沿技术论高低的市场环境下，公司如何才能在令人窒息的市场中胜出？有两种选择：降低价格或进行质量竞争。从一开始，ASML就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制造质量更好的机器是击败日本竞争对手的唯一途径。斯密特和他的团队决定不让公司参与价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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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ASML在产品营销方面做得非常马虎。在刚成立的繁忙的几年中，这家荷兰公司几乎没有注意到其目标市场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日本赢得了内存芯片战争，而美国芯片制造商主要专注于ASIC，即专用集成电路。像赛普拉斯和巨积这样的美国半导体公司开始考虑使用下一代光刻机，于是他们对光刻机有了全新的需求。

这迫使ASML改造其机器，但ASML直到1986年秋天才开始实施。但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要进行艰苦的战斗，美国公司已经降低了对分辨率的要求。ASML的机器可以让他们获得更高的套刻精度，并让他们获得更高的利润。

斯密特分析这一切后得出结论，ASML还没有到成功的时刻。美国主要的芯片制造商对GCA不满意，但他们并不愿意以荷兰公司的产品来替代GCA的机器，事实上他们正在日本寻找替代品。在一次简报中，他总结了公司的弱点：ASML几乎不了解市场动态，没有跟踪记录，用来演示技术的机器太少，并且PAS 2500仍然需要更新大量规格来满足ASIC的生产需求。根据斯密特的说法，销售团队遵循的是“我们也有”的销售战略，未能表现出PAS 2500的独特优势。为此，他们需要了解竞争对手的内部策略和客户策略，但ASML并没有这些信息。

斯密特的语气是责备的。他表示员工几乎不了解公司的政策、目标和现有结构，这导致员工在这些层面缺乏主动参与的意识，因此生产成本高，产出不可靠。

斯密特认为员工之间沟通太少：运营部门与工程部门之间、维尔德霍芬与凤凰城的员工之间缺乏沟通。他担心ASML过于自满，他在简报中写道，公司对该行业所特有的多变的商业环境缺乏足够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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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ASML不仅必须准备好PAS 2500，而且还要尽其所能启动大规模生产。成本随即不断攀升，所需的人力和时间都超出预测。到1985年年底，管理团队仍然认为ASML在1986年夏天将有大约260名员工，但到年底，员工名册上比计划多了100人：他们全部被雇用来加速生产以在最后期限前交货。此时，生产部门却仍在挣扎，全年只交付了12台机器。

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结果却并不好。到年底，ASML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只有5%。360名员工的人力成本很高，亏损越来越严重。到1986年年底，ASML已经花费了3,070万美元。

斯密特意识到1987年将是关键的一年，公司要背水一战。在1986年出现创纪录的亏损后，ASML必须大幅改善其产品性能。根据1986年年底起草的运营计划，最大的挑战在于占据15%～20%的市场份额，实现盈亏平衡，这是公司能够“向市场明确传达ASML将成为市场领导者的决心和能力”的唯一途径。ASML别无选择，如果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就只能关门大吉了。

佳能和尼康正在从危机中获利：他们一共占据70%的市场份额。20世纪80年代初的市场领导者GCA基本上已经没戏了。

市场危机还导致芯片制造商大量更换设备供应商，这加大了设备制造商的履约压力。此外，光刻机的战略价值意味着光刻机的选择成为高级管理层越来越关注的事。这些高管关注供应商的长期生存能力。斯密特担心公司的销售人员与客户的高层管理人员接触的机会太少。

据记录，当时世界上有7家光刻机供应商，这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需求。每家光刻机供应商都不得不在技术上投入大量资金。考虑到这些竞争者中有一半将在未来几年内出局，芯片制造商不得不为未来的稳定性而做出选择。但芯片制造商仍然不考虑这家荷兰公司，这是斯密特最头疼的问题。

潜在客户都注意到了ASM和飞利浦的艰难处境，这对ASML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合资企业ASML是公开上市的，每个人都可以从报表中看到他们还在艰难奋斗。客户询问斯密特，如果ASML生存不下去，他的股东是否还能大力投入资金来支持公司。

斯密特在与最重要的潜在客户AMD的会谈中亲身体验了这种情况。杰瑞·桑德斯的公司的订单已经推迟了几个月，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现在，它要求飞利浦作为ASML的担保人。

斯密特知道，这样的承诺只是一种幻想，母公司没有理由来帮助ASML，对飞利浦来说，ASML只是剥离出来的一个失败的项目。幸运的是，飞利浦执行董事会的一名成员愿意给AMD写一封内容虚无但措辞优美的信件，万幸的是AMD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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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秋天，天气似乎暂时晴朗起来了。AMD让相关经理提前准备好购买PAS 2500的文书。但在最后一刻，桑德斯否决了这笔交易。他也没资金了，他想等到市场出现更明确的复苏迹象再做决定。

桑德斯决定取消目前占ASML一半产能的订单，这像一把大锤一样击向斯密特。对于他的工程师来说，芯片市场的变化及其客户的犹豫没有太大挑战，但对首席执行官来说这是一个谜题。时间越长，越让人困扰。

不确定性久未消除。1986年年底，客户仍未下订单。寒冬降临，天空越来越黑暗，斯密特开始怀疑自己。他曾相信ASML将在美国市场占据领先地位，但这种信念慢慢开始崩塌。他认为，日本人已经证明了自己，并毫不费力地打入美国市场，但是ASML还是死活迈不进门。斯密特担心，一家来自荷兰的小型光刻机供应商将无法跨越大西洋：因为他们没有符合美国风格的蓝图。

公司的其他人开始出现和他相同的失败主义态度。工程师和生产技术人员不知道具体的财务状况，但每个人都能看到没有客户下订单。他们花了两年时间努力制造机器并交付给客户，但现在没有要制造的机器了。员工们开始认为他们的冒险就像“破碎大道”一样，这指的是在附近的登博斯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戏剧节。

接受不接受随你

随着公司危机加深，对贾特·斯密特挥霍行为的抱怨也越来越多。首席财务官韦尔登肖特开始叫斯密特“花钱大王”，对于这个绰号阿瑟·德尔·普拉多认为特别贴切。

德尔·普拉多对“花钱大王”的耐心也逐渐消失。1986年年底，德尔·普拉多清楚地认识到，公司的亏损将创新高。最新的统计显示，他那一年可能不得不支付超过2,000万美元，这比ASM上一年的亏损额还高。

德尔·普拉多受到监事会越来越严重的抨击。在那时，ASM监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值得信赖的人，很少抗议。虽然ASM是上市公司，但德尔·普拉多仍然是其大股东，监事会代表小股东群体，用来监管首席执行官和大股东，这使得它更像是一个咨询委员会，而不是一个主管部门。尼科·诺贝尔（Nico Nobel）是批评德尔·普拉多采取的那种大公司集团管理方式的董事会成员之一。诺贝尔受过会计培训，但他也经常一叶障目。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注意到德尔·普拉多正在失去对公司的控制。

对于ASML，这当然是正确的。从福克公司来到ASM的威廉·德利乌，在定期到访合资企业时，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ASML的员工们对ASM的态度是敌对的，ASML的管理层和工程师看不起德利乌，当他们谈起他时，总是会把话题岔开。在他们眼里他比较无能，他能做的就是用毫无意义的问题纠缠他们。他们故意掩盖实际问题，这使得德尔·普拉多缺乏关于ASML真实状况的信息。

在AMD取消一系列PAS 2500的订单后，ASML的管理团队拜访ASM并进行解释。贾特·斯密特、杰拉德·韦尔登肖特和约普·范凯塞尔在德尔·普拉多的桌子旁坐下时非常清楚此行的目的。他们以前经历过几次这种状况，但这次气氛却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每个人都知道ASM的首席执行官多么专制，他们的财务状况有多严重。

财务专家韦尔登肖特猜到了德尔·普拉多最后要说的事。ASML为1986年制定了预算，但现在支出早已超额。韦尔登肖特已经和斯密特提前对好了台词，因为他知道德尔·普拉多要发火。果然这3个人没等太久，ASM的首席执行官已经开始发怒了。斯密特的支出为什么超过了预算？他知道市场状况吗？斯密特也生气地争执起来。办公室很快硝烟弥漫，斯密特咆哮道：“这些钱都是值得花的！”然后他匆匆列出一份必要的开支清单。

ASML的首席执行官并不害怕与德尔·普拉多针锋相对。德尔·普拉多反复说：“我是写支票付钱的人，所以我要发号施令。”斯密特回敬道：“这无法接受！这是我的策略，这是我的方法，接不接受随你。”韦尔登肖特已经多次告诉斯密特，他承担不起这样与董事会成员和主要投资者说话的后果。在现在这样的时刻，他所能做的就只能是无助地看着失去理智的斯密特和董事长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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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普拉多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1985年年底，斯密特向德尔·普拉多承诺ASML将在1986年销售40台步进光刻机，收入为2,850万美元，利润为200万美元，然而计划落空。总之，ASML在1986年只销售了12台机器，收入仅为1,100万美元。母公司ASM本身就将亏损2,500万美元，它还不得不承担合资企业的亏损：ASML到年底的亏损将超过1,400万美元。

唯一对斯密特有利的事实是，PAS 2400和PAS 2500已经让公司踏入了光刻机市场的大门。但ASML未能收到任何大订单，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努力和希望都集中在AMD身上，但是杰瑞·桑德斯还没有下订单。

即使有1,100万美元的收入，德尔·普拉多也很清楚这是虚假的数字。母公司飞利浦购买ASML光刻机时按全价支付，而美国客户则要求特别大的折扣，ASML几乎没有利润。

所有生产光刻机的公司都在倾销库存，这削弱了ASML讨价还价的能力。从美国和亚洲客户给出的价格可见ASML在1986年承受着多大的压力。总之，赛普拉斯公司购买2台PAS 2500所支付的金额是172.5万美元，而Erso以85万美元购买1台PAS 2500，MMI则以每台6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3台PAS 2400。

相比之下，飞利浦的两家工厂——位于奈梅亨的Elcoma和位于汉堡的瓦尔沃，以及Natlab，他们购买的3台PAS 2500中的每一台都按全价——250万美元支付。

ASML的目标市场是美国，其所有工作的重心都集中在那里，但这家荷兰公司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公司从MMI和赛普拉斯公司收到了订单，但订单量不够大。这越来越困扰斯密特，他解释说，ASML的信用度不够高，美国客户似乎觉得风险太大了。

1984年，斯密特在SEMICON West展会上反复听到的论调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大多数芯片制造商不会从ASML购买光刻机，直到它成功售出10～20台机器。他们一直都这么说，这意味着公司现在不能前进。

随着危机的持续，他越来越意识到他对两个关键因素（即市场和潜在客户）的影响微乎其微。如果芯片制造商不想购买机器，那么ASML不可能得到任何销售额。在斯密特的想象中，他的公司必须清除的在美国市场的障碍越来越大。每过去一个月他都更加烦恼。他为无法让公司在市场发挥作用而忧心忡忡，他甚至说不好ASML是否能生存下去。

ASM的所有者和ASML的首席执行官之间的争论以僵局告终。德尔·普拉多正在维护他作为大股东的利益，试图限制支出。斯密特固执地坚持完成他的使命，推动ASML成为第一。两人未能缩小他们在观念上的鸿沟。

贾特·斯密特，2012年

80美元和再见

1987年3月初，当一群ASML员工参加在苏黎世召开的SEMICON欧洲展时，他们第一次真正了解到芯片设备市场遭受的冲击。Eaton-Optimetrix已经倒闭了，ASET也没有演示任何机器，幸存者们没有什么消息要分享。“GCA和PerkinElmer正在演示步进光刻机，但它们只是用旧产品配新的镜头。”弗里茨·范霍特在他的旅行报告中写道。蔡司早在1986年3月就开始开发欧罗巴透镜，但一年后，仍没有出售新镜头的迹象。“蔡司的展位也没有展示欧罗巴镜头。”范霍特记录道。他在为ASML寻找机会。

唯一一家提供i线机器的公司是GCA，但它却在演示时死机。他写道：“看起来显然有一个将日本人拒之门外的机会，因为看不到任何正式的i线设备。”他只能猜测蔡司碰到了大麻烦。当蔡司执行委员会成员古斯塔夫·皮珀（Gustaf Pieper）在SEMICON欧洲展结束一个月后访问ASML，并与贾特·斯密特讨论局势的严重性时，范霍特的推测得到了证实。蔡司在制造复杂镜头时遇到了困难，但皮珀承诺，他们会让这些镜头正常工作的。

皮珀的承诺没有兑现，这迫使斯密特向奥伯科亨发送了措辞强烈的传真。他急切地想得到欧罗巴镜头的规格，ASML需要该信息以对其机器进行必要的调整。“使用首款58个镜头的PAS 2500/40延迟交付，是飞利浦Megachip项目目前的主要障碍。”斯密特在谈到欧罗巴镜头时写道。然后他指出，Megachip项目最后的、可接受的交付日期只剩10天了。

蔡司无法解决早期i线镜头的技术问题。斯密特为皮珀阐明了问题：蔡司的进度落后了4～6周，并且ASML不得不把一半的镜头退回去，因为质量太差了。在修复后的镜头中，50%的镜头仍不符合规格，斯密特非常不满。ASML需要每个镜头都非常精确，这样它才可以将其正确安装在光刻机中，但镜头的信息通常来得不是太晚就是不准确。

这些都导致ASML的进度严重落后和生产成本提高，因为公司在安装和拆卸镜头时浪费了大量的时间。斯密特估计，6～10台光刻机要到1988年才能交付。斯密特写道：“这会进一步对我们的利润、库存以及我们已做出承诺的客户（包括飞利浦和AMD）造成严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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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司，著名光学专家俄哈德·格拉策尔请年轻的研究员温弗里德·凯撒（Winfried Kaiser）调查这个问题。凯撒的日常工作是在相机镜头部门进行测量工作，他很乐意暂时逃离枯燥的摄影世界。他注意到，他的同事都认为责任不在于自身：这不可能是蔡司的错，他们生产光刻机镜头已经几十年了，ASML则是刚成立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维尔德霍芬几位无能的工程师在验收测试中犯了错误。

但凯撒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就发现了真正的问题。欧罗巴镜头的焦平面是稍微弯曲的，因此，镜头仅在焦平面的中心或角落才能正确对焦。这是一半的镜头共有的问题，另一半则勉强能工作。由于他的同事仍然把矛头指向ASML，凯撒决定检查客户那里的情况。在ASML的超净室中，测出了误差是不可辩驳的。他们把镜头安装在光刻机上，微观图像显示了镜头中的错误。弯曲的焦平面使得在光刻胶中心或边缘的图案比较清晰，但无法使两者都清晰显示。凯撒在测量中找到了问题的根源，蔡司错误的测量方法使得曲率问题没有被发现。而一旦发现了，问题就会变得相对容易解决，最后，蔡司圆满结束了其著名的欧罗巴镜头的开发。

但是到了第二年，欧洲人对技术的期望显然过于激进。飞利浦和西门子的Megachip项目的目标是0.7微米的芯片，他们希望使用搭配蔡司欧罗巴镜头的ASML的i线步进光刻机来制造。欧洲共同体对他们开发的这项技术给予了财政支持。

但西门子似乎无法启动这个芯片制作流程。这家德国跨国公司计划将Megachip项目开发的技术用于DRAM生产，但该公司的半导体部门无法掌握整个制造流程，流程的瓶颈是i线的光刻胶，它仍然造成了太多的问题。

西门子担心错过4Mb DRAM的研发，因此启动了紧急备用计划。西门子从东芝购买了新一代内存芯片的生产设备，得到政府资助的德国和其他欧洲的设备制造商们提出了抗议。日本人为他们的4Mb DRAM选择了一条更安全的技术路线，即使用g线镜头进行曝光。

为此，佳能开发了具有较高数值孔径的光刻机和光学元件。它有一种先进的镜头，可进一步提高g线光源的分辨率。虽然以前的g线镜头可以成像大约1微米的细节，但新的佳能机器可以成像仅0.8微米宽的线条。诚然，这比i线镜头可以成像的0.7微米的细节稍大，但这款佳能机器使芯片制造商能够将1Mb DRAM生产工艺中的g线工艺用于生产新一代4Mb DRAM。这意味着东芝可以继续使用熟悉的材料和设备来制造新一代的内存。

西门子选择日本工艺对其芯片厂的设备和材料供应商的选择具有重大的影响。ASML和蔡司非常失望。西门子没有冒任何风险，该公司决定复制东芝的整个4Mb DRAM生产工艺，包括所有的细节。这意味着西门子要转而使用佳能的步进光刻机，也标志着西门子与佳能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的开始。

ASML和蔡司被冷落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多年。这是完全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看似次要的因素——g线设备可以用旧的光刻胶，影响了整个芯片厂的设备选择。这促使人们认识到在技术转型期间要格外小心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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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也有一些好事发生，虽然不算多。1月下旬，MMI下订单购买4台PAS 2400，德州仪器和MSC也分别购买了1台PAS 2500。西门子想买2台PAS 2500，飞利浦则订购了16台。1987年的运营计划列出了PAS 2400的10个潜在买家和25家可能购买PAS 2500的芯片制造商。ASML预测将有4笔购买PAS 2500的订单来自AMD、赛普拉斯、DEC、Hughes、德州仪器或VTI，而其余订单的数量则较低。

ASML需要完成所有这些单子，其1987年的销售目标是45台PAS 2500和15台PAS 2400。该公司在1986年制造了太多的PAS 2400，但MMI的热情表明它们有望被卖掉。

与此同时，公司正遭受着成长的痛苦。付出了无数的血汗，ASML终于开始生产并成功运转。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有经验的人，这个问题也开始影响其客户现场服务。ASML推出的战略将成为公司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开始鼓励开发人员在一段时间内转向运营和服务，以获得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职业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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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L的股东们也遇到了种种问题。飞利浦的半导体部门Elcoma仍处于困境中，而Megachip项目也延误了。与此同时，半导体行业的持续衰退使ASM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在上一年的580万美元亏损的基础上，ASM以创纪录的2,500万美元亏损结束了1986年。

阿瑟·德尔·普拉多不得不将在美国的员工从600人减少到200人。公司持续的经营不佳也迫使他在国内采取行动。1987年2月，他解雇了比尔特霍芬的350名员工中的85人。随着ASM进入新的一年，公司状况没有即将改善的迹象。该公司将设法保持收入稳定，但这一年又将亏损2,300万美元。不过，德尔·普拉多确实在危机时期筹集了数百万美元。1985年年底，荷兰经济事务部拨款1,200万美元给他在维尔德霍芬建立一个实验室，他还可以向NIB银行借款900万美元。

德尔·普拉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公司管理层的意见经常与他相反，从而导致冲突。他从零开始创造了一颗高科技的明珠，但现在带给他的只是批评和怀疑。饱受折磨的德尔·普拉多对媒体说：目光短浅的荷兰只是拒绝理解，当前的经济衰退是芯片行业正常规律的表现。

在1987年年初的各种报纸上，德尔·普拉多愤怒地批评荷兰小心眼的心态和严格的劳动法。他告诉《新鹿特丹商业报》：“让ASM这种高风险企业快速倒闭，是典型的荷兰人做法。如果我们的灯连续13个晚上亮着，政府劳工检验员会要求查看我们的工作许可证。我们应该接受另一个极端吗？我们应该把一个关键的战略产业拱手让给美国和日本吗？那我只能说，去快乐地挤牛奶、搅动黄油和种植郁金香吧。”

愤愤不平的德尔·普拉多说没有人会承认ASM的成就：他努力扩大了自己的市场份额，甚至在日本向日立、NEC和东芝出售了最新一代芯片的生产设备，外面的世界只看到ASM的亏损。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德尔·普拉多深陷泥沼。

在媒体上，ASM的首席执行官抨击了国有私人股本基金MIP所采取的策略，后者正在投资ASM的竞争对手Focus，而不是德尔·普拉多的公司。如果事情继续这样下去，他可能不得不被一家日本公司收购。“日本银行对我们非常感兴趣，鉴于我们在日本的业务，日本公司很有可能并购ASM，”他在《新鹿特丹商业报》的报道中威胁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当然还不错，但同时也会带来严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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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即将结束，杰拉德·韦尔登肖特越来越难在ASML支付薪水。与此同时，德尔·普拉多正在全国范围内筹集资金。媒体提到的日本收购ASM并非虚张声势，1987年5月，住友的一个代表团访问了ASM和ASML，然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与德尔·普拉多谈判。ASM的首席执行官对谈判保持了开放的态度，并在第二年与日本三井物产进行谈判。

斯密特对此不太满意。他更倾向于被美国收购，他建议Perkin-Elmer和应用材料公司来收购ASML，尽管后者正在与ASM竞争。与此同时，ASM和ASML的糟糕表现让两位首席执行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德尔·普拉多讨厌斯密特挥金如土的风格，在ASM的部门主管年会上，斯密特也遭受了猛烈的炮火攻击。

多年来，他一直以挥霍无度著称：ASM在芯片炉和后端装配上赚的钱都被ASML花光了。ASM的管理团队每年都会对斯密特施压。当两人脾气爆发时，德尔·普拉多和斯密特甚至在走廊里互相咆哮。

1987年2月，斯密特在更新他的运营计划时，改用了比较谦卑的语气，他知道监事会也会阅读这份文件。他满怀歉意地写道：“ASML雄心勃勃的目标和紧迫的最后期限使得过去3年来很难降低成本。”然后他补充道：“今年，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成本意识来维护我们作为公司管理层的信誉。”

他的话只是为了作秀。事实上，斯密特并没有按他所说的去做，他认为恰恰相反：ASML应该继续大力投资。你不可能坐着不动就赢得金牌，其他意见都没有意义。

但斯密特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定。经济衰退仍在持续，没有一个客户来下订单。大学或研究实验室时不时地购买一台光刻机，但ASML不能靠这样的“面包屑”业务来维持生活。

ASML在美国仍然没有吸引到任何大客户。收购GCA的项目告吹了，收购优特也未实现，公司似乎错过了所有取得成功的机会。斯密特不再相信自己会胜利，他越来越想知道员工对他的看法。不利的市场条件不是ASML可以解决的问题，斯密特觉得无能为力。

飞利浦Elcoma的基斯·克里格斯曼即使在困难时期仍然站在ASML这边。他很乐意让公司利用他的形象来实现其营销目标

与母公司ASM的紧张关系已升级。德尔·普拉多看到ASML并未发售机器，尤其当他听到AMD下的那笔关键订单被延迟时，他快崩溃了。斯密特的人公开询问他对未来的规划，而这位首席执行官几乎无法驱散员工的恐惧情绪，他感到自己已精疲力竭。不过，当德国的博尔德·赫利斯（Leybold Heraeus）请他前去担任高管时，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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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ASML的机器在MMI的成功终于说服AMD。AMD正在收购MMI这家内存芯片制造商，当AMD的人到达清点库存时，他们看到PerkinElmer的机器在角落里落满了灰尘。而与此同时6台PAS 2400在ASML服务工程师的支持下正在不断地制造晶圆，这促使AMD最后对ASML说“同意”。

最后，1987年6月1日，AMD签署了购买25台PAS 2500的合同，这发生在PAS 2400首次接受测试的一年半之后。那天斯密特高兴得在每次经过走廊时都吹起了口哨。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期待更多的订单：桑德斯的公司也要求其对25～30台额外的机器进行报价。

AMD的订单是斯密特的胜利，但他卸任ASML首席执行官的日期也已经到来。公司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以及他与走投无路的德尔·普拉多的对抗，使他处于一个不利的位置。当Leybold Heraeus公司在那个夏天再次向他提供职位时，他答应了。这家德国公司给他的薪水翻了一倍，并给他配了一辆宝马汽车。

1987年8月20日，乔治·德·克鲁伊夫向员工宣布了人事变更：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斯密特已接受德国哈瑙Leybold Heraeus执行董事会的职位。ASML的下层员工特别高兴看到斯密特离开。当公司按传统将收集离职红包的帽子传给300名员工后，他们只往里面放了不到8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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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秋天，当施密特离开ASML时，ASML是什么状况呢？财务状况比1984年成立时还要糟糕。到1987年年底，维尔德霍芬的这家公司已经花费了近5,000万美元。计划的销售目标没有实现。ASM和飞利浦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他们的合资企业正在不断亏损。

ASML3年后还活着绝对是个奇迹，但它只是活着的，外面的世界还注意不到它的存在。但自1984年夏天以来，一台运行良好的战斗机器已经缓慢而确定地形成了。用了3年的时间，斯密特为一个鼓舞人心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ASML的员工们给前首席执行官的80美元与他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以金牌为目标，斯密特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成本上，他投资他需要的地方，并且一直这样做。尽管在有些地方他确实可以少花一些，但是，如果不是以这种果断的开场冲向顶峰，欧洲将永远不会在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工业技术——芯片光刻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这似乎有悖常理，但从1984年至1987年，市场长时间的衰退是使ASML免于灾难的主要原因。斯密特余生都对这一切感到惊讶：在他当首席执行官期间，市场崩溃最终证明是对公司的天赐之物。

如果市场在1984年之后继续像分析师预测的那样增长，蔡司的产能将无法满足GCA的需求，当然也无法供应ASML。市场需要新一代镜头，但德国人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按所需的质量生产。蔡司当时的产能非常糟糕，以至于佳能和尼康即使在经济没有衰退的情况下也一定能占领整个市场。

经济衰退也给了荷兰公司继续比赛所需的喘息空间。ASML有足够的时间重塑其开发和生产部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订单不足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维尔德霍芬的装配厂的产能在1986年和1987年根本无法完成真正的大订单。

斯密特之后将这场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设备采购订单延迟评价为上天的恩赐：这些情况他无力改变，但这种不可预知结果的、奇迹般的方式确保了ASML得以继续生存。但在1987年秋天，在维尔德霍芬，当时没有人能够感受到这种奇迹。日本人在庆祝：东芝、NEC和日立已经占领了全球内存芯片市场，而佳能和尼康在光刻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已经占领了日本的整个国内市场，在美国，尼康已经给了前市场领导者GCA最后的致命一击。

从1984年至1987年的3年危机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只有佳能和尼康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就市场份额而言，ASML完全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

ASML的金牌之争和斯密特在最初几年所表达的雄心壮志才刚刚开始。ASML已经拥有一个充满创造力且自力更生的开发团队，物流和大规模生产系统也趋于成熟，销售和营销也已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推动公司登上全球冠军领奖台所需的高强度训练终于可以开始了。

注：本文节选自《光刻巨人：ASML崛起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