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度新当选的两院院士，真正搞科研的人却落选了！

2023年度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新当选的院士名单引发了广泛关注。在这份名单中，有人指出，大部分新当选的院士要么是党委书记，要么是大学校长，而非科研工作者。

这一现象引发了关于院士选拔标准的热议，也让人们重新审视了科研成果和行政地位之间的关系。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份名单。据报道，2023年新当选的院士中，党委书记和大学校长占据了绝大多数。这引发了人们对于院士选拔标准的质疑。

一位备受瞩目的例子是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多次竞选院士却屡屡落选。这种现象让人不禁要问，到底是科研成果更重要，还是行政地位更有利于成为院士呢？

以屠呦呦为例，她是我国著名的药学家，因发现了青蒿素的抗疟疾功效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然而，尽管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就，她却屡次未能当选为院士。这引发了人们对院士选拔标准的质疑，也让人们开始思考：科研成果是否受到足够的重视？

另一个备受关注的案例是小麦育种专家茹振钢。茹振钢攻克了小麦杂交育种的世界性难题，解决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小麦高产问题。然而，他却因为学历较低，被视为不符合院士选拔标准而落选。这让人不禁要问，院士选拔是要以科技成果为依据，还是要以身份和官职为依据呢？

对于这些现象，人们也开始担心这种趋势会让一线搞科研的人失望和寒心。科研工作者不善交际、不善疏通关系，却成果斐然，他们会因为院士选拔的现状而感到失望和寒心。这种现象也让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科研成果已经不再是成为院士的唯一标准了？

我们也要思考，这样的现象会对国家的科研产生何种影响。如果大部分的院士都是书记和院长，他们需要既要搞行政，又要搞科研，这样的情况是否合理？这些校长、书记哪有时间去搞研究呢？这种情况是否会导致科研资源的错配，成果的低效利用？

在这个背景下，一些国外的留学人员对于回国搞科研的意愿也在逐渐减弱。他们宁可留在国外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而不愿意回国。这是对国内科研环境的不满，也是对院士制度的质疑。

这种现象让人深思，是不是我国的科研体系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的院士制度是否还能够充分体现科技领域攻关的带头人呢？

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些现象背后是否暗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院士制度本应是科技领域攻关的带头人，而不是身份和官职的替代品。

如果院士选拔标准发生了偏离，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制度的本质。院士制度应当以科研成果为评判标准，而非行政地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国家科研体系的正常运转，也才能保证科研成果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和反思，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院士制度的本质，也需要审视我们国家科研体系的发展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找到更好的制度安排，也才能够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的来说，我们需要确保院士制度能够充分体现科技领域攻关的带头人，而不是成为身份和官职的替代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证科研成果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希望我们的院士制度能够朝着更加科学、公正的方向发展，为国家的科研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