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铁等公共交通的便捷，“熊孩子”吵闹在社交媒体的讨论从未停止，而今更是将一种罕见的焦虑症类型“厌童症”描述为群体性的厌恶情绪。与此同时，地铁判官叫好声折射的对大爷大妈占座不满、扫兴长辈所展现的子女内耗等现象更强化了这些厌童仇老情绪，让“长幼有序”的文化传统进一步剥落，逐渐呈现了个人主义之风一边倒之态。

就此，人们不禁困惑：人们究竟在讨厌什么，是哪些因素助推这一情绪蔓延？在讨厌的表象之下，又藏有哪些根源性问题亟待发现？

“厌童仇老”情绪的相关微博词条

一、每一个“熊孩子”争议，都有秩序分野的讨论

中国的“熊孩子”吐槽、韩国设立“儿童禁入区”争议，“眼不见为净”的解决方案简单粗暴，并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

人们未必讨厌孩子，然吵闹不止、影响公共秩序的熊孩子总是令人心烦，一时忍让或成长期默认的选项，不满情绪上升；家长未必不想管教，然孩子天性与生活压力叠加之下甚是为难，厌童情绪更加重了家长顾虑，呼吁“儿童友好型”空间。

一边不想容忍、只想独自美丽；一边无奈现状、期待改善育儿环境。这一诉求的差异是秩序分野的表现。

关于“熊孩子”在公共场所争议分野的讨论

秩序分野的原因，是由孩子在公共空间吵闹程序的“度”差异决定的。在孩子绝对安静与孩子极度吵闹之间有着极大的空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与忍受阈值，而“厌童”这一大帽子则直接淹没了这一阈值标准的讨论，成了直接了当的结论展现，各有各的理，在众生喧哗中难以群策群力来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这一矛盾。

当然，有播客就这一现象提出可以在线下沟通。毕竟，网络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其极易放大情绪的属性，而当面沟通可能会比网络讨伐更能作用于问题的解决。显然，这是秩序分野的第二个表现方式：对“熊孩子”的认知差异导致了不同归因，从而引发了不同的行为表现。

有人觉得孩子不懂事、还能与家长好好沟通，有人则认为部分“熊孩子”背后站的就是“熊家长”、无法沟通罢了还徒增麻烦，也有人将这一现象与生育挂钩、化为“生养压力”的一部分。这种不同因素、行为与环境的归因，更是加速了“熊孩子”争议的泛化，令孩子吵闹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形成了“厌童”的舆论表达。

针对某播客提出“当面反馈而非发网上激化情绪”建议网友留言

检验文明的尺度是“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而当弱势群体挟“弱”自重胡搅蛮缠，不遵守规则并试图侵占他人权益时，引发的是人们对文明的质疑，乃至于反噬遵守规则的人。从这个意义上，“厌童”情绪所能攻击的，并非那些“对孩子吵闹无动于衷中甚至洋洋得意的家长”，而是那些遵守规则但可能囿于特殊情况无奈的孩子与家长。

而这，才是我们关注“厌童”情绪的重点：如何更好创造儿童友好空间，减少特殊情况的发生，让遵守规则的人不因群体中少部分人的行为而受到牵连。

二、被波及的孩子与长辈，是社会演变进程中的受害者

这种蛮不讲理之风形成群体性偏见的，不止在孩童身上发生，也发生在老人身上。如果说给天性使然的孩子、尚且只有吵闹的指证，那么为老人贴上标签就有更多的场景加持。

正如网友所言，“曾几何时，大妈们咋做都不对了”，更困惑于“年轻人露脐我还不喜欢呢”、可也知道这是人家自由。难道自由还有群体选择性，一到了这幼童、老人，就失效了呢？

厌童仇老情绪蔓延之下的网友困惑

要解开这个困惑，或能从“扫兴长辈”热词中窥见一二：父权大家长制作风，习惯性地否定个性差异，以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人、以老为尊。

对待父母，大家或许还能试图理解、自我安慰。然面对他人，因城市化所形成相对孤立的原子化社会结构，在少子化、单身化等因素影响下，人们逐渐失去家庭共生的同理心，其社会容忍度也在进一步塌陷。

微博上有关“扫兴长辈”的讨论

与此同时，传统家庭模式也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南京大学教授周晓红认为当下家庭存在文化反哺的现象，“孩子的‘话语权力’最突出地表现在对新器物的使用和对新潮流的了解上，在这方面父母对来自孩子的‘指点’的接受几乎是无条件的。”

在伴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接受新兴事物更快的后辈拥有了较大话语权，“动摇了传统社会‘长者为尊’的地位”，这种反叛与挑战逐渐蔓延至全社会。

后辈对前辈的祛魅表现在了方方面面：社会发展、时代变迁下的以往经验不再足以指导今日实践，急剧变化的生活令不确定感延伸，年轻人不再接纳主流的文化允诺。如播客“不蒋道李”所描述的：“以前自己终究会当‘爹’”，现在无望直接“掀桌子”，既然没有什么资源倾斜的希望，就只要每时每刻的均分与平等。

传统社会的老幼价值削减，赡养与抚养成本上升，且同理心与传统共识在承压与不确定的当下，有了消弭的迹象。而这，恰恰是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黄正元所指出的原子化社会特征：

“在经济利益中心化的原子化过程中，先富者、掌握社会公共资源者成为极具能量的原子核，其他能够为富裕阶层和权力群体进行增值服务的人，则成为围绕原子核运转的活跃电子，青壮年原子核化，老人或小孩则被边缘化；金钱、权力原子核化，知识、道德则被边缘化；先富者原子核化，后富者则被边缘化。”

老幼成了这一社会演变中的受害者，不仅仅表现在物质上的匮乏，还有来自原子化社会彼此孤立的冷漠情绪侵蚀。从这个意义上，原子化的本质，功利主义“精于计算”的逻辑正在以另一种强权压迫的方式席卷，只不过受害者从父权制下羸弱的女性与下位者，转变为无力自救的老幼与无法融入利益圈的其他群体。

因此，黄正元才提醒原子化社会造成的影响值得警惕：“与利益相关者抱团组成以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原子，对待利益不相干者甚至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顾及，这既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显著标志，也是社会组织缺乏、社会失范的明显特征。”

而在这种征兆冒头之时，最好的方式便是培育和凝聚社会力量，来遏制这种原子化的两个趋向：“微观上以权力或以经济影响力为核心的社会小圈子‘独立王国化’，宏观上出现以孤独、无助为特征的社会‘碎片化’”。这种凝聚，当是从建立社会共识开始，如网友所言“思考是否有其他解决方式，而不是暴力”，将以强凌弱的暴力循环继续延续。

播客“不蒋道李”【03下一站：厌童厌老？】详情页及网友留言

三、厌童厌老情绪背后，是不相容的文化惯习

在秩序分野的诉求、标准、认知差异，与社会演变进程下的利益取舍之外，厌童厌老情绪还隐藏着与当今时代并不相融的观念。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个人与集体的利益总是彼此相融，倡导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优先集体利益。然而，个人主义理念的兴盛，与社会原子化所加剧的功利主义，令个人利益的诉求直线上升，甚至有越过集体利益之风。

这在近期金融反腐所披露的案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正如清华大学靳卫萍副教授对于恒大问题的分析中所表达的设问：难道现在的银行、基金经理不是人才吗？特别简单，听党话的金融人才太少了。

B站“【清华大学靳卫萍】巴以冲突|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热点分析”视频截图及留言

随着资本主义与西方化理念在我国持续发酵，“小我”与“大国”的对立统一，在部分人眼中只剩下对立，而无统一。这是转型期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下扭转不正之风政策争相涌现的原因所在。一如整治互联网乱象的开放IP地址等一系列政策，就是为了消除谣言、遏制流量至上挑逗对立情绪之风。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扫兴长辈所展现的大家长制，也的确不再适应当前年轻人，“渴望平等对话”扁平化结构的期许。这份期许，在职场上表现为“00后整顿职场”，不愿再“无意义”地吃苦；在个人消费上，“悦己”消费兴盛、为情绪价值买单；在家庭与社会伦理上，则坚定捍卫个人基本诉求，不愿意一味忍让。

从这个意义上， 厌童厌老情绪所真正厌恶的，是假尊老爱幼倾轧个人基本诉求的现象。“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理念，呼唤着新的实践方式。尊老爱幼，不应以牺牲个体幸福为前提，而是看见每个主体的需求以友善的态度去面对当下的问题。

或许，集中性不满情绪爆发并非坏事，声浪之下的反思与总结，能让结构性变化的影响、尊重个体需求的社会支持呼吁进一步被看见。一如网友所重复的浙江宣传良方：“面对‘厌童症’这一话语陷阱，我们要做的不是任由矛盾激化、事态升级，而是相向而行，在公共空间寻求互相谅解、互相包容的‘最大公约数’。”

关于微博词条#面对厌童情绪我们能做什么#的网友留言

相信伴随着不当之风的压制，相向而行的“最大公约数”落定，我们能触达另一种可能：剥落的“长幼有序”，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个人主义的枝丫并肩而行，努力汲取来自华夏大地的土壤与空气，结出“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的果实。

*文章首发于“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