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托位数仅1.3，北京托育如何提速“补课”？

过去这半年，北京托育终于开始提速“补课”。

2023年3月底，北京市政府发文称，计划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其中普惠托位占比不少于60%。到了10月，两个街道办的托儿所揭开了神秘面纱。

过去，北京是托育方面的“差生”：截至2022年末，千人托位数仅为1.3，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3），也比不上深圳（2.0）、上海（2.12）和广州（3.58）。

而且北京95%的托育机构都是营利性的，公办托儿所只有2家。

北京托育为何如此稀缺？该如何追上全国的步伐？

找个场地不容易

想为孩子们找到一块场地并不容易。北京市卫健系统一位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率先办起托儿所的两个街道，一个是“挤”出来的，另一个是“借”出来的。

号称北京第一家街道办的托儿所，位于小井汽车队，这是北京六里桥一处偏僻的停车场。六里桥街道办就在这个停车场的角落里，托儿所也是从街道办的场地中挤出来的。

这是一间大约80平米的房子，紧凑地分布着厕所、配餐室、娃娃屋、阅读角及一个迷你滑梯。户外活动则在停车场另一边的足球场里，这块人造草坪之前属于一家羽毛球馆。

运行了一个月，总共18个托位只招了5个孩子，老师们的解释是，新生入园都需要安排一名老师全程跟着，算上园长共4个老师，“实际上，我们入园已经排到下个月了”。

其实，它的位置并不理想，背靠着一条高速公路，附近一公里内，只有一个小区，而且停车场门前就是一条汽车主干道。

南方周末记者以家长身份参与了一次六里桥街道托儿所的招生会，前来参观的家长，许多都不是附近居民，这里的优势是价格便宜。

“外面托儿所一个月都得七八千，这里只要3600元”，一对来自湖南的“北漂”父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家里老人没办法帮忙带孩子，只能在公司附近找了一个托儿所，算上餐费，每月4200元。这几乎是北京最便宜的托儿所了，“除了一个公共的体能教室，孩子平时待的教室就30平米”。

可他们最终也没能下决心送过来，“如果来这里，早上需要提前送过来，算上50元/小时的延时费，两边价格也差不多了”。

一位托育机构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托育园对距离更敏感，“幼儿园还能辐射周边三公里范围内，托儿所必须在家门口。北京冬天那么冷，有多少人会愿意抱着那么小的宝宝出门走十几分钟？”

位于北京西城区新风街一号院的德胜儿童中心，是北京第二家街道办的托儿所，这里是寸土寸金的核心区域——德胜街道。一座带有独立院子的二层小楼，一楼已经改造成了托儿所，二层仍保留为早教中心。

负责运营这所托儿所的是华育天成（北京）托育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韩小良，他们原本在德胜街道开办了一所托育园，是西城区的示范园。

2023年7月，德胜街道通过招标引入了韩小良的机构来运营德胜儿童中心。韩小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只要不亏损就愿意参与，算是为街道作一些贡献”。

北京市对普惠性托育机构的指导价是不超过本区居民上年可支配收入的20%，“算下来是不高于3900元”，这所托儿所的价格是每月3600元。韩小良说，北京对两岁以上的托班师生比要求1:7，常态下有15到18个孩子，配了5名老师，“刚刚维持收支平衡，还略微亏一点”。

九月的最后一周，德胜街道举办过一轮招生说明会，“现场就报了18个全日托，还报了12个半日托”，韩小良说算上后来报名的，目前50多个托位基本满了。

这个托儿所的场地不是德胜街道的，而是从其他小区借来的。一位北京市卫健系统的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里过去是小区的锅炉房改造过来的”。

韩小良之前在西城区开办的那座营利性托儿所，场地也等了三四年，“刚好疫情期间有个培训学校不做了”。

一位连锁幼儿园品牌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北京不少区已经不再新批幼儿园了，西城区教委是为数不多积极欢迎大家去开园的，“可你手里哪怕拿着钱，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上述北京市卫健系统的知情人士介绍，哪怕六里桥这样的场地也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因为我们要求场地必须免租金”。

韩小良之前也和一些街道沟通过，大家普遍面临场地紧张的问题，“一些街道说自己办公用房都还不能满足，上哪找房子？”

北京市第一家街道办的托儿所。南方周末记者 罗欢欢 摄

102个街道中，96个尚无规划

按照北京市的计划，2025年每个街道都要办一所普惠性托儿所。对此，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北京市西城、东城、海淀、朝阳、丰台五个城区共计121个街道，除了19个街道多次致电依然无人接听之外，接通电话的102个街道中有3个在规划中、3个正在建设，还有96个街道目前仍没有计划。

海淀区青龙桥街道、东城区龙潭街道和东四街道，是继六里桥、德胜之后即将开办托儿所的三个街道。

目前，海淀区青龙桥街道的场地已建成，正在备案。龙潭街道正抓紧建设，预计12月初能完成，东四街道已经找到了地方，“正在等上面批准”。

另外，朝阳区的朝阳门街道表示，“街道现在没位置做，在等上面下一步计划”，潘家园街道也表示，“场地紧张”，左家庄街道则正在规划中。

“场地再紧张，街道想想办法也能解决”，上述北京市卫健系统的知情人士表示，他们都知道这事不容易。

还有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是，托儿所建起来后，能招来多少孩子。

一位街道办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民办托幼机构只有7-9个孩子，目前看来市场需求不是很强烈”。

根据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社会处的调查数据，截至2022年，北京市托位使用率平均为35.4%，最高为64.9%，最低只有13%。大部分托育机构都是空置状态。

韩小良说，他运营的另一家营利性托儿所，每月八千多托费，满园率只有50%，哪怕目前德胜街道这间普惠性的托儿所也是刚刚满员，没出现想象中的“一位难求”。

“三岁以后送到幼儿园还那么多的担心，何况更小一点的宝宝”，韩小良认为比起建托儿所，现在更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家长们的认知，“我们总把两三岁的孩子当成无能无知的婴儿，没认识到孩子们也需要一个发展技能的空间”。

尽管北京已经出台了普惠托位试点方案，宣布将参照普惠幼儿园的政策对托育机构进行补贴，可具体细则还在等待中。上述北京市卫健委知情人士表示，市里下发文件后，具体细则还是由区政府来确定。

已经开园一个多月，韩小良目前还没有拿到过补贴，“说是会补，但是怎么补？补多少？我们现在也只能等”。

上海已经“交卷”

比北京早走几步的上海，已经出现了一位难求的现象。2023年11月，上海市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海幼儿园普惠性托位的利用率已经高达90%。

2022年，上海、北京总和生育率分别只有0.74和0.87。总和生育率指一名妇女一生中所生孩子的总和，一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才能保证下一代人口总数不减少。

普惠性托育建设，北京刚刚“开考”，上海已经“交卷”。2017年，上海就开始建设普惠托育点，当时设定的目标是每年新增50个。

2019年，上海领先于全国发布了《上海市托育服务行动计划（2020-2022年）》，目标是到2022年，中心城区每个街镇至少开设1个普惠性托育点，全市街镇普惠性托育点覆盖率不低于85%。

这一行动计划的落实情况被纳入区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关键指标纳入年度自评公报，成为考核区政府履职的重要标准。

如今上海已经超额完成了任务，中心城区至少每个街道都开设了1个普惠性托育点，全市覆盖率达到95%。

“大国托育”创始人陈维凯也是上海市婴幼儿照护服务专委会副秘书长，这是上海市人口早期发展协会下设的一个专业委员会，协助政府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是其职能之一。

陈维凯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一开始上海做了很多种试点，“从最早的独立托育机构，到早托一体化，乃至‘宝宝屋’这类社区托育都在做。百花齐放之下，从最终实践来看，还是幼儿园办托班来解决家长送托难题是最划算的。”

全国范围内，上海是唯一一个由教委主管托育的地方，其他地方都由卫健委来主管托育。为此，上海市教委专门成立了“托幼工作处”，鼓励幼儿园向下延伸开设托班，要求“能开尽开、应开尽开”。

陈维凯说上海的学前教育普惠化也是全国推进最好的，“在解决学前教育普惠化的进程中，顺便就把托育给解决了”。上海市教委的数据显示，全市近1000家幼儿园开设了托班，占全部幼儿园的60%。

上海要求，新建、改扩建的幼儿园均规划托班，现有公办幼儿园盘整资源、努力增设托班，民办幼儿园积极开设普惠性托班。

公办幼儿园设置的托位享有与幼儿园学位同等的生均补助——每生每年3.1万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办托班，每生每年补贴1200元。上海市教委还为每个普惠性托育点提供一次性开办经费10万元，支持园所购买玩教具和设施设备等。

这使得上海几乎成为全国托育收费最低的城市，示范园的托班每月收费700-800元，一级园托班270元，二级园托班220元。

陈维凯介绍，一些核心地区的幼儿园托班，同等学位条件下，不得不按照年龄大小排队，优先录取年龄更大的孩子。

幼儿园办托是主渠道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中，北京的行动方案出台最晚。

深圳、广州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出台了行动计划，《北京市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年—2025年）》出台则是2023年。

北京的目标是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其中普惠托位占比不少于60%。

根据上述行动方案，未来北京将增加不少于6.2万个普惠性托位，其中3万个由幼儿园办托，另有3.2万个来自街道、企业办托等其他形式。

上述北京市卫健委的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计划是动态调整的，“当年做计划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明确学前资源能出来多少延伸给托班，只是估算了一下。整个北京是动态调整的，不会限定死哪部分解决3.2万个，哪部分解决3万个”。

相对于街道、企业等多种办托形式，幼儿园办托班的优势明显。“这当然比重新打造一个机构要节省人力、物力、资源，场地是现成的，批下来就快，也规范。 而且幼儿园这么多年，家长也更信任。”这位知情人士表示，“幼儿园办托班肯定是主渠道。”

幼托一体化被视为普惠托育的一条捷径，它的阻力主要来自幼儿园本身。

多位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幼儿园老师普遍对开设托班缺少积极性，相较于3岁以上儿童，3岁以下儿童的工作要求更高，难度也更大。特别是公办幼儿园老师，相当于工资不变、工作量增加。

陈维凯分析，由于上海是教委牵头推广托育，相较其他由卫健委牵头的城市有更强的执行力。

对于不少地方而言，幼儿园办托班，需要优先解决“大班额”问题。

2022年4月，在回应关于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办普惠性托育班招收2-3岁幼儿的建议时，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表示，目前全国还没有完全普及学前教育，3-6岁儿童入园难问题虽得到缓解，但还没有根本解决。现阶段各地幼儿园“大班额”比例较高，全国还有几百万孩子超班额在幼儿园就读。“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实现学前教育全面普及的地区，要创造条件增设托育班，还没有全面普及尤其是普及比例较低的地区，要把3-6岁和0-3岁入园入托问题的关系处理好，逐步推进。”

专业机构的机会？

一位上海托育行业创业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近参加一些行业展会，明显感受到民间资本正从托育行业中退出来，“仅仅还有一些玩具和教具厂商在参加，几乎看不到托育企业”。

“7000元和700元怎么竞争？”这位创业者近几年劝退了不少想入局的朋友，“现在资本已经不看这块了”。

优儿学堂是一家全国性托育连锁品牌，创始人苏德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未来普惠要占大多数，2020年开始优儿学堂更多是跟政府和当地国有企业合作”。

在他看来，幼儿园办托班解决的并不是托育问题，“它实际上是解决幼儿园的问题，现在幼儿园面临从‘一位难求’到‘一孩难求’的问题”。

国家“十四五”规划要求，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

苏德中算了一笔账，哪怕每年全国出生人口只有1000万，3岁以下也有3000万人，到2025年实现千人口4.5个托位也就是约600万个托位，真正入托率也不过20%。如今发达国家的入托率已经到了50%-60%。

他反而认为普惠性托育的发展，是专业机构的机会，“幼儿园的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托育体系还处于空白期，许多幼儿园老师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3岁以下的孩子的。幼儿园节省的是前期投入，但人才培训、管理精细化等，和企业托育、医育结合这些途径相比，所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分别的。”

现在的问题是，“托育的服务能不能跟得上？价格能不能降下来？” 现阶段很多托育园都没有达到满园率，有人认为托育是伪需求，对此苏德中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开餐厅或养老院，当你的质量不够好或服务没有达标时，人们不可能积极地去餐厅吃饭，养老院也不会满员。但这不是伪需求，而是服务品质不够好。”他指出，现在很多声音在讨论托育园怎么开出来，“但是最根本的是托育园怎么做好，服务品质怎么提升。只有服务品质好，这个东西才会产生价值，刚需才能被满足。”

11月底，北京即将有6000个来自幼儿园的托位开始招生。对于北京第一家由街道兴办的托儿所而言，即将到来的冬天将给它带来一次艰巨的考验。

南方周末记者 罗欢欢 南方周末实习生 周煜博

责编 张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