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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泰西太腻

编辑 |泰西太腻

前言

诛九族，这三个字包含的恐怖，远超过任何刑罚，因为它不仅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更是彻底斩断一个家族的希望，当这个消息传来时，所有牵连其中的人都会感到心如死灰，那么在古时候，当被判诛九族时，为什么没有人选择逃跑呢？

“诛九族”的罪名怎么来的

夷族灭门之刑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它的产生、发展和最终被废除，反映了历史进程中君主专制与人道主义的较量。

“株连九族”起源于秦汉时期的连坐法，根据《尚书·甘誓》的记载，夏朝对军中违令者已有夷族之刑，在秦国变法后，将其发展为“夷三族”、“族诛”之法，以震慑士卒。

当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以此刑诛杀李斯、赵高等重要官员，三族范围包括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子女，在汉武帝时期，又扩大为“夷五族”。

三族或五族仅是刑罚萌芽期，目的在惩戒敌国遗老和消弭后患，当时处死的多为男性成员，妇女儿童还可免于一死，这一时期，族刑尚有一定合理性和必要性。

到了宋代，夷族刑罚被焕发新生，宋徽宗曾下诏以“族”罪诛杀权臣，此时妇孺也开始被牵连，明成祖甚至将刑罚升级为“诛十族”，范围超出传统“九族”，可见，族刑已从惩戒罪犯本人，扩大到对整个家族的摧残。

到了18世纪，乾隆皇帝认为族刑“累及无辜”，于是正式予以废止，将其从理论和实践上终结，这一决定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夷族刑罚史。

唯一被诛九族：杨玄感

杨玄感，弘农华阴人，出身名门望族，其父杨素曾助隋文帝夺得皇位，官至司徒，封楚国公，杨玄感从小就学艺弓马，又好读书，才思敏捷，又有父亲撑腰，于是很早就入仕为官。

杨玄感初任郢州刺史，整肃郡政，深得百姓称颂，后来又转任宋州刺史，政绩斐然，不久后，杨素去世，杨玄感离职守制，服丧期满后，又重新起用，担任礼部尚书，继承父亲的爵位。

杨玄感博览群书，交游也甚广，门客众多，他渐渐的看不上隋炀帝的作为，他觉得皇帝溺于奢靡，荒政滥刑，自己的才能和声望远超之。

隋炀帝也时猜忌杨玄感的权势，于是双方的关系渐趋紧张，在613年，隋军二次伐高句丽，杨玄感奉命押粮，此时隋末农民起义四起，杨玄感遂与弟弟杨玄纵、杨万硕及部下王仲伯、赵怀义等密谋反叛。

杨玄感派人冒称隋军主帅叛变，以讨伐叛军为名发兵，在起事后，杨玄感自称“楚公”，杨玄感带领数万人马，迅速占领汲县、黎阳等地，不久就威逼京城洛阳。

此时隋廷大惊，紧急调兵防守，杨玄感连续击败了隋将卫玄和樊子盖的援军，一时间声势大振，群众拥戴，就在杨玄感胜券在握之时，隋炀帝仓促率军从辽东返京，迎头痛击杨玄感，随后形势顿变，杨玄感只得向弟弟求死。

隋炀帝对这个祸国殃民的叛逆深恨不已，于是他令人将杨玄感尸体暴晒三日，凌迟剐裂，钉在城头，以泄心头之恨，深知还下令族诛杨玄感九族，改其家族姓为“枭”，以示警戒。

杨氏宗族无一幸免，悉数就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真正被“株连九族”的唯一例子。

被诛十族：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号逊志，是明朝兴化人，他博学多识，作风正派，深受建文帝的倚重，被称为“明代第一儒”，然而，在靖难之役后，他坚持信仰，拒绝为篡位者朱棣起草诏书，最终导致他和家人、学生惨遭灭族的惩罚。

方孝孺于1382年进京觐见，他庄重持重的仪表和旺盛的学识让朱元璋对他印象深刻，朱元璋甚至对皇太孙朱允炆说，方孝孺必将辅佐你治理天下，你要永远信任他，

不久，朱标早逝，其子朱允炆作为皇太孙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对方孝孺信任备至，凡遇政事，必询其计策，方孝孺也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竭力辅佐君主，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然好景不长，1399年时，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反，最终攻陷帝都应天。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继皇位，是为成祖，在1402年时，朱棣率军攻入了京师，建文帝也不知所终。

之后朱棣强行登基称帝，是为成祖，他急需得到文人的认可，以正统自居，此时，方孝孺已是文臣之首，于是他命人将方孝孺强行押到面前，要他起草登基诏书。

但方孝孺始终不认可朱棣的正统性，拒绝为他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不仅公开哭泣，而且义正词严地指责朱棣的篡位行为，朱棣恼羞成怒，扬言你信不信要灭你全家，随后方孝孺语带讽刺地说，即便你灭我十族又能如何？

最后朱棣闻言后大怒，下令“诛十族”，不仅方孝孺被凌迟处死，他的亲族、朋友、学生等870余人也被牵连杀害。

方孝孺在面对酷刑时，仍然是从容不迫，临死前深知还写下了遗言，表达对建文帝的忠心和对朱棣的不屑，他的学生也大多都是面不改色地赴死，这些都让后人钦佩不已。

方孝孺死后，他的书籍被列为禁书，私藏者处死刑，但仍是有人冒死收藏，这才使得其文章流传后世。

被株连的人为什么不跑路

古代中国实行“株连罪”之制，即一个人犯罪，其亲属也会被连带惩罚，这一制度非常严苛，曾导致不少人被冤枉处死，然而，史料记载当时被株连的人极少逃亡，常以顺服的态度接受判决，为什么被株连的人不跑呢？

首先就是交通工具的落后遏制了逃亡，古代交通不便，除了步行外，主要依靠牲畜拉车和水运，这无法与骑兵匹敌，传令迅速的朝廷往往先一步控制了犯人的族人，使其失去逃走机会。

况且，古人终生居住一地，突然离家难免迷路，即使时成功的脱逃，也难于外乡立足，还有，古代监狱和看守森严，犯人一旦入狱就极难逃脱，家人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族人被抓走。

然后，就是严格的户籍管理制约了流亡，自古以来，各朝廷都置有户籍，密切监视民众流动，平民外出必检引见，一旦发现异己就会立刻暴露行迹，所以一般人即便想逃，也无法长久藏匿，何况，朝廷往往会派人直接查抄犯人家属的户籍，确保族人无所遁形。

还有就是传统的伦理观念阻止了叛逆，儒家思想将君命视作天命，强调忠诚与顺从，这影响了知识阶层，更渗透民间，平民也视逆命为不孝，宁可默默忍受不公，也不会主动反抗朝廷判罚，他们担心逃亡会招致更严厉的惩治，也不忍心置族人于险境。

最后，皇权的宽大怀柔了人心，历史上也多有贤明君主会改“株连”为“赎避”，或着仅发配边远，未必灭族，所以民众们也都期盼着君恩，不愿轻举妄动，以免激怒皇上。

这些种种迹象表明，朝廷其实也力求温和施政，而非一味严刑峻法，所以百姓宁可等待可能的宽恕，也不敢轻易逃亡。

此外，当时许多刑罚都是极刑，比如凌迟、断肢等，犯人的亲友多不忍目睹，也就不再设法相救，他们只能默默接受判决，与犯人共命运，再加上朝廷雇佣御史、都尉等监督刑罚的执行，一旦发现异动就会严惩不贷，这些种种因素使逃亡之举成为妄想。

所以古代实行“株连罪”，固然严苛，但民众不反抗，也有一定的道理。

结语

古代的灭族之祸是极为残酷的刑罚，现代社会应该庆幸已经摆脱了这样的野蛮之举，而古代那些要被诛连的人不选择逃跑也是因为交通不发达，以及跑了的后果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