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7日，一位26岁的女子手脚戴着镣铐，怀里还抱着一个女童，缓缓走向刑场。

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她丝毫不惧，昂首挺胸的迈上行刑台。

这时，敌人一把夺过她手中的孩子，恶狠狠的说：“共产党不是连孩子都不要吗？”

随后，特务一把抢走她怀中的孩子，狠狠地扔到了一旁的草丛里。

听着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心痛如绞，她却没有回头。随着一声枪响，女人倒在血泊之中。

她是谁，为何会被推上刑场？而她怀里的女童后来又怎么样了？

退学救国

她叫刘惠馨，出生于1914年。虽然出身于江苏淮阴一个普通家庭，但她的志向十分坚定：那就是读书强国。

1934年，刘惠馨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一个优柔软弱的女孩子能考进理科专业系，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校园里，刘惠馨见识到了许多爱国青年。他们白天上课，晚上就聚在一起讨论国事。刘惠馨也被这股热潮感染，开始参与“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她发现，光靠读书是不够的，只有民族独立，国家局势稳定，民族独立，才能谈发展。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火燃遍大江南北。刘惠馨红了眼眶，决心退学投身抗日救国。

她来到农村，深入田间地头和工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他们宣传抗日精神。

白天，她和大家一起劳动；夜晚，她就着昏黄的灯光，一个字一个字编写宣传册子。她那双拿笔的手布满了茧子和泡，但她丝毫没有放弃的打算。

由于她出色的工作表现，1938年，刘惠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中，她遇见了志同道合的挚爱，马识途。

两人在革命宣传活动时相识，4年后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刘惠馨工作仍旧不停歇。

就算在怀孕期间，她仍然跋山涉水进行宣传，她总是组织里第一个出发，最后一个歇息的那个。

为了守护人民的心，她编写了许多通俗读物如《革命气节教育提纲》，以浅显的语言传播革命思想。

她挺着孕肚翻山越岭，深入到村头、田间。渴了就捧山间的水喝，饿了就啃干粮。

同志们都劝她注意身体，但她开玩笑说：“我想多为革命做点事，我怕有一天落到敌人的手里，就做不了！”

然而没想到这句玩笑话，却成了实现在她身上的“预言”。

1941年1月，国民党在鄂西发动大搜捕。

刘惠馨抱着还没满月的女儿躲进了一处农家的茅屋。

这时，“砰！”一个身影推门而入，风雪呼啸跟着涌进屋内，刘惠馨抬头一看，是组织上的联络员李大哥。

“事态紧急，特务来了，你快走！”李大哥喘着粗气说。

刘惠馨立刻清醒过来，她知道，这是组织上特意派人前来通知她撤离。

她抱起女儿，正准备出门，忽然脚步一顿。

她想起，自己这里还放着些重要文件，若被特务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她看了看怀中熟睡的婴儿，又看向屋外的李大哥，果断道：“你先走，我处理完文件就去找你们。”

李大哥还想劝，但她已经转身望向炉火，眼神坚定。

李大哥犹豫片刻，还是离开了。刘惠馨将文件一一投入炉中，橙黄的火焰“噼噼啪啪”烧着，她的脸也被映的通红。

而这时，敌人已经找上了门，“砰砰！”敌人踢开门，刘惠馨抱着孩子坐在床沿，淡定地望着他们。

“你刚烧的是什么？”“天冷，烧些柴取暖。”

刘惠馨淡淡的回答说。敌人翻箱倒柜也没找到文件，气急败坏地将她带走。

刘惠馨抱紧怀中熟睡的女儿，心中安然，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了。

被捕严刑拷打

刘惠馨被带进了臭名昭著的审讯室。她抱紧怀里哇哇大哭的女儿，心中充满了焦虑——她担心孩子的安危，也担心自己不能保守秘密，害了同志。

“刘部长，招了吧，跟着共产党受苦，跟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多好！”

一个熟悉的声音使刘惠馨警惕地抬起头，只见一个曾经的老友，郑新明如今已经变节投敌的站在她面前。

刘惠馨冷笑一声，吐了他一脸的唾沫：“叛徒！你们想从我这里套话，门儿都没有！”

郑新明灰溜溜地走了，国民党特务们却不打算放过刘惠馨。

“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你的女儿想想！”

一个特务露出狞笑，一把抢过刘惠馨怀里的孩子，高高地举起来，“说，共产党在哪里？不说我就摔死她！”

孩子吓得大哭起来，刘惠馨满心疼惜，却仍然咬紧了牙关一言不发。

她明白，这只是敌人的计谋，孩子是他们手中的筹码，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

见刘惠馨毫不动摇，特务愤怒地将孩子扔到地上，命令手下用皮鞭抽打她。

“啪！啪！”皮鞭接连不断地落在刘惠馨身上，很快，她就痛得奄奄一息，满身是血。

“喂，把她泼醒！”一盆冰凉的水浇在刘惠馨脸上，她浑身一激灵苏醒过来，却依然嘴硬不言。

“拿烙铁来！”特务恶狠狠地命令。

滚烫的烙铁，烫在刘惠馨鲜血淋漓的皮肉上，发出“滋滋”的声音，刘惠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痛苦，很快又再次晕死过去。

日复一日，刑讯和酷刑反复轮番上演，刘惠馨的意志却从未动摇分毫。

看守她的特务们愈发恼火，决定从心理上击溃她。

敌人以女儿要挟

为了让她招供，特务把母女俩关到了黑暗的牢房里，刘惠馨入狱时，女儿还不到一个月大。

牢房内阴冷而潮湿，根本无暖气可言。刘惠馨披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破烂不堪，连补丁都已修补多次。

她将自己仅有的衣物都撕成布条，给女儿做成了尿布和单薄的外衣。

为了让女儿的小脚不受冻伤，她把自己的鞋袜包裹在女儿脚上。这样虽然有些大，但总比直接放在冰凉的地面强。

牢房里连张毯子也没有，刘惠馨只能脱下自己的外衣，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垫在孩子身下，然后抱着她入睡。

每当深夜，冬日的寒气便从门缝和墙縫中渗入，刺骨彻肺。刘惠馨咬紧牙关忍受，只祈求孩子能度过这个难关。

牢房中，每日的伙食都是些他们吃剩馊掉的饭菜，刘惠馨为了给孩子喂奶，还是强忍着恶心全部吃下。

即便如此，她的奶水还是稀少的很。刘惠馨只能挑一些还算好的白米饭，自己嚼烂，一点点喂进孩子嘴里。看着女儿消瘦的身子，她心如刀割。

敌人迟迟不见刘惠馨低头，也开始对刘惠馨软硬兼施。

他们用女儿威胁刘惠馨招供，把还在哭泣的孩子丢到冰冷的地面，想以此来打击刘惠馨的意志。刘惠馨心如刀绞，却没有退缩。

在严刑逼供时，刘惠馨坚定的模样令敌人胆寒。

视线始终注视前方，哪怕烙铁烫伤她的皮肉，她也只是轻轻皱了下眉头。

每次刑讯结束后，刘惠馨都会抱着女儿在牢房里昏迷过去。清醒后，她仍然抚慰其他人，传递革命的气节。

她还思虑周全地收集了叛徒信息，设法传递了出去。这样坚韧不拔的精神，感染了其他狱友，大家团结一致对敌人进行斗争。

渐渐地，刘惠馨在狱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也在敌人眼中成了眼中钉。

马识途三哥马士弘是国民党军官，他找关系来探监时，刘惠馨已是憔悴不堪。可即便如此，她也没有低头，反而安慰马士弘不要软弱。

终于，敌人终于失去了耐心，决定杀害刘惠馨。

在行刑前，刘惠馨用期许的眼神看了女儿最后一眼，便英勇赴死。

抱着女儿上刑场

1941年11月的一天，河北省晋县，寒风呼啸，天空飘着细细的雪花。

刘惠馨被国民党特务押解到刑场，她怀里抱着刚满1岁的女儿，脚上拖着沉重的镣铐，一步一步向刑场走去。

她知道，为了革命的胜利，她必须舍弃一切，但此刻，她只希望女儿能活下去。

但这时，特务一只粗糙的大手夺过了她怀里的孩子，狞笑道：“你们共产党还需要孩子吗？让她冻死在这吧！”

说完，他把一把拎起孩子，重重的扔到了路旁的草丛里，满意地看到女童在寒风中哇哇大哭。

“住手！”刘惠馨愤怒地喊道，

她的内心在滴血，作为一个母亲，她无比担心女儿的安危。她挣扎着要去拉起女儿，却被特务粗暴地拉住，警告的目光盯向她。

刘惠馨明白，这是特务给她的最后一次考验。他们在等她心软，等她为了孩子改变主意，屈服投降。

她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压下心头的痛楚。她不能回头，不能心软。

她挺起胸膛，抬起头，转过身去，一步步继续向前走。背后，女儿的哭声在风中听得尤其凄惨，刘惠馨用力按住胸口，强忍泪水。

“我的女儿，妈妈对不起你，但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妈妈只能先离开你。请你一定要活下去，长大后要知道，我们没有白白牺牲。”刘惠馨在心里反复对女儿说道。

终于，刘惠馨走到了刑台。她站在特务的枪口下，抬头望向天空。越来越多的雪花飘落下来，似乎在为这群年轻的革命烈士送行。

一声枪响，刘惠馨倒在血泊之中，那一年她才26岁。

19年后的“团聚”

得知妻子牺牲后马识途悲痛万分，但是当时局势依旧不容乐观，

由于叛徒的出卖，他的身份也被暴露，来不及悲伤，他立马疏散组织，转移同志，与此同时，他也在路途上四处打听女儿的下落。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一位公安同志找到了他，告诉他：他的女儿一直活着。

原来，当年特务将孩子扔在草丛后，被恩施的电话工人吴有华和王素珍夫妇悄悄抱走，并取名为吴翠兰。

等父女两人再见面时，女儿已经是一名北京工业学院的大学生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有天意，女儿学的专业正巧是母亲刘惠馨当年学的机械工程专业。

看着档案照片上和刘惠馨那般相像的脸庞，马识途泪流满面，泪眼模糊中，他似乎看到妻子刘惠馨正微笑注视着他和女儿，看着广场上欢乐的人群。

他喃喃念起一首诗：

“你用鲜血把人民的红旗，染得更为鲜艳而美丽。我将举起它，永远向前，再不流辛酸痛苦的眼泪。”

后这首诗也被收录进了他为妻子和牺牲的战友写的《清江壮歌》中。

待吴翠兰毕业后，她分配到了工程兵研究所工作，在国防工业的战线上默默耕耘，为我国航天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而马识途也为此写下了一本名为《妈妈的事业留给你完成》的油印本。

相信刘惠馨烈士在天上，看到女儿如今的成就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由千千万万个像刘惠馨一样的革命英雄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最后，让我们为那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贡献力量的革命烈士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