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未病理念源远流长，是中医理论体系中独具影响的理论之一。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形成，正是根植于中国哲学的“肥沃土壤”。治未病理论的首次正式提出见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而其思想基础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

众所周知，《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出自战国时期，自秦代、汉代以来历朝历代均有补充，最终成书于西汉中后期，而《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兵法中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思想，对政治斗争、情报竞争、市场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故《黄帝内经》治未病理论的形成也势必受到《孙子兵法》中哲学思想的影响。本文即从《孙子兵法》的角度窥探中医治未病思想，以期追本溯源。

未病先防在疾病发生之前，就应积极地采取措施，防止疾病发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孙思邈亦曾说过：“常需安不忘危，预防诸病。”这一点可从兵家“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中窥见一斑。

善守者敌不可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孙子兵法·虚实篇》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固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从攻守策略的角度论述了严密防守的重要性。若以防守能力比喻人体正气，敌军攻势比喻外来邪气，则此谋略恰可延伸于未病先防理念，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灵枢·百病始生》曰：“猝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也告诫人们“五脏元真通常，人即安和”“不遣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其根本都是在调养正气，则邪无法得虚而伤人。

役不再籍———不妄作劳

《孙子兵法·作战篇》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在征兵、征粮时需适可而止，因为远输则百姓贫，导致力虚、财殚，内虚于家；在用兵时也应量力而为。治未病思想之“不妄作劳”正是由此萌生。《素问·上古天真论》言“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华佗在阐述运动养生之法时对其弟子吴普说道：“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而。”

重视动以养形，但也告诫后人运动应量力而为。

借天时———顺应自然，发火有时———因时制宜

《孙子兵法·火攻篇》曰：“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

发起火攻要选择有利的时机，选择干燥、起风的天气，此为借天时。未病先防也应因时制宜，《灵枢·本神》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存其根。”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更是具体阐述了春夏秋冬四季调养生息之法，指出对于阴阳四时，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顺地势———因地制宜 天时、地利、人和是兵家取胜的 3 个关键因素，故《孙子兵法》尤为重视顺应天地之自然因素，有专论地势作战之《孙子兵法·地形篇》，详细论述了不同地形的作战策略如“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等，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作战原则。

治未病亦需因地制宜，《素问·五常政大论》言：“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西北方人皮肤腠理密，人皆食热，故宜散宜寒；东北方人皮肤疏，腠理开，人皆食冷，故宜收宜温。

欲病救萌疾病尚处于萌芽阶段时，病邪轻浅，是治疗的最佳时期[9]，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促使疾病早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后世张仲景亦指出：“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可见，欲病救萌是治未病的重要组成部分。

兵贵神速———早除其萌

《孙子兵法·九地篇》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用兵的主旨重在迅速，抓住敌人措手不及的时机。欲病救萌之法亦是如此，关键在于抓住先机，在邪气尚未充盛之时及时、迅速采取措施。《素问·刺热》曰：“肝热病者，左颊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颊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者刺之，名曰治未病。”苗头初露，疾病初发时就迅速治疗，少量轻剂即可治愈，也保护了脏腑不受损害，此谓治未病也。

围师必阙———给邪以出路

《孙子兵法·军争篇》曰：“围师必阙，此用兵之法也。”在攻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应留有缺口，让敌军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则不会作困兽之斗。避免闭门留寇的思想出自《孙子兵法》，后世发展成为中医治疗的基本原则。

欲病救萌的过程中，当有外邪侵入人体时，首先应驱邪外出，给邪以出路，灵活运用此原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根据外邪侵犯的部位制定了具体的方法，“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尤其是瘟疫盛行的明清时期，吴又可将“给邪以出路”作为治疫大法，最为擅用泻法。

知己知彼———辨证论治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在欲病救萌的关键时刻，知己知彼更是首要条件，中医辨证论治之“辨证”即在“知己知彼”。尤其是当疾病出现诸如寒热虚实错杂或真假象等复杂情况时，此举作用便更为凸显。如《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中描述的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出不止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表象为身热、面赤、不恶寒、干呕、咽痛之热象，但综合下利清谷及其舌脉，可知此为真寒假热、阴盛格阳之实寒证，若不能明辨真假，救治必会南辕北辙。

既病防变患病后防止传变亦谓之治未病。

清代叶天士提出“务在先安未受邪之地”，控制疾病发展需先稳固病邪尚未到达之处。早在 400 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就提出了“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守其所必攻”，作战中先于敌人占据领地就能处于以逸待劳的主动地位，守护好敌人将要进攻的城池，此与“先安未受邪之地”有异曲同工之妙。

方止圆行———阴平阳秘

《孙子兵法·兵势篇》曰：“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混混沌沌，形园而不可败也。”在敌我相争而混乱不清的队伍中，将士摆成圆阵，首尾连贯，方可与敌作战应付自如，著名的“八卦阵”便是在此原理基础上加以变化而成。

首尾相接的圆形布阵，阴阳互相转化，互根互用。因此在防止疾病传变的过程中，首先要调理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定其血气，各守其乡”，以防止其出现阴阳互损。

五行无常胜———脏腑之生克制化

《孙子兵法·虚实篇》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意为用兵作战无固定刻板的姿势，五行相生相克没有固定的常胜。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五行之间的复杂关系。“五行无常胜”观点对《黄帝内经》的理论构建、阐释生理、病理、疾病传变、治疗都有着深远的影响。《素问·保命全形论》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减，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具体阐释了五行的生克制化关系。以肝病为例，《难经·七十七难》言：“然所谓治未病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

即根据五行乘侮理论预测疾病的发展、病位的变化，以做到先安未受邪之地，是“五行无常胜”观点在治未病方面的体现。

善战者求之于势———截断病势

“顺势而为”是兵家的重要谋略，《孙子兵法·兵势篇》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巨石能被冲走是利用了湍急流水之势，自古善战者，都善于顺势而为。在治未病中，也应善求于势以做到既病防变。如《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并治》言：“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动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

虽太阳经病位在表，但出现发痉先兆，有传里之势，故应按其病势选用葛根汤生津舒筋，以防止发展成痉证。又如《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言：“太阳病……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穿则愈。”顺应疾病传变之势，提前预防疾病的发展，这正是“顺势而为”思想在中医治未病中的应用。

4瘥后防复《素问·热论》曰：“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在病后调理期，应做好疾病后期的善后调理，防止疾病复发，以收治未病之全功。《孙子兵法·九变篇》亦云：“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通过辨证、治疗，已经明确病邪所攻之处，疾病后期应以此处为重点进行调理，使邪“恃吾不可攻”。

冲其虚也———补其不足

《孙子兵法·虚实篇》曰：“进而不可防者，冲其虚也。”进攻时应首先冲击敌人的虚弱之处。

所以在疾病后期，正虚邪恋之时，防止余邪复发之根本是恢复正气，补其不足，使余邪无虚可乘。自古医家都十分重视病后调养，明代汪绮石在《理虚元鉴·治虚三本》中云：“病虽愈亦是不经风浪。”病后初愈阶段身体机能尚未完全恢复，需谨慎用药，补其不足是治未病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不战而屈人之兵———德全不危

《孙子兵法·谋攻篇》曰：“百战百胜，非善战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最高明的是以德服人。无论是儒家的“仁者爱人”“以礼存心”，还是墨家的“兼爱、非攻”，都蕴含着德全不危的道理。“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调摄精神，修养德行，方可保命全形，阴阳自和。《青囊秘录·卷一》中亦云：“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情志在疾病过程中至关重要，调摄精神，修养德行，方可保命全形，阴阳自和。

奇正结合———灵活变通

《孙子兵法·兵势篇》提出了“奇正结合”的用兵原则，“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特殊战法与常用战法结合起来并灵活变通，以应形于无穷。这种灵活的用兵方法启示医者：临证治病不拘成法，既要善于运用常法，又要善于借鉴非常之法。如中医、西医可以互参互用，在急性期应用西医以迅速控制病情，在中后期应用中医以瘥后调理。

在处方上，除了采用医书上的经典成方外，还需广泛收集民间验方。故治未病不拘成法，灵活变通，以不变应万变。由此可见，作为传世经典的《孙子兵法》对中医治未病理论启发颇深，广泛而全面。《孙子兵法》所论之兵法与中医治未病之医理无论从哲学思想之源，抑或思维之径均密不可分。因此，从医学外部深入挖掘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形成，追本溯源，将诸子百家思想与中医治未病结合进行研究，具有无限潜在的学术价值，有待进一步探究。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于脾，故先实其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