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弓箭是我国古代应用时间最长、使用地区最广的远射兵器，与之相对应，箭镞作为狩猎和战争中最为常见的消耗品，在考古发掘中被大量发现。

同时，一种与带尖峰、有翼的实用箭镞截然不同，以平首或圆首为特征的箭镞，不晚于殷商时期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战国时期，这类异形箭镞的出土范围最为广泛，且在出土箭镞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由于其形制特殊，学术界对其有“平头镞”和“长身异形箭镞”“青铜锥形器”“非锋刃镞”等几种称谓。关于其用途，自发现之日起便众说纷纭，前辈学者分为了观点不同的几派。

一说认为是弋射用的“矰矢”或“茀矢”;一说认为是习射用的“志矢”;还有的认为是练习礼仪用的“恒矢”;更有学者认为其几种作用可以并行不悖。异形箭镞作为一种特殊的箭镞形制在秦汉时期仍时有发现。下文对其形制、年代、出土位置、作用等问题做进一步介绍。

秦汉异形箭镞的形制分析

根据已发表的材料，秦汉时期的异形箭镞已发现1646件。在对其进行类型学分析之前，我们应注意到异形箭镞材料本身的不平衡性。

这首先体现在出土地点的不平衡性上，即绝大部分异形箭镞出土于汉长安城武库和西汉王侯级墓葬中，中小型墓葬出土的异形箭镞数量极少。此外由于秦代的统治时间太短，我们不得不更多地倚仗汉代的材料。

根据镞头形状的差异，秦汉时期的异形箭镞可以分为五型：

A型镞头呈短圆柱形，由三锋或四锋聚合形成前锋，有铤。根据铤的有无、长短和镞头锋的条数可以分为四型：

Aa型1154件。镞头较短，长铤，前锋由四锋聚合。一般通长8.5～9厘米，镞头长1.25～1.6厘米。

B型镞头呈花瓣形，锋翼向前伸。根据锋的数量和弧锋的形状可以分为两型：

Ba型。2件。镞头五锋，弧锋形，铤残。残长3.75～4.8厘米。

C型92件，镞头呈球形，铤的截面呈方形，外部包有铅、锡、银为主要成分的合金。通长15～21.5厘米，镞头长1厘米。

D型250余件，镞头呈圆锥形，铤呈圆柱状，曾被误认为是“锥形器”。通长11～12厘米，直径约0.8厘米。

E型镞头呈前部细后部粗的圆柱形，平头。根据其长度可分为两型：

Ea型21件。镞头细长。通长23.5～26.5厘米，锋长9～15.4厘米，有的在镞头顶部放置平顶圆帽。

Eb型：12件。镞头较短。通长8～12.3厘米，铤残长1.2厘米。

秦汉异形箭镞的出土位置

目前考古发现的秦汉异形箭镞的出土情境指向汉长安城武库和墓葬，对异形箭镞与其他性质相同的武库兵器、随葬品之间的关系进行观察显得十分必要。

Aa型镞是异形箭镞中数量最大、出土地点最为集中的，在汉长安城武库中，主要出自7号建筑基址。7号建筑基址位于武库遗址西院南部，由隔墙分为四个大房间，是武库遗址中规模最大的建筑。

根据报告表明的出土位置，Aa型镞出土于2号房间内的东西两侧（T2、T7），同房间出土的其他兵器包括铁剑、铁短刀、铁小刀、铁戟、铁矛、铁镦、铁甲片、铁工具等，与远射兵器相关的遗物有少量实用铁镞和铜镞。

这一情况表明这些异形箭镞在武库中是集中放置，被精心分类储存，且总数约占武库出土箭镞总数的76%。我们应该注意到，长安城武库自高祖七年（前200）动工，至更始三年（25）夏被赤眉军烧毁。

赤眉军作为物资匮乏的农民起义军，占领长安后不可能对武库兵器不加以利用。因此武库遗址现存的兵器可能为赤眉军洗劫过后的残余品。换而言之，Aa型镞可能是赤眉军不需要的，即没有作战实用功能的产品。

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3号器物坑所出的Aa型镞，放置于随葬坑东北侧的漆箱之中，坑内出土有带有木弓朽迹的弩71件，无其他远射兵器，这提示我们Aa型镞和弩的使用密切相关，可能是弩箭。

在三号坑所出的1790件镞中，异形箭镞的比例仅占13.2%左右，将其作用进一步指向了非实用功能。

Ba型镞共2件，出自汉长安城武库5号建筑基址房间之内，一为铜质，一为铁质。5号建筑基址是7号建筑基址之外箭镞和弩机零件的又一集中发现场地。

Bb型镞发现于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后室，共4件，和50余枚实用性箭镞和弩机同出，由于其发现数量过少，我们难以判断其作用，仅可知这种花形镞最早或发现于燕下都，属战国晚期,出土情境将其性质指向弩箭用镞。

C型镞出自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位置大部分在墓葬中室南区西段，1件出自甬道，还有1件出自南耳室，90件出于中室，均出土于弩机旁。

同时，南耳室和甬道是车马器的主要放置区域，被称为“车马房”，报告将其推断为田猎用镞是较有说服力的，其性质也应该是弩箭。

D型镞多数出自秦始皇陵K0007号陪葬墓，关于K0007的情境指向，已有学者做了详细的研究，该型镞应为弩的弋射用镞无疑。西汉宛朐侯刘埶墓中，D型镞50件为一组，出土于棺外东北侧棺椁之间，同时出有铜扣等，应为箭箙的构件。

由于墓葬遭到盗掘，随葬品的初始情境已不得而知，将其视为秦始皇陵所见弋射用镞的延续较为合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中，D型镞仅出土1件，发掘报告中未标明出土位置，推测出土于椁室之中。

由于罗泊湾M1早年被盗掘，椁室遭到了破坏，且墓室内长期积水，随葬品发生位移，原始情境信息严重短缺，但是幸运的是墓葬中残留了三件带有墨书文字的木牍。

其中一件自名“从器志”，正面被刻纹分为五栏，其中第四、第五栏详细记载了墓葬中随葬的远射兵器名称及数量，随葬的箭镞包括“角曾（矰）一”“越服矢一笥”，远射兵器包括“角弩三、弓一、柧二”，另有与弋射相关的“缴”“㭘缴具”。

若墓中大量出土的实用箭镞即“越服矢”，那么D型镞则可能与“矰”有关。罗泊湾汉墓规模较大，墓主人可能为南越国所属桂林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由M2出土的“夫人”印章判断，墓主在南越国可能被封为侯一级的爵位。

Ea型镞出自云梦睡虎地秦墓M45。M45是典型的小型墓葬，葬具为一棺一椁，由横梁和竖梁将椁内分为棺室、头箱和边箱三室，三室之间有板门相通，是典型的椁墓向室墓过渡阶段的楚式木椁墓。

M45的葬式为仰身屈肢葬，这一葬式暗示了墓主人的秦人身份或强烈的秦文化认同。Ea型镞被放置在器物较为集中的边箱中部，旁边有一件竹片复合制成的黑漆竹弓，同时在南侧不远的位置出土了一件黑漆弩机。

竹制木臂保存完好，通过木臂前端宽3.6厘米、竹弓最宽处为3.2厘米，我们可以推测两者是同一张弩的残件。此外墓中无其他种兵器出土。联系到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墓主人可能为秦代的驻县低级官吏。Ea型镞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或生前职责密切相关。

Eb型镞出土情境较为复杂，其中一件出自河南永城保安山M2的3号甬道内，四周发现小件玉器、银簪、鎏金铜承弓器等遗物。由于该墓已被历代盗墓者严重破坏，3号甬道内的文物很可能是盗墓者进出时遗留，因此难以通过情境分析推断其功能。

浑源毕村M1被发现时木椁顶部塌陷，且严重渗水，随葬器物多被压碎或发生位移。该墓一椁两棺，两棺分别位于椁室的南北两侧，10枚Eb型镞发现时在南棺西侧，排列整齐，有丝织物包裹的痕迹，应为箭箙的遗存，箭镞东侧发现一件弩机，有兰锜的痕迹。

说明之前弩机应被放置于木质兵器架上。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等级判断，浑源毕村M1的墓主人也应为驻县官吏夫妇。

秦汉异形箭镞的用途探讨

对秦汉时期异形箭镞在墓葬和武库遗址中出土的数量、空间位置和共出器物的种种考古情境的分析表明，异形箭镞的特殊属性指向了以下几点：首先，从出土数量来看，异形箭镞占随葬箭镞的比例较低。

其次，异形箭镞的出土位置多在弩机旁，且出土情况保存较好的个案表明，出土时异形箭镞多安置在箭箙之内，这虽然可能和木制弓难以保存有关，但是木制品保存较完好的云梦睡虎地M45，异形箭镞仍与弩机共出。

最后，出土异形箭镞的墓葬所埋葬的墓主人的身份较高，最低为掌握军事权力的县级官吏，最高为秦代最高统治者，绝大多数出土于诸侯王一级的墓葬之中。这些特点充分向我们提示了异形箭镞与其他作为消耗品的箭镞相比所具有的珍稀性，从而大大增加了异形箭镞非一般战事使用的可能。

此外，我们应当注意到，不同类型的异形箭镞的具体用途存在差异，对此我们可以从先秦文献中略窥一二。

《周礼·司弓矢》载：“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杀矢、鍭矢用诸近射、田猎，矰矢、茀矢用诸弋射，恒矢、痹矢用诸散射。”郑注：“絜矢、鍭矢、茀矢、痹矢，弩所用也。”

絜矢为实战用的兵矢，不属于异形箭镞的讨论范围，鍭矢用于近射和田猎，茀矢是弋射所用，痹矢用于训练。虽然考古发现的秦汉异形箭镞已经难以和文献记载一一对应，但我们可以猜测，异形箭镞有用于弋射、训练等多种用途。

其中D、E两型镞，是对先秦时期出土的弋射用的圆柱状、花瓶状镞的继承，为弋射用镞的可能性较大。A、C两型镞则可能为弩机所用的习射用镞，新疆伊吾县托背梁墓地中曾发现与A型镞极其相似的木制镞。

发掘者判断为训练用镞，A型镞的样貌可能为有意模仿木制箭镞而制作，但A型镞是否就是《周礼》中记载的“痹矢”，我们不可妄下断语。B型镞由于出土材料数量极少，出土情境不清晰，用途尚不明确。

结语

考古所见秦汉时期异形箭镞共有五种形制，其共同特征是箭镞顶部无锋或多锋，流行时代由秦代延续到西汉中期，其后并不多见，但这并不代表我国箭镞种类的减少，实际情况是，箭镞的种类反而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各个阶段逐渐增多，只不过墓葬中随葬兵器的习俗逐渐消亡。不论何种物质文化，只要其发展没有间断，始终是一个走向细化的过程。这些箭镞，部分应该是对先秦时期异形箭镞的沿用，有的则为战国末期至汉代初期产生。异形箭镞的作用以非实战化为主，不同形制的异形箭镞的用途应有差异，随着秦汉时期社会的剧烈变革，带有礼制属性的异形箭镞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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