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里的秘密-商鞅变法的几个误区

商鞅变法的几个误区

相信多数读者在谈到“商鞅变法”时都会认为，商君是制定、发明了秦法，这种观念实是大谬。中华法律体系绝不是某一人之智慧所能创造的。

万古以前的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到部落联盟，是一个从小而大的见证和建立公理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由公道、公德、公理到礼治、法治的过程。道德必定先于法律而产生，并且由道德而完善演变为法律。这正如《管子》里面所讲到的：“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中华古典政治学宝典《黄帝四经》第一篇《道法》开篇就讲道：“道生法……”可见，先贤在数千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按：其实我这话实在是不敬之言，我们的先贤当然明白这个道理，是我们不明就理，现代人总是自以为比古人聪明，实则真是妄自菲薄。）

《汉书·艺文志》讲道：“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从先秦经典及历史资料之中，不难看出，中华法系是一个从原始社会，至氏族联盟，再至天子分封，再至郡县集权的逐渐演变和完善的过程。从以下几点我们来重点了解一下“商君之法”的内容和形成过程。

一、《商君书》诸篇的来源

我们普通人一般都会认为《商君书》就是商鞅所著，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无需赘言，《商君书》并非一人所作，如同《论语》并非孔子一人所作一样。战国时代，诸子著书立说之风很盛，以商鞅之名所著之书并不止于《商君书》一部，还有兵法等，汉书艺文志载：“兵家：权谋，公孙鞅二十七篇。”只可惜这些书今已不传，包括《商君书》也佚亡五篇。综上所述，《商君书》乃是以商鞅为主的秦国其它法家政治家遗著之合编。

二、商君之法的来源

如果不深入的探究一下，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商君之法是商鞅“发明”出来的，他用脑袋想出来许多法令，用来管理秦国的百姓。事实上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秦律》是商君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的，而李悝的《法经》又多借鉴和完善《吕刑》、《九刑》、《周书》等典籍，而周朝先贤制定法令，同样也借鉴更早的如《禹刑》、《汤刑》等周代以前的文献典章。总而言之，中华法系的传承，必然是一个逐步完善的渐进的过程。商君之法在当时几乎没有哪一条是不经实践的突发奇想的产物。但是有一个关键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这些法令只有秦国被执行的最彻底，老士族的特权真的被削弱的所剩无几，这种事情在什么时代都是很难做到的。

三、连坐法的出处及实质

举商君之法中“什伍相保连坐”之法为例来说，一些早于《法经》的经典里，都有类似的条文，如《逸周书·大匡》：“诘退骄顽，方收不服，慎惟怠堕，什伍相保，动劝游居，事节说茂，农夫任户，户尽夫出。”

而《管子·立政》中讲得甚为明细：“凡责罚与犯罪有牵连的人，问题出在家属的，应连带及于家长；出在家长的，应连带及什、伍长；出在什、伍长的，连带游宗；出在游宗的，连带里尉；出在里尉的，连带州长；出在州长的，连带乡师；出在乡师的，也要连带于士师。每年三个月一上报，六个月一汇总，十二个月来一次登记举报。凡推举贤才都不可越级，使用能臣都不可兼职；惩罚有罪，不独罚犯罪者自身；赏赐有功，不专给立功者本人。 ”（原文：“凡过党，其在家属，及于长家；其在长家，及于什伍之长；其在什伍之长，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长；其在州长，及于乡师；其在乡师，及于士师。三月一复，六月一计，十二月一着。凡上贤不过等，使能不兼官，罚有罪不独及，赏有功不专与。”）

连坐是法律体系建设的要素，现代社会也同样具有重要效力。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连坐法不等于无辜的株连。这在出土的《睡虎地秦简》中有明确的案例是可以证明的。秦汉的法律体系相比后世，在连坐的确认和执行上并没有更加的残酷，反而后世有许多案例远远的背离了连坐法的原则，就是不讲究证据，就是株连无辜。比如明朝洪武年间的四大案等。

许多非议商君的人都爱拿“连坐法”说事，把连坐制度说的恐怖可怕，从而否定整个秦法。然而西汉是完全彻底继承了连坐制度的，怎么不见他们反对呢？非鞅者断章取义，欲盖弥彰，根本原因是连坐制度损害了一部分权贵阶级的利益。

四、秦法之中的肉刑

我们没必要以今律古，苛责商君时代的法有其残酷的一面，关键在于，今天我们重新研习、审视《管》《商》之学的目的，是发扬其智慧和公义的一面。

秦法当中有墨、劓、剕、宫、大辟等肉刑，但这是那个时代所有国家都在用的刑罚，也就是说东周列国众多诸侯国都有这些肉刑，甚至刘邦建立汉朝之初，对秦法当中的肉刑也是全盘照搬的。直到汉文帝时期，才大量的废除了肉刑。由此可见，我们如果要批评肉刑的残酷，就应该把夏、商、周、秦、汉都要包括其中，而不能只看到秦法里边的肉刑就定性秦法为酷法甚至暴法。

事实上，在中国布衣驰骛的战国时代，欧洲人，不，应该是希腊人、马其顿人、罗马人，（至于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他们还生活在的原始社会）他们的野蛮肉刑远甚于中国。斗兽场中每天都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上演着血淋淋的“娱乐活动”。而古罗马的统治者们发明的刑具也是花样繁多。

两千年前的商君之法，当然有很多今天我们看来很严酷，粗疏的地方。但更有智慧，合理的地方。并且其智慧、正确和合理的方面是多数的，不适合我们学习借鉴的弊病才是少数的。国人现在在西学东进的大潮中迷失，对先贤的圣学毫无半点敬畏之心，而是把它们当成尸体一样，任意解剖，断章取义。这种行为，比过去一千多年来这些圣学被束之高阁，又能强的了多少呢？在研究中国的学术时，这些学者似乎只是为了证明“中学落后，西学先进”而在工作和努力。

五、商鞅变法有没有成功？

这个问题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却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对于许多历史知识水平一般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在少数的人群），他们认为商鞅变法虽然使秦国强大起来了，但是他的结局却是死的很惨。而在许多人的思维定式当中，生死与成败几乎可以划等号，所以商鞅的死就是他的人生乃至事业失败的一个证据。

也许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个人的事业随着这个人的死亡就真的走向了终点，甚至是许多伟大的帝王，他们的许多政治措施真的是人亡政息。从某一角度来说，也算是失败了。但是对于商鞅来说，他的法治并没有因为他的死亡而终止。不仅在有秦一代都没有终止，而且在西汉初期得到了全盘的继承，并且一直到西汉末年也基本（汉宣帝时期对父子相匿的罪不再连坐）保持着秦制的原貌。而东汉以后，由于儒术独尊的影响，儒生们渐近的修改中华文明的政治制度，曲解中华文明核心的道家哲学基础，才使得中华法系的原貌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即便如此，秦制的框架仍然存续到如今，正如毛主席诗中提到的“百代都行秦政法”，唐、宋、元、明、清历代我们都是以郡县制（包括各朝代之间律法的继承）为主体的秦制，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商鞅变法。事实上，商鞅变法不但没有失败，而且可以说，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了的变法。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丰碑！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陶染世界。定然不是一些对国学一知半解，对西学盲目崇拜随声附和的学者所描绘的样子，事实上我们自己的典籍里面，有很多整治当下我国政治弊端的好方法，有很多远胜于西方所谓的三权分立制度的好理论。凡我国人，都应以谦卑敬畏的态度去探究之，思考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