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的一页-王若飞同志遗作

我于1896年生于贵州安顺城内一个地主家庭中。亲祖母早死。只在五岁前，我是九十多岁的曾祖父最宠爱的小孩。自曾祖父死后，庶祖母即将我父亲逐出（她偏爱其亲生的伯叔）。我母被留作磨房推磨与厨下烧饭工作，而我与妹妹则成了祖母伯叔每天拳打脚踢的东西。七岁时才被舅父黄齐生接到贵阳（连同母妹一块）。

我父亲当时流浪各地，自己衣食都照顾不过来，所以我童年时代，完全是在舅父家中养活长大的。我舅父家庭也很清贫，完全靠教书过活，他创办达德学校，我即在该校读书（这个学校现在已有三十七年的历史，有学生一两千人)。

舅父及许多进步教员，经常秘密灌输我们以反清革命的思想。十五岁时，遭逢辛亥革命，我也兴高采烈地参加当时的学生队，担任稽查城防工作。这时许多过去受政府监视迫害的份子，都成了当时政府的要人，我大舅父也作了实业部长，二舅父则任贵州政府出外联络的代表。

哥老会组织突然公开了，所有武装部队都加入哥老会，下层群众也在哥老会组织下纷纷起来。但因为他们侵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破坏了地主阶级的旧秩序(不还地主租债，并向地主要款)，地主阶级的代表戴戡,刘显世、任可澄等，乃勾结滇军唐继尧，假名北伐，于1912年1月进兵贵阳，将真正领导贵州光复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完全扑灭，我也自此年离开学校，到一个最爱我的老师蔡衡武先生所开的书店作店员，一面做事，一面读书（老师的小女蔡之璋现在延安工作、是党员，当时还在提抱，现已三十左右了）。继续了两年之后，又随我大舅父到铜仁矿务局(开采锑矿)工作。民国四年冬，滇黔讨袁军起，舅父黄齐生代表贵州政府出外联络，命我携款从湖南赴沪。

当时沿江客旅已不通，盘查由贵州出外的人极严，我行至辰谿被扣，经过月余以无确证释放。

乃赶到上海，随舅父遍历南北各省许多地方，于民国五年冬天才经四川回转贵阳。民国六年，即在达德学校任小学教员。是年冬考取留日学生官费。同时我舅父也因受当局故意为难、压迫，逐于残腊风雪中，匆匆相偕离家远出，从此以后即未回过贵州。

民国七年初到达东京，为了领官费挂名为明治大学学生，实际完全自己看书，未上过一次讲堂。

这时已受十月革命影响（1918年)，尽力搜读社会主义刊物。民国八年因五四运动回国，参加一般宣传工作，并参加舅父黄齐生先生所领导的“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到当时所谓“模范县”的南通及“模范省”的山西考察。

10月回到上海，值李石曾吴稚晖等提倡赴法勤工俭学，逐向蔡衡武先生借到二百元路费，买船赴法。到法后，只住了三个月学校，其余三年多的时间完全靠作工来维持生活。为寻职业，曾流寓了法国比国许多城市，受过多次失业与饥饿。

工余集合同志，研究社会主义书籍，参加法国职工会组织，并进行对华工的教育，帮助他们争自由的工作。(当时旅法华工约二十万，他们没有居留证，不能自由行动与找职业。)又到处访求思想前进的同志，结识了赵世炎、陈延年、蔡和森、罗迈等。当勤工俭学生争取里昂大学读书运动失败后(我是这运动的一个负责人)，许多困守在里昂校舍中的好同志被迫押送回国。

我们幸而在外留下者，即继续进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运动，于1921年正式成立，出版“赤党”“少年”等刊物。1922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得到国内中央信〔廖焕星带去的)，承认我和赵世炎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得中国党在莫斯科代表之帮助，参加第一批(十二人)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满足了我多年以来的渴望。(原载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4月20日第四版)

1961年4月8日 4360期 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