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这两年，街头上的乞丐突然消失了。

乞丐的消失背后，肯定有原因，是政府清理了“职业乞丐”？还是慈善机构帮助了“原生乞丐”？亦或是其他隐秘的社会变化？这一切，都令人好奇。

街头无乞丐的景象，同时也让人担忧，他们不再乞讨，生存了吗？没有乞丐的街头，反而缺少了什么？

乞丐之变迁：从生活所迫到装残讨钱

我国乞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根据《孟子》、《吕氏春秋》等历史文献记载，在汉代以前，对于乞讨者的称呼有“乞人”“丐人”“乞索儿”等，“乞丐”这一称呼是在宋代开始使用的。

古代的乞丐大多是因为家庭变故或重大疾病而不得不走上乞讨之路，比如在春秋时期，楚国的伍子胥全家遭遇屠杀，只有他外出打猎逃过一劫。

伍子胥不得已来到吴国都城，这时已经身无分文，只能靠吹奏长箫乞讨度日，后来他在乞讨中获得吴国公子的赏识，才恢复了名节，这类生活坎坷的乞丐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屡见不鲜。

随着历史的发展，“职业乞丐”这个群体逐渐形成，这类乞丐表面上装出一副可怜相，其实背后往往存在组织化运作，故意打动过路人获取钱财。

他们视乞讨为一种职业，甚至可能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近年一些大中城市出现的装残乞讨现象就属于这类。

进入21世纪后，一些城市开始频频爆出所谓“职业乞丐”的新闻，这些乞丐故意装出行动不便的样子在街头乞讨，被发现其实生活富裕， 私底下开着好车住着好房子。

还有人集体组织“乞丐团”，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向路人要钱，有的负责看管“场地”，这类骗取同情心的行为引发公众强烈不满。

近几年，这种明目张胆的装残乞讨行为有明显减少，这与政府加强管理，严厉打击有组织游乞行为有关。

一些地方会将外地乞丐遣送回原籍，强迫他们自谋生路，另外，政府也加大了对贫困群众的救助力度，设立救助中心，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得到救济。

不过，观察近些年的街道，不管是这职业乞丐还是真正的乞丐很少再见到，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了，那么，乞丐们究竟去哪里了？其实，我们不妨看看这三大原因。

第一原因是滥用社会同情心的恶果

曾几何时，各类乞丐无处不在，用各种方式博取路人的同情，然而，时过境迁，如今乞丐已经难得一见，这种变化背景主要原因在于滥用社会同情心所带来的恶果。

乞丐中不乏“职业乞丐”，他们将乞讨当作一条捷径，每天收入可达数百元，与辛勤劳动的群众形成强烈对比，引发公众强烈不满。

多年来，媒体频频曝光乞丐的真实收入，揭露他们的套路，令人防范心提高，再也瞒不过大众的眼睛，乞讨的行为失去了效果。

此外，一些心怀叵测之徒，利用他人善意牟取非法利益，残害无辜，如一些人故意制造残疾儿童，进行各种暴行迫使他们上街乞讨，乞得的钱积攒起来，可观的数目流入自己腰包。

还有人以生病的母亲之名乞讨，实为与其他人勾结骗钱，这些行为令人发指，严重违背道德底线。

在此背景下，善意遭到践踏，同情心被利用，人们对乞丐群体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与防范，选择性地施舍，这也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怀。

乞丐的数量锐减，与滥用同情心收获了应有的恶果分不开，这是一种对不道德行为的天然纠正。

当前，我们仍应保持判断力，不同人群有不同遭遇，存在乞讨也不一定就是错误，但滥用他人善意，则终将自食恶果。

我们必须守住道德底线，用正能量感化更多人，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生活得更好，乞丐这个群体中，确实存在一部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可能因为患病、残疾而丧失了劳动能力，也可能因为家庭变故而一蹶不振，但是另一部分乞丐，却是出于谋生的目的，将乞讨当成了赚钱的一条捷径。

这些人中，不乏团伙化作案的职业乞丐，他们有清晰的组织系统，不同人负责不同区域乞讨，天天计算盘算最佳时间地点。

这些乞丐每月收入过万，远超一般打工者，而普通劳动者，即便勤奋工作，一个月也只有几千块，两相对比，不禁让人感叹乞丐与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之大。

在媒体持续曝光下，越来越多的市民意识到乞丐行业的黑暗面，一旦防备心提高，乞讨自然也就难以为继。

职业乞丐变换地点，也躲不过网络的眼睛，他们的谋生手段日渐失效，只能四处流浪，最终从街头消失。

再加上执法部门也在加强对乞丐问题的治理。警方揭穿假乞丐的伎俩，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虽然仅仅依靠乞讨骗钱的行为难以定罪，但已经对这些人起到了震慑作用。

在双管齐下下，假乞丐逐渐萎缩，不再出现，第二大原因则是近年来新冠的影响。

第二原因是疫情影响下的乞丐群体变迁

新冠疫情的爆发，使整个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乞丐们也无可避免地遭遇了生存危机的重创。

自疫情肆虐以来，过去熙熙攘攘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人流骤减，繁华商业区、地铁站口等人员密集场所成了乞丐们的噩梦。

政府出台各种管控措施，限制人员流动，他们行乞的自由空间被极度压缩，面对陌生的严峻环境，不同的乞丐作出了不同的应对。

山西某“乞丐之乡”的村民，过去常年组团进城乞讨，收入颇丰，疫情期间，他们只能无奈地回村，靠种地维持生计，一时间，村里处处弥漫着怨言，许多人对未来茫然无措。

一些过去栖身城中的乞丐，也被迫改变了生存策略，无家可归的中年乞丐马大爷，疫情期间只能睡在公园长椅上。

白天他不再固定守在某个地点乞讨，而是根据时段灵活变换位置，选择仍有一定人流的地点，深夜里，他则翻找垃圾桶，寻找还可食用的残羹剩饭。

还有些固执的乞丐，在警察巡逻时躲藏起来，一有机会就冒险现身乞讨，但收获并不多，反而冒着被发现和处罚的风险，久而久之，许多人也放弃了这种方式。

一些具有组织性的乞讨团伙更是失去了生存土壤，他们惯用的策略如分工合作、围堵行人等都失去了效果，最后只能解散，各奔东西，有的人还借住在贫民窟里，靠做些临时工勉强度日。

三年间，乞丐们的生存状态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生存策略被迫不断调整，有的人还完全改行，退出了这个群体，这场疫情无疑重塑了整个乞丐群体的面貌。

尽管疫情已经过去，但疫情早已经改变了这个弱势群体的命运走向，也让人们对他们产生了更多的关注和反思。

这第三大原因则是我们伟大的国家扶贫工作的有序进行。

第三原因是国家扶贫政策的执行减少了乞丐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扶贫开发政策，致力于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从根本上减少了“乞丐”的出现。

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制定并开始执行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开发西部的若干政策措施》等文件。

政府采取“一户一册”的方式，建立贫困户信息库，摸清家底，使扶贫对象精准到户，在这些政策推动下，许多原本生活极为困苦的贫困群众通过务工就业、发展种植养殖等途径稳定增收，摆脱了贫苦状态，不再需要在街头行乞。

以云南省个旧市为例，90年代该市有近20万贫困人口，年人均收入仅200元左右，在国家扶贫政策下，个旧市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帮助贫困户增收。

如在个旧市麻栗坡镇红土坡村，村里90%以上贫困户都种植了松茸，通过每年销售松茸增加收入。

还有像昆明的“春城一花”中药材公司，每年可以带动近万户贫困农户增收，在扶贫政策推动下，许多像红土坡村这样的贫困村通过发展特色农业脱贫致富。

与此同时，国家还增加了对城市特困人员的保障，对完全丧失劳动力的重度残疾人实行最低生活保障，提供基本生活费。

各级民政部门与残疾人福利机构为部分残疾人提供康复训练，帮助他们获得劳动收入，这些措施帮助特困人员改善生活，也降低了乞丐现象的出现。

可以看出，在扶贫政策的推动下，许多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失去劳动力的残疾人也获得了基本生活保障。

他们不再需要在街头乞讨度日，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减少了乞丐的出现，我国扶贫开发政策的执行，确实对解决乞丐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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