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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国政府都发表声明谴责印度教徒的毁寺行动，并敦促印度政府紧急干预，制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强烈要求重建巴布里清真寺。在阿联酋迪拜，数千名示威者向印度教庙宇投掷石块。甚至远在英伦三岛，当地穆斯林至少烧毁了4座印度教庙宇。

印穆教派冲突损害了印度的大国形象。早在独立前，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就写道：“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这种确立印度大国地位的思想是印度人普遍持有的一种强烈愿望。

然而，大国形象并不仅仅依赖地域的广阔和人口的众多，它更多的是由政通人和、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军力强大等因素所构成的综合国力来决定的。历史上小国称霸、大国羸弱的现象比比皆是，仅以虚妄的自尊心和夸大的言辞来树立自己的大国形象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印度建国后持续不断的教派冲突、种姓冲突、地方冲突说明其内部的整合程度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对其努力塑造的大国形象是一个严重的损害。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改革的初见成效，印度的国际形象得到改善。印度政府也加快了跻身世界大国的步伐，扩充军备，加强远洋作战能力，多方活动力图挤进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其国内的政治状况却并未因此而出现明显的好转。教派主义仍然流行于世，教派冲突仍旧接连不断。21世纪初大规模教派冲突的爆发反映出印度社会内部的压力之大。

印度教教派主义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印度教教派主义在80年代以后的狂飙突起，改变了印度政治的发展方向，教派政党印度人民党在选票政治中地位凸显，并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取得了政权。虽然印度人民党是靠鼓吹印度教特性迎合教派势力的主张而取得政权的，但作为一个执政党，要稳固其执政地位，它不能再单方面满足印度教教派势力的要求，必须照顾到社会各群体的普遍利益。

因此它在1996年组阁后，将其政治宣传转向了现实政治经济问题，将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内部整合作为其主要的施政目标。13天的短暂执政，使它更进一步认识到，必须兼顾其他党派的政治主张，实行党派联合，才能保持其执政地位。于是，在1998年和1999年选举中，继续利用世俗现实问题进行宣传，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与24个地方小党组成了联合政府。

然而，印度人民党与教派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政治主张一贯带有浓重的教派主义色彩，淡化了教派主义意识形态意蕴，但该党因其特性及政治上的需要，仍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教派组织的诉求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平衡。印度人民党在执政后迫不及待地实行强力外交，并不顾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公开进行一系列核试验，其动机除了实现大国梦想的愿望、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外，也是为了迎合印度教教派主义者的要求。

核试验引起的轰动效应达到了该党的战略预期，使其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认同，提升了它的政治声誉，但却招致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使印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对印度实行了经济制裁；由于印度在核试验问题上打中国牌，宣传“中国威胁论”，使中印关系迅速下滑；巴基斯坦以对等的核试验进行回应，在南亚地区形成了核军备竞赛，这也刺激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使毒品走私和武器贸易活动更加猖獗。

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对巴基斯坦的核试验给予了高度的赞赏，有学者认为它可能刺激中东地区开发核武器。综上而论，印度国内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的上升和印穆教派冲突的频繁发生，使印度政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牵制，印度人民党采取的激进政策不仅没有给印度带来良好的大国形象，反而给印度国家蒙上了一层阴影，影响了印度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巴基斯坦的宗教态势研究

“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力量不但立即进入阿富汗，还在全世界确立了一种“反恐文化”，伊斯兰教被贴上了与“恐怖”相关的标签。但随着战事的持续，世界的目光却正在越来越多地投向巴基斯坦。一方面，巴基斯坦国内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反美浪潮，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和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此起彼伏；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的海外移居者中出现恐怖分子的比例似乎较高——从“9·11”恐怖袭击的策划者到2010年4月末纽约时报广场汽车炸弹嫌疑人，他们或者是巴基斯坦公民，或者是巴基斯坦移民。至于那些本人并非巴基斯坦人，但却经由巴基斯坦走上圣战之路的人（包括本·拉登、艾曼·扎瓦希里以及被称为“美国塔利班”的约翰·沃克·林德），就更多了。于是，“巴基斯坦为何不断产生圣战者”，便作为一个沉重的问题摆到了世人面前。

现今的巴基斯坦被称为“一个危险的实体”，一个拥有核力量的功能紊乱的国家。但观察当今世界上的57个伊斯兰国家，从人口角度看，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穆斯林人口都多于巴基斯坦；从地理位置看，土耳其等更接近麻烦不断的中东；从对西方的态度看，伊朗、叙利亚等国家的政府对美国和西方更加敌视。

因此，若对巴基斯坦为什么不断产生圣战者进行解释，或者更准确地说，若对为什么巴基斯坦人当中以狭隘的宗教信仰眼光看待世界的比例更高进行解释，就必须考察巴基斯坦独特的历史经历，特别是分析其政治与宗教的互动，以及国际政治、国内政局与宗教团体的多重互动。

国内政治与宗教的互动

在解释巴基斯坦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时，有西方评论者认为，“巴基斯坦1947年独立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于伊斯兰教义的现代国家；建国伊始，这个新国家就充满泛宗教救世主情结”。1947年8月11日，巴基斯坦创始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巴基斯坦制宪会议的就职演说中曾明确地表示，宗教是个人私人的事情，他还特别强调宗教平等。

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巴基斯坦的宗教团体自始至终都竭力宣称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一些宣称正统的、被研究者称为原教旨主义的神职人员，坚守“乌玛”（Ummah）理念，反对穆斯林民族主义的理念，反对印巴分治，反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在巴基斯坦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倾向于最大限度地世俗化，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政党遭受被边沿化的痛苦，并不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报复“反伊斯兰”势力，宗教政党一直在为使巴基斯坦转变成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教国家而不懈努力。 宗教团体在政治动员中所显示的实力，导致议会于1949年通过了“目标决议”（Objective Resolution），其主要内容是“穆斯林可根据神圣的《古兰经》和教法所规定的伊斯兰教义与要求，秩序生活”。这一“决议”实际上规定了国家事务的伊斯兰教方向。

20世纪50年代，巴基斯坦组成了最为严密的农村宗教团体“伊斯兰大会党”（theJamaat--slami）和其他类似政党的领导层，开始利用伊斯兰教，鼓励实施“排他性政治”。他们通过将身份认同政治化，即质问“谁是穆斯林”，鼓动拉合尔的公众暴乱。当时，阿马迪人（Ahmadis）出任了政府高官职位，而在是否认可阿马迪教派（Ahmediyya）成员的穆斯林身份问题上，官方尚无定论。

于是，“乌力玛”与原教旨主义领导人的联盟在1953年组织和领导了暴力运动，终于迫使政府将弱小的阿马迪教派宣布为“非穆斯林”。随着阿马迪人被驱逐出伊斯兰教圈，一种不宽容的政治在巴基斯坦国内日益增长。巴基斯坦宪法的宗教规定与政治制度性规定，使宗教成为政治上有效的力量。为了政治合法性和国家统一，巴基斯坦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统治者都倾向于利用宗教。因此，宗教身份、口号和象征，经常被政党用来进行政治动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齐亚·哈克（ZiaHaq）将军领导下的伊斯兰教化进程，就是将反阿里·布托运动变成“劫持伊斯兰口号”的过程。9个政党和宗教组织提出“伊斯兰教在危险中”，呼吁“回归告知的制度”，全心全意地支持齐亚的社会“道德纯洁”方案，认为这一方案有助于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法则的政治社会，“伊斯兰大会党”因此随时准备着反击任何政治力量发起的反齐亚运动。

参考资料：

从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战略看莫迪政府政策走向. 陈小萍.南亚研究季刊,2014

论司法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程竹汝.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

印度宪法:于多样性中统一的典范. Mahendra P.Singh;Surya Deva;柳建龙.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