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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列传·南越列传原文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

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馀，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及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诏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陆贾，先帝时习使南越。乃召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

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原长为籓臣，奉贡职。於是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黄屋左纛。”陆贾还报，孝文帝大说。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建元四年卒。

　　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籓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於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馀善杀郢以降，於是罢兵。

　　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於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後十馀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

　　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婴齐其入宿卫在长安时，取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樛氏女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

　　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及婴齐薨後，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尝与安国少季通，其使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於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馀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

　　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馀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於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发。嘉见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乃阴与大臣作乱。王素无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太后有淫行，国人不附，欲独诛嘉等，力又不能。

　　天子闻嘉不听王，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无决。又以为王、王太后已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辞不可，天子罢参也。郏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奋曰：“以区区之越，又有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原得勇士二百人，必斩嘉以报。”於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吕嘉等乃遂反，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

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後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於是天子曰：“韩千秋虽无成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樛乐，其姊为王太后，首原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柢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陕，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後，与楼船会乃有千馀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越素闻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兵以陷坚为将梁侯。

　　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遭汉初定，列为诸侯。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境，婴齐入朝。其後亡国，徵自樛女；吕嘉小忠，令佗无後。楼船从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成败之转，譬若纠墨。

　　中原鹿走，群雄莫制。汉事西驱，越权南裔。陆贾骋说，尉他去帝。嫪后内朝，吕嘉狼戾。君臣不协，卒从剿弃。

译文

　　丞相公孙弘是齐地菑川国薛县的人，表字叫季。他年轻时当过薛县的监狱官员，因罪被免官。他家里穷，只得到海边去放猪。直到四十多岁时，才学习《春秋》及各家解释《春秋》的著作。他奉养后母孝顺而谨慎。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天子刚即位，就招选贤良文学之士。这时，公孙弘已经六十岁，以贤良的身份被征召入京，当了博士。他奉命出使匈奴，回来后向武帝报告情况，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发怒，认为公孙弘无能，公孙弘就借有病为名，免官归家。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皇帝下诏书，征召文学，菑川国又推荐公孙弘。公孙弘向国人推让拒绝说：“我已经西去京城接受皇帝的任命，因为无能而罢官归来。希望改变推举的人选。”国人却坚决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就到了太常那里。太常让所征召的一百多个儒士分别对策，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按等次被排在最后边。全部对策文章被送到皇帝那里，武帝把公孙弘的对策文章提拔为第一。公孙弘被召去进见皇帝，武帝见他相貌非常漂亮，封他为博士。这时，汉朝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在那里设置郡县，巴蜀人民对此感到困苦，皇帝命公孙弘前去视察。公孙弘视察归来，向皇帝报告，极力诋毁西南夷没有用处，皇上没采纳他的意见。

　　公孙弘为人雄伟奇异，见闻广博，经常说人主的毛病在于心胸不广大，人臣的毛病在于不节俭。公孙弘盖布被，吃饭时不吃两种以上的肉菜。后母去世，他守丧三年。他每次上朝同大家议论政事，总是先开头陈述种种事情，让皇上自己去选择决定，不肯当面驳斥和在朝廷上争论。于是皇上观察他，发现他的品行忠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法令和官场事务，而且还能用儒学观点加以文饰，皇上非常喜欢他。在两年之内，他便官至左内史。公孙弘向皇帝奏明事情，有时不被采纳，也不在朝廷上争辩。他曾经和主爵尉汲黯请求皇上在闲暇时间

接见，汲黯先向皇上提出问题，公孙弘则随后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皇上常常很高兴。他所说的事情都被采纳，从此，公孙弘一天比一天受到皇帝的亲近，地位显贵起来。他曾经与公卿们事先约定好了要向皇帝谈论的问题，但到了皇上面前，他却违背约定，而顺从皇上的意旨。汲黯在朝廷上责备公孙弘说：“齐地之人多半都欺诈而无真情，他开始时同我们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全都违背了，不忠诚。”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诚。”皇上赞同公孙弘的说法。皇上身边的受宠之臣每每诋毁公孙弘，但皇上却越发厚待公孙弘。

　　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张欧被免官，皇上用公孙弘当御史大夫。这时，汉朝正在开通西南夷，东边设置沧海郡，北边修建朔方郡城。公孙弘屡次劝谏皇上，认为这些做法是使中国疲惫不堪而去经营无用的地方，希望停做这些事情。于是，武帝就让朱买臣等以设置朔方郡的有利情况来诘难公孙弘。朱买臣等提出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公孙弘便道歉说：“我是山东的鄙陋之人，不知筑朔郡有这些好处，希望停做通西南夷和置沧海郡的事，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城。”皇上就答应了。

　　汲黯说：“公孙弘处于三公的地位，俸禄很多，但却盖布被，这是欺诈。”皇上问公孙弘，公孙弘谢罪说：“有这样的事。九卿中与我好的人没有超过汲黯的了，但他今天在朝廷上诘难我，确实说中了我的毛病。我有三公的高贵地位却盖布被，确实是巧行欺诈，妄图钓取美名。况且我听说管仲当齐国的相，有三处住宅，其奢侈可与齐王相比，齐桓公依靠管仲称霸，也是对在上位的国君的越礼行为。晏婴为齐景公的相，吃饭时不吃两样以上的肉菜，他的妾不穿丝织衣服，齐国治理得很好，这是晏婴向下面的百姓看齐。如今我当了御史大夫，却盖布被，这是从九卿以下直到小官吏没有了贵贱的差别，真像汲黯所说的那样。况且没有汲黯的忠诚，陛下怎能听到这些话呢！”武帝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越发厚待他，终于让公孙弘当了丞相，封为平津侯。

　　公孙弘为人猜疑忌恨，外表宽宏大量，内心城府很深。那些曾经同公孙弘有仇怨的人，公孙弘虽然表面与他们相处很好，但暗中却加祸于人予以报复。杀死主父偃，把董仲舒改派到胶西国当相，都是公孙弘的主意。他每顿饭只吃一个肉菜和脱壳的粗米饭，老朋友和他喜欢的门客，都靠他供给衣食，公孙弘的俸禄都用来供给他们，家中没有余财。士人都因为这个缘故认为他贤明。

　　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朝廷追究党羽正紧急的时候，公孙弘病得很厉害，他自己认为没有什么功劳而被封侯，官位升到丞相，应当辅助贤明的君王安抚国家，使人人都遵循当臣子的道理。如今诸侯有反叛朝廷的阴谋，这都是宰相工作不称职的结果，害怕一旦默默病死，没有办法搪塞责任。于是，他向皇帝上书说：“我听说天下的常道有五种，用来实行这五种常道的有三种美德。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和长幼的次序，这五方面是天下的常道。智慧、仁爱和勇敢，这三方面是天下的常德，是用来实行常道的。所以孔子说：‘努力实践接近于仁，喜欢询问接近于智，知道羞耻接近于勇。’知道这三种情况，就知道怎样自我修养了。知道怎样自我修养，然后知道怎样治理别人。天下没有不能自我修养却能去治理别人的，这是

百代不变的道理。现在陛下亲行大孝，以三王为借鉴，建立起像周代那样的治国之道，兼备文王和武王的才德，鼓励贤才，给予俸禄，根据才能授予官职。如今我的才质低劣，没有汗马之劳，陛下特意把我从行伍之间提拔起来，封为列侯，把我置于三公的地位。我的品行才能不能同这高高的官位相称，平时又有病，恐怕先于陛下的狗马而死去，最终无法报答陛下的恩德和搪塞责任。我希望交回侯印，辞官归家，给贤者让路。”武帝答复他说：“古代奖赏有功的人，褒扬有德的人，守住先人已成的事业要崇尚文德教化，遭遇祸患要崇尚武功，没

有改变这个道理的。我从前幸运地得以继承皇位，害怕不能安宁，一心想同各位大臣共同治理天下，你应当知道这一点。君子都喜欢善良的人而憎恶丑恶的人，你若谨慎行事，就可常留我的身边。你不幸得了霜露风寒之病，何必忧虑不愈，竟然上书要交回侯印，辞官归家，这样做就是显扬我的无德呀！现在事情稍微少了些，你应该减少思虑，集中精神，再以医药辅助治疗。”于是，武帝恩准公孙弘继续休假，赐给他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的病情大有好转，就开始处理政事。

　　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公孙弘患病，最终以丞相的身份死去。他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平津侯的爵位。公孙度当山阳太守十多年，因为犯法而失去侯爵。

　　主父偃是齐地临菑人，学习战国时代的纵横家的学说，晚年才开始学习《周易》《春秋》、诸子百家的学说。他游于齐国许多读书人之间，没有谁肯厚待他。齐国许多读书人都一起排斥他，使他无法留在齐地。他家境贫困，向人家借贷也借不到，就到北方的燕、赵、中山游学，各地都没人厚待他，做客很难。孝武帝元光元年，他认为各诸侯国都不值得去游学，就西入函谷关，去拜见卫青将军。卫青大将军屡次向皇上推荐他，皇上不肯召见。他带的钱财已经花光，留在长安已经很久，诸侯的宾客们都很讨厌他，于是他向皇帝上书。早晨进呈奏书，傍晚时皇帝就召见了他。他所说的九件事，其中八件是法律条令方面的事，一件是关于征伐匈奴的事。其原文是这样说的：

　　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厌恶深切的谏言而是广泛观察，忠诚的大臣不敢逃避重重的惩罚而直言劝谏，因此处理国家大事的好政策才不能遗失，而使功名流传万世。如今我不敢隐瞒忠心，逃避死亡，而要向您陈述我的愚昧想法，希望陛下赦免我的罪过，稍微考察一下我的想法。

　　《司马法》上说：“国家虽然大，若是喜欢战争，就一定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若是忘掉战争，就必然危险。”天下已经平定，天子演奏《大凯》的乐章，春秋两季分别举行打猎活动，诸侯们在春天整顿军队，在秋天训练军队，是为了不忘记战争。况且发怒是悖逆的行为，武器是不祥的东西，斗争是最差的节操。古代人君一发怒就一定尸首伏地，流血遍野，所以圣明的天子对待发怒的事非常慎重。致力于打仗取胜、穷兵黩武的人，最后没有不后悔的。从前秦始皇凭借战胜对手的兵威，蚕食天下，吞并各个交战的国家，统一天下，其功业可与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相同。但他一心取胜，不肯休止，竟想攻打匈奴。李斯劝谏说：“不可以攻匈奴。那匈奴没有城郭居住，也无堆积的财物可守，到处迁徙，如同鸟儿飞

翔，难以得到他们并加以控制。如果派轻便军队深入匈奴，那么军粮必定断绝；如果携带许多粮食进军，物资沉重难运，也是无济于事。就是得到匈奴的土地，也无利可得，遇到匈奴百姓，也不能役使他们加以守护。战胜他们就必然要杀死他们，这并非是为民父母的君王所应做的事。使国家疲惫，而以打匈奴为心情愉快之事，这不是好政策。”秦始皇不采纳李斯的建议，就派蒙恬率兵去攻打匈奴，开阔了千里土地，以黄河为国界。这些土地本是盐碱地，

不生五谷。这以后，秦朝调发全国的成年男人去守卫北河地区。让军队在风沙日晒中呆了十多年，死的人不可胜数，始终没能越过黄河北进。这难道是人马不足，武器装备不充裕吗？不是的，这是形势不允许呀！秦朝又让天下百姓飞速转运粮草，从黄县、腄县和琅邪郡靠海的县城起运，转运到北河，一般说来运三十钟粮食才能得到一石。男人努力种田，也不能满足粮饷的需求，女子纺布绩麻也不能满足军队帷幕的需求。百姓疲惫不堪，孤儿寡母和老弱之人得到供养，路上的死人一个挨一个，大概由于这些原因，天下百姓开始背叛秦王朝。

　　待到汉高帝平定天下，攻取了边境的土地，听说匈奴聚积在代郡的山谷之外，就想攻打它们。御史成进谏说：“不可进攻匈奴。那匈奴的习性，像群兽聚积和众鸟飞散一样，追赶他们就像捕捉影子一样。如今凭借陛下的盛德去攻打匈奴，我私下里认为是危险的。”汉高帝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于是向北进军到代郡的山谷，果然遭到平城被围困的危险。汉高帝大概很

后悔，就派刘敬前往匈奴缔结和亲之约。这以后，天下人民才忘记了战争的事。所以《孙子兵法》上说：“发兵十万，每天耗费千金。”秦朝经常聚积民众和屯兵几十万，虽然有歼灭敌军，杀死敌将、俘虏匈奴单于的军功，但也正好足以结下深仇大恨，不足以抵偿全国耗费的资财。这种上使国库空虚，下使百姓疲惫，扬威国外而心中欢乐的事，并非是完美的事情。那匈奴难以控制住，并非一代的事。他们走到哪里偷到那里，侵夺驱驰，以此为职业，天性

本来如此。所以上自虞舜、夏朝、商朝和周朝，本来都不按法律道德的要求来督导他们，只把他们当作禽兽看待，而不把他们看作是人类。上不借鉴虞夏商周的经验，下却遵循近世的错误作法，这正是我最大的忧虑，是老百姓感到痛苦的事。况且战争持续时间长了，就会发生变乱；做事艰苦，就会使思想发生变化。这样就使边境的百姓疲惫愁苦，产生背离秦王朝的心情，使将军和官吏们相互猜疑而与外国人勾结，所以尉佗和章邯才能实现他们的个人野心。那秦朝的政令所以不能推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国家大权被这两个人所分的结果，这就是政治的得和失的效验。所以《周书》上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君王发布什么政令，国家的存亡在于君王用什么样的人。”希望陛下仔细考察这个问题，对此稍加注意，深思熟虑。

　　这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都向皇帝上书，谈论当代重大事情，每人讲了一件事。徐氏在上书中说：我听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而不在于瓦解，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什么叫土崩呢？秦朝末年就是这样。陈涉并没有诸侯的尊贵地位，也没有一尺一寸的封地，自己也不是王公大人和有名望的贵族的后代，没有家乡人对他的称赞，没有孔丘、墨翟、曾参的贤能，没有陶朱、猗顿的富有。但是，他从贫穷的乡间起兵，挥舞着戟矛，赤臂大喊，天下人闻风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人民贫困而国君不知体恤关照，下民怨恨而身处上位者并不知道，世俗已经败坏而政治不修明，这三项是陈涉用为凭借的客观条件，这就叫做土

崩。所以说国家的忧患在于土崩。什么叫瓦解呢？吴、楚、齐、赵的军事叛乱就是这样。吴、楚等七国阴谋叛乱，他们都自称万乘君王，有披甲的战士几十万，他们的威严足以使其封国之民畏服，他们的财物足以鼓励其封国的百姓，但是他们却不能向西夺取尺寸的土地，而他们自己却在中原被擒，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他们权势比平民百姓轻，不是他们的军事力量比陈涉小，是因为正当那时候，先皇帝的思想还未衰弱，而安于乡土、喜欢时俗的百姓很多，所以诸侯们没有得到境外的援助，这就叫做瓦解。所以说国家的忧患不在于瓦解。由

此可见，天下若有土崩的形势，纵然是处于穷困境地的平民百姓，只要他们中有人首先发难，就可能使国家遭到危害，陈涉就是如此，何况或许还有三晋之类的国君存在呢！国家纵然是没有大治，若真能没有土崩的形势，虽然有强国和强大的军队起来造反，也会在转身之间遭到擒灭，吴、楚、齐、赵等国就是这样，何况群臣百姓起来造反呢！这两种情况，是国家安危的明显的根本之处，希望贤明的君主多多留意，深刻地考察。

　　最近关东地区五谷歉收，年景还未恢复，百姓大多都很穷困，再加上边境一带的战争，按形势的发展和一般常理来看，老百姓将有不安心本地的情况了。不安心本地就容易流动，容易流动就是土崩的形势。所以，贤明的君主能独自看到万物变化的各种原因，明察安危的关键，只在朝廷上治理政事，就可以把没有形成的祸患加以消除。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想法使国家不出现土崩的形势而已。所以纵然有强国和强大的军队，陛下仍然可以追赶走兽，射击飞鸟，扩展游宴的场所，无节制地放纵地观赏玩乐，尽情地享受驱马打猎的欢乐，一切安然自如。各种乐器的演奏声不绝于耳，帷帐中与美女的情爱和俳优侏儒的笑声面前出现，然

而国家却没有积久的忧患。名望何必定要像商汤、周武王那样，世俗何必定要像周成王、周康王时代那么淳美！虽然是这样，我私下认为陛下是天生的圣人，具有宽厚仁爱的资质，而且确实把治国当做自己的根本职责，能做到这些，那么就等同于商汤和周武王的名望就不难得到了，而周成王、周康王时的世俗就可重新出现。这两种情况确立了，然后就可以处于尊贵安全的实际境地，在当代传扬美名，扩大声誉，使天下之人亲近你，使四方边远之民服从你，你的余恩和遗德将盛传几代人，面朝南方，背靠屏风，卷起衣袖，与王公大人们作揖行礼，这是陛下所做的事情。我听说想实行王道，治理国家，就是没有成功，最差的结果也可以使国家安宁。只要安宁，陛下想得到什么，难道还有得不到的吗？你想做什么，难道还有做不成的吗？你想征讨谁，还有不降服的吗？严安上书说：

　　我听说周朝治理天下，把国家治理得很好的时期有三百多年，成王和康王时期是最隆盛的，搁置刑罚四十多年不用。待到周朝政治衰微时也有三百多年，所以五霸才能轮番兴起。五霸这些人经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诛伐暴虐，禁止奸邪，在天下扶持正道，以此使天子得到尊贵。五霸都去世后，贤圣之人没有继起者，使天子处于孤立软弱的地位，号令不能颁行。诸侯恣意行事，强大的欺凌弱小的，人多的损害人少的，田常篡夺了齐国的政权，六卿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共同形成了战国纷争的局面，这是百姓苦难的开始。于是强大的国家致力于战争，弱小的国家备战防守，出现合纵和连横的策略，使者的车子疾驰奔波，战士的铠甲帽盔生满虮虱，百姓的苦难无处申诉。

　　待到秦王政时代，他蚕食天下，并吞战国，号称皇帝。统一国内的政治，毁坏诸侯国的都城，销毁诸侯的兵器，熔铸成钟虡，以显示不再用兵动武。善良的平民百姓才能免于战争的灾害，碰上圣明的天子，人人都认为得到了新生命。假如秦朝宽缓其刑罚，少征赋税，减轻徭役，尊重仁义，轻视权势利益，崇尚忠厚，鄙视智巧，改变风俗，使国内百姓得到教化，那么世世代代都会安宁。但是秦朝不推行这种政治，却因循从前的风俗，使得那些专做智巧权利之事的人得以进用，而那些忠厚诚信的人却被斥退；法律严酷，政治严峻，诌媚阿谀的人很多，天天听到他们的赞美声，于是心意满足，想入非非。一心想要扬威于海外，就

派遣蒙恬率兵去攻打北方的匈奴，扩张土地，推进国境，戍守住黄河以北的地方，让百姓急运粮草，跟随其后。又派遣尉官屠睢率领水兵去攻打南方的百越，派监御史禄凿通运河，运送粮食，深入越地，越人逃跑。经过很长时间的相持，粮食乏绝，越人攻击秦兵，秦兵大败。秦就派赵佗率兵戍守越地。正在这时，秦朝在北方同匈奴结怨，在南方同越人结仇，在无用的地方驻扎军队，只能进而不能退。经过十多年，成年男子穿上铠甲上战场，成年女子转运粮食，痛苦而无法活下去，有的吊死在路旁的树上，死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等到秦始皇

死去，天下人民多半反叛秦朝。陈胜、吴广攻占陈县，武臣、张耳攻占赵地，项粱攻占吴县，田儋攻占齐地，景驹攻取郢，周市攻取魏地，韩广攻取燕地，穷山深谷，豪杰之士一同起兵，记也记不完。但是，他们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也并非大官的下属，没有一尺一寸的小小权势，从闾巷兴起，手持戟矛，顺应时势，都行动起来，没有预先谋画却同时起兵，没有约定却同时相会合，不断扩大土地，最后成为霸王，这是当时的教化使他们成为这个样子。秦国是高贵的天子，是拥有天下的富豪，，但却亡国亡家，这是穷兵黩武的结果。所以周朝的败亡在于国势软弱，秦朝的败亡在于国势强大，这是不会因时而变的原因。

　　如今想招降南夷，使夜郎前来朝拜，降服羌、僰，攻夺?州，建立城邑，深入匈奴，烧毁它们的龙城，议论此事的人都加以赞美。这是做臣者的利益，并非是天下的长远大计。如今中国没有狗叫的惊扰，却受着远方备战的牵累，使国家破败，这不是养育百姓的办法。去实现无穷无尽的欲望，使心意畅快，而同匈奴结怨，这并不是安定边疆的办法。结下怨恨而不能消除，战争停止而又重新产生，使近者蒙受愁苦，远者感到惊骇，这不是持久的办法。如今全国锻造铠甲，磨利刀剑，矫正箭杆，积累弓弦，转运粮食，看不到停止的时候，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忧虑的事情。那战争持续时间长，变故就会产生，事情繁杂，疑虑就会产生。

现在外郡的土地有几千里，列城数十个，地理山川的形势可以控制百姓，胁迫附近的诸侯，这不是公室皇家的利益。看看历史上齐国和晋国所以被灭亡的原因，就是公室方面的势力衰微，六卿的势力太大了。再看看秦国所以灭亡的原因，就是刑法严酷，欲望大得无穷无尽。如今郡守的权力，不只象六卿那样大；土地几千里，不只是闾巷那点凭借；铠甲武器和各种军械，不只是戟矛那点用处。这样的客观条件，如果碰上天下重大变乱，那么其后果就不可讳言了。

　　徐乐和严安的奏书送交天子，天子召见了主父偃和徐乐、严安，对他们说：“你们都在哪里啊？为何我们相见得这样晚？”于是，武帝就任命他们三人为郎中。主父偃屡次进见皇帝，上疏陈说政事。皇帝下令任命他为谒者，又升为中大夫。一年当中，四次提升主父偃的职务。

　　主父偃向皇上劝说道：“古代诸侯的土地不超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很容易控制。如今的诸侯有的竟然拥有相连的几十个城市，土地纵横千里，天下形势宽缓时，则容易骄傲奢侈，做出淫乱的事情，形势急迫时，则依仗他们的强大，联合起来反叛朝廷。现在如果用法律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那么他们反叛的事就会产生，以前晁错的做法就出现这种情况。如今，诸侯的子弟有的多达十几个，而只有嫡长子世世代代相继承，其余的虽然也是诸侯王的亲骨

肉，却没有一点土地受封，那么仁爱孝亲之道就得不到显示。希望陛下命令诸侯可以推广恩德，把土地分割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些子弟人人高兴地实现了他们的愿望，皇上用这种办法施以恩德，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王的国土，不必削减他们的封地，却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于是，皇上听从了他的计策。主父偃又劝皇帝说：“茂陵刚设置县，可以将天下豪强兼并之家和作乱的人，都迁到茂陵，内则充实京城，外则消除奸猾之人，这就叫做不诛杀而祸害被消除。”皇上又听从了他的主张。

　　尊立卫子夫当皇后，及揭发燕王刘定国的阴私，主父偃是有功的。大臣们都畏惧主父偃的嘴，贿赂和赠送给他的钱，累计有千金之多。有人劝说主父偃说：“你太横行了。”主父偃说：“我从束发游学以来已四十余年，自己的志向得不到实现，父母不把我当儿子看，兄弟们不肯收留我，宾客抛弃我，我穷困的时日已很久了。况且大丈夫活着，如不能列五鼎而食，那么死时就受五鼎烹煮的刑罚好了。我已到日暮途远之时，所以要倒行逆施，横暴行事。”

　　主父偃盛称朔方土地肥沃富饶，外有黄河为险阻，蒙恬在此筑城以驱逐匈奴，内省转运和戍守漕运的人力物力，这是扩大中国土地，消灭匈奴的根本。皇上看完他的建议，就交给公卿们议论，大家都说不利。公孙弘说：“秦朝时曾经调发三十万人在黄河以北修城，最终也未修成，不久就放弃了。”主父偃盛称其利，皇上竟采纳主父偃的计策，设置了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偃向皇上讲了齐王刘次景在宫内淫乱邪僻的行为，皇上任命他当了齐相。主父偃到了齐国，把他的兄弟和宾客都召来，散发五百金给他们，数落他们说“开始我贫穷的时候，兄弟不给我衣食，宾客不让我进门；如今我作了齐相，诸君中有人到千里以外去迎接我。我同诸君绝交了，请不要再进我主父偃的家门！”于是他就派人用齐王与其姐姐通奸的事来触动齐王，齐王以为终究不能逃脱罪责，害怕像燕王刘定国那样被判处死罪，就自杀了。主持此事的官员把这事报告给皇上。

　　主父偃开始当平民百姓时，曾经游历燕地和赵地，等到他当了大官后，就揭发了燕王的阴私。赵王害怕他成为赵国的祸患，想要上书皇帝讲述他的阴私，因为主父偃在朝中，不敢揭发。等到他当了齐相，走出函谷关，赵王就派人上书，告发主父偃接受诸侯的贿赂，因此，诸侯子弟中有很多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封侯。等到齐王自杀了，皇上听到后，大怒，认为是主父偃威胁他的国王使其自杀的，就交给官吏审问。主父偃承认接受诸侯贿赂，实际上没有威胁齐王使他自杀。皇上不想诛杀主父偃，这时公孙弘当御史大夫，就对皇上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封国被废除而变成郡，归入朝廷，主父偃是这事的罪魁，陛下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民交待。”于是皇上就把主父偃家族的人都杀了。

　　主父偃正在显贵受宠时，宾客的人数以千计，待到他被灭族而死，没有一个人为他收尸，唯独洨县人孔车为他收尸并埋葬了他。天子后来听说了这事，认为孔车是个长者。

　　太史公说：“公孙弘的品德行为虽然美好，但是也因为他遇到了好时机。汉朝建国八十余年了，皇上正崇尚儒家学说，招揽才能超群的人才，以发展儒家和墨家学说，公孙弘是一个被选拔出来的人。主父偃身居要职，诸位朝中高官都称赞他，待到他名声败坏，自身被杀，士人都争着讲他的坏处，真是可悲呀！

　　太皇太后王政君向大司徒马宫和大司空甄丰下诏书说：“听说治理国家之道，首先要使百姓富裕起来；使百姓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孝经》上说：‘使皇上平安，治理百姓，没有比用礼更好的了’。‘礼，如其奢侈，宁愿节俭。’从前，管仲当齐桓公的相，使齐桓公称霸诸侯，有九合诸侯，匡正天下的大功，然而仲尼说他不知礼，这是因为他奢侈过度而同国君相比拟的缘故。夏禹住矮小的房屋，穿粗劣的衣服，后代圣人不遵循他的做法。由此可以说，国家政治隆盛时，君王的德行优厚，却没有高过节俭的。用节俭的美德教化俗民，那么尊卑的次序就会形成，而父母兄弟间的骨肉恩情就会更加亲密，纷争诉讼的根源就会消失。这就

是家给人足，不用刑罚就能治好国家的根本啊，怎可不努力实践呢！那三公是百官的统帅，是万民的表率。没有树立起垂直标帜却得到弯曲影子的情况。孔子不是说过吗：‘你领着走正路，谁敢不走正路？’‘选拔贤能的人，教育能力差的人，那么人们就能得到鼓励。’汉朝兴盛以来，作为皇上股肱之臣的宰相都能亲身实行节俭，轻视钱财，重视道义，表现得非常突出的，没有象从前的丞相平津侯公孙弘的了。他身居丞相的高官地位却盖着布被，吃粗糙饭食，每顿只不过吃一个肉菜。但对老朋友和他喜欢的宾客，却都分出一部分自己的俸禄供给他们，自己没有剩余的钱财。他确实能够内心自我克制约束，而外表上却依据法律行事。汲黯诘难他，这些事情才被皇上知道，这可以说是比制度规定的要降低一些，但却是可以施行

的。德行优厚就去做，否则就不去做，这同背地里奢侈而外表上假装节俭，以此沽名钓誉的人不同。他以有病为由要求退职回家，汉武帝马上下令说：‘奖赏有功的，表扬有德的，喜欢好人、讨厌坏人，这是你应当知道的。希望你少用心思，保养精神，再用医药辅助治疗。’恩准假期，让他治病，赏赐他牛酒和各种布帛。过了几个月，公孙弘的病好了，就上朝办公。到元狩二年，他终于在丞相的官位上寿终正寝。了解大臣的没有超过国君的了，这就是例证。公孙弘的儿子公孙度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后来当了山阳太守，因犯法失掉侯爵。表彰道德大义，是为了引导时俗之人，勉励教化，这是圣王的制度，不可改变的道理。将恩赐公孙弘后代子孙中的嫡系者以关内侯的爵位，食邑三百户，用公车把他们送到京城，将他们的名字报到尚书那里，朕要亲临现场授予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