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三星堆- 三星堆考古人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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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发现三星堆的燕道诚父子

（四川大学博物馆供图）

1934年，葛维汉在燕家院子发掘现场

1986年

著名的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出土现场

1986年，考古人在简陋的草棚里昼夜不停地发掘一、二号“祭祀坑”

（三星堆博物馆供图）

1984年，毕业后的雷雨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跟着当时的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参加考古发掘。

2005年，雷雨接替陈德安，担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在努力完成1980年至2005年的三星堆考古总报告的同时，他带领考古人员发现了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群，并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城墙，让三星堆古城的城墙最终合围。“和许多前辈一样，雷雨从未想过自己能有朝一日见证6座新坑的发现。”

2019年12月2日，收到同事信息的雷雨和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赶到发掘现场，铜器的颜色，很像三星堆一、二号坑此前出土的铜器。负责1986年发掘的陈德安和陈显丹两位老先生也被请到了现场。陈德安下到坑内，在那抹青绿色上摸了摸，说了六个字，斩钉截铁：“大口尊，没问题！”

站在探沟旁的雷雨长舒了一口气，“如果我们探沟的布设偏了一米，就碰不到那件铜器，可能就放弃了，或许又要等几代人才能发现。”对他来说，再次找到“祭祀坑”，就像与老朋友重逢。

2013年，硕士毕业以后，主攻商周考古的冉宏林进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并如愿被分配到了三星堆考古遗址工作站，从此开启了自己的三星堆考古之旅。

几年前，他将一、二号坑所有出土的器物摊开，进行一番“大数据”对比，发现一个现象：两个坑出土的器物存在互补。但有一些器物是残缺的，始终拼不起来，没有找到它缺失的部分，“既然一、二号坑找不到，那就存在新坑的可能”。

2019年，在“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的支持下，三星堆遗址开展新一轮的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为了找到猜测中的三号坑，冉宏林画了详细的图纸，推演了5种可能性，并据此布设了多条探沟。而其中的一条探沟，正好打破某个坑状遗迹的一角。三号坑就这样神奇般地被发现了。

随着四至八号坑的陆续被发现，三星堆这块大型历史拼图，终于在时隔三十多年后，被逐渐拼凑起来，而更多的历史之谜，还有待考古学者们去解密。

八号祭祀坑是三星堆8个坑中面积最大、器物最多的一个，也是象牙“含量”最高的一个坑，密密麻麻的象牙层层堆叠。

过去的两年多，身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的赵昊，全程参与了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工作。发掘之初，因出土的高等级文物较少，八号坑曾长期位于“鄙视链”的末端，同行们一度开玩笑说这是“文物垃圾坑”。

但随着发掘的深入，大量国宝级文物陆续出土——造型别致的铜猪鼻龙形器、结构复杂的青铜神坛、大嘴细腰的铜巨型神兽、华丽珍贵的金面罩铜头像、神秘未知的青铜镂空权杖……曾经的“文物垃圾坑”，成为了“超级聚宝盆”。

2020年，从北大硕士毕业后，许丹阳入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恰逢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于是便顺理成章地参与了进来，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早不晚，正当其时”。

在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许丹阳主要负责四号坑的田野发掘，火遍全网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三胞胎”就是他“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