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文史说

编辑/观文史说

一提起古代的灾荒年景，可能很多人脑海中第一时间想到的画面就是一群饥民在地上搜寻草根树皮。

饥民们即使已经饿的走投无路了，都不愿意去猎捕动物来果腹，更不会去捞些河里的鱼虾上来吃。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01

古代闹饥荒，人的下限会低到什么程度？

光绪年间，北方五省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旱灾和饥荒，死亡人数高达1300万之多，这场“丁戊奇荒”不仅导致极端的道德沦丧，也暴露了清朝官民困境的根源。

当大范围旱灾首次来袭时，百姓和地方官员都抱有侥幸心理，盼望来年能转危为安，但旱情持续，粮食歉收严重，很快便陷入绝境。

为了活命，百姓先是吃尽了草根树皮，然后吃土充饥，最后只能相食，山东青州的饥民吃光本地富户后还打算暴动抢粮，河南百姓宁愿饿死也不接受外援，都显示出绝望中的非理性。

地方官员也陷入两难，他们面临来自上级的压力，要稳住局面、禁止暴乱，但手头没有粮食救灾，也无力阻止百姓相食，一些官员只能在奏报中隐瞒灾情，或劝退外来救济，这更拖延了救灾进度，于是，道德崩溃在所难免。

究其根源，这场灾难是多方面因素导致的，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不断向外败退，一方面要赔款割地，一方面要应对太平天国等内忧。

北方多地盲目播种罂粟而减产粮食也使储备不足，面对灾荒，清廷仓库空空，海外捐款也救不了全体灾民，百姓没有出路，官员也无力回天，人性便在绝境中沦丧。

我们不能因为那场悲剧就否定人性或历史，而要深入反思，避免悲剧重演，在物质丰富的今天，我们更应提升道德修养，发扬宽容仁爱的美德。

同时，政府要建立健全的灾害救助和食品管理机制，让百姓无虑，让官员能尽责，只有当人性光明面得到发展，黑暗面才不会轻易显现。

02

灾民宁愿吃草根、啃树皮，也不愿捕鱼虾

古代农业社会，人民的生计完全依赖于天时地利，一旦发生旱涝蝗灾，庄稼难以丰收，老百姓就会陷入绝境，面对饥荒，为何百姓宁愿啃树皮填饱肚子，也不去河里打鱼呢？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

一方面，天灾改变了河流生态，旱灾时，河水干涸，鱼虾早已死亡，即使有水，也是泥浆一片，不再清澈。

水灾时，淹死的人畜尸体泛滥，河水被严重污染，不再宜食，山里的百姓靠打猎为生，但饥荒时野兽也会大量减少，有时反被困饿的老虎围攻伤害。

另一方面，大多数百姓无力捕鱼，北方数十万灾民，又饿又弱，无力下河捕鱼，就算个别善泳的壮丁，也无法在污浊的河水中捕到多少鱼。

即使有渔民，单靠他们的捕鱼量，也远远无法供给众多灾民，并且，大多数百姓不会烹饪鱼虾，没有油盐调料，无法去除腥味。

再者，迷信思想也阻止了百姓捕鱼，古人迷信河中有龙神，不敢在龙神的地界捕捞，生怕触怒河神。

此外，百姓也普遍惧怕河水传播瘟疫，不敢食用死亡污染的河鱼，也不敢接触被视为洪水福地的江河。

最后，东西部地理差异也是重要因素，南方水网密布沟壑纵横，北方干旱贫瘠黄土高原，南方储粮丰富稻米充足，北方频繁发生饥荒，北方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南下逃荒谋生，南方百姓生活稳定，无需依靠河渔度日。

古代饥荒之民面临自然灾害与精神迷信的双重困境，他们既不具备捕鱼的生存环境和条件，也受迷信禁忌等思想禁锢。

这反映出古代社会的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百姓的生计完全依赖农业，一旦发生灾害便无力自救，只能在绝境中挣扎求生。

03

三年饿死一千万人，朝廷不救，不允许外国人救?

光绪年间，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发生旱灾与蝗灾，导致北方地区出现大规模饥荒。

据《晋豫灾略》记载，连续三年不下雨，庄稼枯死，人吃草根、树皮度日，家家口粮缺乏，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惨象，这场灾荒持续四年，死亡人数高达一千多万。

朝廷面临财政困难，优先支持洋务运动，只拨出少量赈灾粮款，李鸿章负责赈灾工作，减免赋税，平抑粮价，发放救济粮，并出售官职筹措经费。

但救济远远不足，部分给予帮助的西方传教士遭到清廷阻挠，官员更是拒绝外国救援，宁愿饿死也不接受“外教”。

然而这场严重灾荒并未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一是清廷维持了基本赈济，二是李鸿章尽力组织救灾，三是江南士绅积极襄助，四是外国慈善团体提供一定帮助。

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将穷途末路的灾民拉回了生的希望，尽管死亡人数惨重，整体社会秩序得以维系，这场人间浩劫曾一度陷入绝境，但终究化险为夷。

这场灾荒波及范围极广，除华北五省外，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也深受其害，河南一带更是惨不忍睹，村庄成片荒芜，黑云压城般的蝗虫遮天蔽日，所过之处麦田化为赤地。

饥民在绝望中吃尽了草木树皮，还出现了活人煮死人食其肉的可怕场面，有目击者形容，那画面已成一方人间地狱。

饥民四处流离，人心惶惶，有人在路上捡拾已死之人的肉食，也有人将亲人变卖求得一口饭，贫富老幼无不饥肠辘辘，精神极度绝望。

其时朝廷派来的赈济粮发放有序，李鸿章并调动地方官员网罗物资，开仓放粮，暂时缓解了灾民的困境，然救济之路走得十分艰难，捐赠不足，粮食运输又遭劫掠，能到达灾民手中之物寥寥无几。

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也在灾害中显露出统筹大局的能力，他调兵平息了数起粮食车队被劫的动乱，并设法限制灾民外流规模，同时又设法平抑粮价，让更多贫困灾民有力付诸口粮。在他的组织下，北方几省的救灾秩序得以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灾害中也充分显现出民间力量的爱国热情，江南绅商纷纷开仓赈济，并与来华传教士在救灾方面展开竞争。

他们认为外国传教活动会影响民众，于是自发进行救灾，并在报刊上发表爱国文章，呼吁圈内人士行动起来，这样的民间救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朝廷的压力。

尽管死亡人数惨重，但在各方努力下，这场浩劫并未成为推翻政权的导火索，民间及朝廷都在这场试炼中展现出生机与活力，或许手段有待商榷，但终究让危机中的社会秩序重新恢复稳定。

04

古代爆发灾荒时，古人们是如何赈灾的？

古代中国社会频繁发生灾荒，朝廷如何赈灾直接影响百姓生计和社会稳定，面对灾难，历代帝王大臣都竭尽全力，想方设法照顾灾民，他们在赈灾过程中展现出极高的才智与睿智，留下许多可贵经验。

粮食救急是首要之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承担粮食储备重任，常平仓和义仓由官府设立，社仓出自民间，三者互为补充，社仓覆盖范围更广。

如清代刘大櫆称赞社仓“建社仓以备荒年”，银钱因易运送也用于救济，如乾隆二十二年河南灾荒，朝廷六次拨款三百万两白银，富商大贾也乐于解囊。

宋代以前，政府粮仓主要依靠徭役和田赋筹集，这种模式往往导致粮食入库过少，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灾荒，从宋代开始，政府逐步形成常平仓和社仓两种粮食储备机制。

常平仓由朝廷拨款设立，主要布局在城市，社仓依靠地方官员和乡绅发起，分布范围更广，两大粮仓相辅相成，大大增强了应急能力。

瘟疫来袭，派医施药，太医院精医深入民间，制药赠医，明朝曾命选太医分诊五城治病救人，太医从皇宫到灾区，见证朝廷惦记贫苦百姓。

粮食储备仅解燃眉之急，长久之计还需让百姓恢复生产，历朝历代推出过多种救济措施，减轻灾民负担，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减免赋税、发放钱粮、移民实行“就食”、兴建水利设施增加就业等方法，在不同程度上帮助百姓渡过难关、恢复生产。

开明的大臣还提出巧妙应对之策，北宋范仲淹主政杭州，面对荒年不皱眉，反而日游西湖，并鼓励百姓划龙舟比赛，他又倡议寺庙修建，雇佣民工。

这些举措刺激消费，增加就业，杭州民众渡过难关，范仲淹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效果，展现调处灾难的卓越手腕。

历史证明熟谙民情、知民所需的官员最能妥善赈灾，帝王也要亲力亲为，不能掉以轻心。唯有君民同心，才能渡过灾难危机，实现社会长治久安，中华民族正是在一次次灾害中锤炼意志，才成就辉煌文明。

中国古代赈灾体系的运转，需要上至帝王下至地方官员的密切配合，皇帝要亲自督导赈灾工作，地方官员要狠抓落实，历史上许多动乱都与赈灾不力有关。

唐玄宗就曾沉迷乐游，错过赈灾良机，导致安史之乱爆发，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将善待百姓的理念发扬光大!